笃志尚功论

在儒家人生道德哲学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笃志、尚功论。“志”为志向、志气、志意、志节、志行等；“功”为功德、功世、功名、功利、成就等。“志”与“功”当为动机、目的、意向与效果、功绩、成就的意思、关系。

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者，既笃志，又尚功，把立志视为成功的思想基础和决定条件。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取得事业的真正成功，首先必须立志，只有先立志而笃志，专心致志，矢志不渝，向着所确定的目标，自强不息，孜孜不倦，积极努力，最终必能取得事业的成功。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儒家学者极为重视立志、笃志而求功、尚功的问题，并将其作为人生奋斗的一个目标加以追求和实现。

一、志者，心之所之

立志，必须首先明确“志”的涵义。关于什么是“志”？儒家学者虽然有着种种的说法，但是旨意清楚，涵义明白。就是指人心所定下的决心、方向、目标，是人身的统帅、主脑，是知识的积累、储藏，是道德的修为、端正，是事业成功的前提、关键。因此，“志”与“功”密功相关，不可分离。

在儒家学者看来，一个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努力的方向，并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便会成功。否则，便会无所作为，一事无成。所以他们对“志”的问题，十分重视，多有论述。比较而言，对“功”的问题，议论较少。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他们轻视功、忽视功。因为他们深知，只有“言志”、“立志”、“尚志”、“笃志”，才有“功”可言、可立、可成，所以他们的“志”涵有“功”的内容，有了“志”的前提、基础，并积极奋斗，努力追求实现其目标、理想，便会取得成功，建立功业。“志”与“功”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不可或缺，有的时贤将其“称之为志功论”，实为智者之见，中肯之论。

儒家学者，一贯重视“志”的问题。诸如：孔子“言志”、孟子“尚志”、荀子“立志”，董仲舒“重志”等等，后世儒者，多有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志”的重视。论志、重志，首先要界定、明确“志”的涵义和内容，即什么是“志”的问题。

孔子在与弟子“言志”中，把“志”作为一种志向、志意、目标。他说自己的志向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使老者安逸，朋友信任，少者怀念，这体现了孔子的人生关怀的宽阔胸襟。

因此，孔子有志于夏、商、周三代治国精英之所为，追求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目标，以求实现人生关怀。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之未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论·礼运》）孔子向往三代精英所实行的治国方略，施行天下为公的大道，选用贤德和有能力的人，讲信谊，修亲睦，人们不独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爱抚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有归宿，壮年人有用处，幼年人得到爱抚，鳏寡狐独残疾的人，都得到赡养。男人有职业，女子有家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此，阴谋诡计不得兴起，盗窃作乱不得发生，这种和睦共生的社会，便是“大同”世界。孔子有志于三代精英之治，意在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便是他终生的志向。孔子所“言志”是指志向、趋向而言。

最早给“志”作了明确的界说者，则是孟子。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思想意志是意气感情的统帅、主宰，意气感情是充满人体内的精神力量。思想意志到哪里，意气感情亦随之到哪里表现出来。所以人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但却不可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由此可见，孟子所界定的“志”，具有统帅、主宰之义，它决定人的意气感情、努力方向，故要持志、守志而不动摇。

荀子认为，人为万物之灵，而优异于万物，高超于群生。人不仅有气息、有生命、有知觉，而且有道德意识，“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之为贵，还因为人“有志”而能学习和储藏各种知识。他说：“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荀子·解蔽》）“心”（思维器官）能储藏各种知识，但也有其空虚之处；“心”能兼知各种知识，但却能专一；“心”能进行思维活动，但却能沉静。人生来便有知觉，有知觉就有记忆，记忆就是心中有了知识的储藏。荀子所讲的“志”，是指大脑记忆和知识储藏的意思。

徐干在论治学之道、之德、之途、之方时，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肯定“志”为学之师，有志才能学，教人立志而成材，并对“志”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界定、揭示。他说：“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故学者，求习道也。若有似乎画采，玄画之色既著，而纯皓之体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欤？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自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广。故君子之于学也，其不懈，犹上天之动，犹日月之行，终身亹亹，没而后已。故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中论·治学》）马虽有会快跑的脚，但不经常练习，又没有会驾车的人驾驭，则不为好马。人虽有很好的资质，而不学习道理，则不是有道德的人。所以学习，就是求知道理。如同一张图画，着上天地的杂色，原来的本体之色不见了，直到破旧亦不会改变，谁也不知其原来的本色。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天天练习则所学的知识不忘，自我勉励则不会堕落，多听天下名人之言则志气增加。所以有道德的人对于学习，从不懈怠，如同上天之运动，日月之运行，从不停息，终身勤勉不怠惰，直到生命停止。所以说一个人虽有才智而无志向，亦是不能成功的。所谓“志”，是学习的老师；“才”则是学习的徒弟。学习求知的人，不怕才智不够，而怕志气不立，这就是学习者亿兆，而成功者很少的原因。所以有道德的人，必须“立其志”。《周易·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个道理。徐干认为，人成德立行，功成而名不朽，主要在于学习，而学习能否持之以恒，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立志，有了志向、目标，就会日习而学不忘，努力而学不息，终生不倦，勤勉不怠，这样便会取得成功，所以说“志者，学之师也”。学者立志向学，充分发挥才智，积极求知增智，成德立行，就会成为有道德，有知识的人，“故君子必立其志”。

邵雍对什么是“志”？作了这样的诠释：“经纶天地之谓才，远举必至之谓志，并包含容之谓量。”“志于道者，统而言之。志者，潜心之谓也。德者，得于己，有形故可据。德主于仁，故可依。”（《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志”为远大目标，又为必至目标。一个人确立了远大目标，就必须潜心努力学习去实现，这就是“志”的意义。就是说，期于远举，务在必至，潜心不拔，终有所得，就叫做志。有了志，实现了志，就可以成为圣贤君子。

周敦颐积极主张人们“志于学圣贤”而最终成为圣贤。他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天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为令名。”（《通书·志学》）“志”为心之向往、仰慕，志圣贤之志，学圣贤之学，就可以成为圣贤。

程颢、程颐继承和发挥了孟子的“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的思想，对什么是“志”？以及“志”与“气”的关系作了说明。如云：“志，气之帅。若论浩然之气，则何者为志？志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气。志至焉，气次焉，自有先后。”“志，气之帅，不可小观。”“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又说：“志顺者气不逆，气顺者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也，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然热不烦，虽寒不慄，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这显然是对孟子“志气”论的发挥。志为气之统帅、主脑，有了志统帅气，志正则气正，志顺则气顺，志至则气随志，这样才会养浩然之气，有了浩然之当，就会持其志无暴其气。具有这种浩然正气的人，才能“建功立业”，成为圣贤君子。否则，便是“出于事为浮气”（《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这种人便会无所作为。

朱熹对“志”作了全面而详备的阐发。他说：“性者，即天理也，万物禀而受之，无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心之所之谓之志。……‘志’字从‘之’、从‘心’。……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经营往来底，是那志底脚。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志是公然主张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潜行间发处。志如伐，意如侵。”（《朱子语类》卷五）“志”为“心之所之”，为公然要做的正义事业，如同讨伐侵略者一样的正义之举。所谓“志是心之所之”，就是人决定实现的努力方向、目标。一旦确定了前进的目标，就要一直向前，直奔到底，决不后退，如同讨伐敌人一样，直到胜利。所以人必须立志。志不立则事不成。朱熹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要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先舜。……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朱子语类》卷八）“读书须要立志，志不立，便衰。”（《朱子语类》卷十三）人要有胸心大志，立志高远，勇猛直前，努力不倦，便会成功，意志不定，悠悠闲适，不会成功。所以为学求知，做事求功，必先立志，志定而不衰，便会积极求知，最终会成为圣贤。

陈淳引申和发挥了其老师朱熹的“立志求功”论，他在《北溪字义》卷上《志》篇中，对何谓“志”及如何“立志”作了详细的阐释：“志者，心之所之。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向那里去。……一直去求讨要，必须得这个物事，便是志。若中间有作辍或退转底意，便不得谓之志。”“志有趋向，期必之意。心趋向那里去，期料要恁地，决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常言志趣。趣者，趋也，心之所趋也。趋亦志之属。”“志”就是心所趋向的奋斗目标，有了远大目标，努力追求达到，就会取得成功，故为学求知，修身行事，必先立志。

叶适在阐释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时，对“志”作了诠释。他说：“孔子言固已甚明；而后世莫能行者，以其所知孰为道，孰为德、孰为仁故也，士始各以其私己者讲之。人莫不有志也，特其志之非耳；诚知其非，则所志者道也。据也，依也，亦莫不言。志者，人之主也，如射之的也；据者，其地也；依者，因地而立也。嗟夫！人孰肯自以为泛然旅于斯世者？曷不即其所志与其所据依者明辨而详择之哉！”（《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述而》）“志”为“人之主也”，“射之的也”。就是说，“志”是人所立下的主攻方向，所要射中的必定目标，所以说，人要确立自己的主攻方向，选择确定的远大目标，并为之刻苦奋力，便会取得成功。否则，方向不明，目标不定，茫然无知，泛然不定，便会一事无成。

王守仁在发挥孟子“夫志，气之帅也”的同时，又把“志”释为人之生命，木之根本，水之源头，并以此说明“立志”的重要性。他说：“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王阳明全集》卷七《示弟立志说》）“志”为人的生命、根本、根源，人无志则无以为生，所以立志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不容易的大事。一旦志立了，就要经常为之奋斗，直到达到目标。

儒家学者对于“志”的意义的论述，其旨意大体相近、相同。他们意在告诉人们明白“志”的涵义和“立志”与“成功”的关系。

二、立志，成功之本

儒家学者在对“志”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界定、诠释的同时，对“立志”的意义及“志”与“功”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详细而充分的论证。

儒家学者认为，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功德俱佳，实现人生理想追求，达到人生理想目标，就必须“立志”。而“立志”本身亦有个出发点、立足处、归宿地的问题。因此，他们在强调“立志”的同时，又强调“立志”的根据、宗向、目标。诸如：“志于道”、“志于仁”、“志于学”、“志于敬”、“志于德”、“志于义”、“志于正”、“志于功”等等。

我们已经说过，因为“志”是心之所趋向，人的努力奋斗目标，人立志做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功业。人立志做圣贤则为圣贤，立志做君子则为君子，立志做豪志则为豪杰，立志为民则利民，立志为天下则兼善天下，所以立志之初，要缜密思考，谨慎决定，不可随心所欲、马虎草率。立志要高不要卑，要纯不要杂，要正不要偏，要明不要暗，要公不要私。这就告诉人们，要确立正确而远大的志向，不可有偏私邪暗的追求，这是做人成仁、求贤成圣、事业成功的出发点和关节点。因为志不立则事不成，“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所以人必须先立其志，然后才能成其事。从这种思想理念出发，儒家学者一再强调为人之本当先立志的问题。

孔子极端重视人的志向、志节、志气，认为人无志则无以立，便不成其为人。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对于个人来说，同于生命，重于生命，人无大志，生如同死，生不如死。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志的问题。有志，还要看志的根据、趋向、目标，孔子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追求。他一生的志向、目标，在于追求实现仁义道德、学问知识、兼利他人，不在于美衣美食、私欲满足、贪图虚名。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苟志于仁矣，无恶矣。”（《论语·里仁》）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志于道”、“志于仁”、“志于学”等，都是讲“立志”的根据、出发点、立脚点，立志要纯正，不能偏邪，这是为人立身之根、之本、之先、之要。孔子不仅自己认真言志、行志，而且教育弟子们言志、行志。据《论语·公冶长》篇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与弟子颜渊、子路讨论各自的志向，表明自己的志向是使老者安逸，朋友信任，少者怀念。为他人着想，关怀他人，受他人尊重，为他人分忧，是他们的共同志向。孔子的“志功”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志功”论，并作了具体的说明。于中可见，孟子“尚志”、“重功”、“志道”、“行道”。据《孟子·尽心上》篇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有知识的人，必须有高尚的志行，要想使自己有高尚的志行，就必须实行仁义。居于仁，行由义，便是有志行、道德之人。立志、尚志的出发点、着力点、终极地，就是仁义道德，这是仁人君子之道之德。所以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流水不把洼地流满，则不再向前流行；有道德的人有志于道，没有一定的成就，也不能通达。有道德的人，不仅自己志道、行仁，而且要引导君主志道、行仁。所以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侍奉君主必须专心一意引导他走正路，有志于仁。相反，君主“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志于道”、“志于仁”等，是完成正义事业的正志；反之，是危害人民的恶志。所以立志要正，不要偏；要善，不要恶；要全，不要曲。

荀子认为，人的高下等第之所以不同，则在于人的志意、安修不同。他说：“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荀子·儒效》）人之所以分为众人、大儒、小儒等不同的高下等第，是由于其立志，修为不同而使之然的。众人：志于曲私，行为污浊，不希望他人为公，而自己却以私为修；小儒：志于私而后公，行思性情而后修，知而好问然后才；大儒：志安于公，行安于修，知识通达。志修不同，则造就不同等级的人，所以立志是成功的关键。

立志不仅会使一般人成就事业，立功、立业，而且会使有过失的人，改邪归正，立德、立名。只要立志、励志自新，就能取得成功。据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下卷上《自新》篇载：“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这是说，鄱阳太守周处，少年时为孤儿而无家教，胸无大志，凶猛霸道，横行乡里，为一大祸害，他家乡义兴，水中有条蛟龙，山中有只恶虎，都为害为姓，被人们称之为“三横”，而周处害民尤其厉害。于是有人说服周处杀虎斩蛟，其实是希望三横去其二，只剩其一。周处便入山杀虎，入水斩蛟。周处在水中与蛟龙搏斗了三天三夜，乡里人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而相互庆贺。周处杀了蛟龙出水后，听说乡里人相互庆贺其死亡，才知道人们对自己如此憎恶，便有悔过自新、痛改前非的想法。于是便去吴地寻访著名学者、诗人陆机、陆云兄弟，陆机不在家，正好见到了陆云，把自己的真情实意告诉了陆云，并说自己想改过自新，可是虚度光阴，年龄已太大了，最终不会有成就了。陆云告诉他：“古代人都崇尚早晨得到了真理，晚上死去都可以的精神，何况你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呢！人就怕不确立志向，并为之奋力，为什么却担心美名不彰显呢？”周处于是确立志向，励志自新，最终成为一名有政绩、有战功、行孝道的忠臣孝子。这就是告诉人们，任何人只要确立志向，并为之奋斗，最终都会成功的。

张载认为，“志”是“教之大伦”，为人、为学、为官，都必须“先立志”、“正其志”。要确立远大志向，端正志意，立志于仁、于道。他说：“凡学，官先事，士先志，谓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伦而言也。”“可欲之谓仁，志仁则无恶矣。”“志道则进据者不止矣，依仁则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正蒙·中正》）“志”为人能否成就道德、事业的关键，决定人的发展方向和事业的成败与否，所以“立志”的方向要明确、正确。张载说：“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正蒙·至当》）又说：“孙其志于仁则得仁，孙其志于义则得义，惟其敏而已。”（《正蒙·中正》）“志”决定人的道德、才气、事业，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志于仁则得仁；志于义则得；志于善则无恶，所以人不仅要立志，而且要正志。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因为圣人有通天下之志，并能感人心。所以说：“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正蒙·至当》）立大志、感人心，平物我，故能和平天下。

二程对“志”作了明确的界定的同时，对立志、正志作了具体的说明。肯定这是做人之本，修身之要，入道之功。如云：“或问入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则有本。譬之艺术，由毫末拱把，至于合抱而干云者，有本故也。’”“或问：‘今有志于学，而知识蒙蔽，力不能胜其任，则如之何？’曰：‘致知则明，明则无不胜其任者，在强勉而已’子曰：‘人之于学，避其所难而姑为其易者，斯自弃也已。夫学者必志于大道，以圣人自期，而犹有不至者焉。’”“子曰：‘有志于道，而学不加进者，是无勇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又说：“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人能立正志，正其志，志于道，志于学，以圣人自期，而可入圣人之境。所以说：“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临人则人化，无往而不得，志之正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就是说，人为学求知，修德正身，建功立业，必须先立志、正志。否则，一无所成。

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想有知识，有德行，有功业，成圣贤，就必须先立志、定志，而立志、定志要如饥似渴，积极奋力，不可悠悠懈怠，胡乱混混。立定大志，勇猛直前，义无反顾。朱熹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学者须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朱子语类》卷八）立身、求知，要在立志。志立之后，就要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努力奋斗，不可闲之悠悠、浪费时光。如果悠悠度日，则是志不立。因此，朱熹强调学者要以立志为本。他说：“学者须以立志为本。如昨日所说为学大端，在于求复性命之本然，求造圣贤之极致，须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个好人，识此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进，日夕渐渐消靡。今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必须是光明正大，必不应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尽做得去，不到圣贤地位不休。如此立志，只是歇不住，自是尽有工夫可做。如颜子之‘欲不能’，……若不立志，终不得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为学求知、修身立德、成就功业，必须以立志为本。志既立就要为实现所立之目标，积极做去，不到圣贤地位不休息，不停歇，要“欲罢不能”，“念念不忘”，如此尽力，终为圣贤。

朱熹针对当时学者之弊病：不肯下苦功夫坚持志向，永往直前，学做圣贤，而进一步阐发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说：“看今世学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尝见学者不远千里来此讲学，将谓真以此为事。后来观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识些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语之。夫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自家当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个七尺血气之躯，如何会并立为三？只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处出来。……伊川曰：‘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三十而立’以上，节节推去。五峰曰：‘为学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今之学者皆曰：‘它是尧舜，我是众人，何以为尧舜？’”（《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今世学者之病痛是“皆在志不立”。他们虽然不远千里来求学，却不认真求学、做人，只做得二三分人，认识一些道理就满足了。而不是做到十分，求做圣贤，既不思量人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伟大、崇高处，更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人之能，故不求知为圣贤。相反却说：“它是尧舜，我是众人，何以为尧舜？”这是放松自己、降低要求，当然不可为尧舜了，究其实则是“志不立”的缘故。如果立志做圣贤，就会“如人在战阵，雷鼓一鸣，不杀贼，则为贼所杀，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学者应举觅官，从早起来，念念在此，终被他做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真立志为圣贤，勇往直前，积极修为，不断求知，就会成为圣贤。因此，朱熹强调立志要高远，有紧迫感，坚固心，不可悠悠自得，浪费光阴。有人问朱熹：“为学工夫，何以为先？”回答是：“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只患立志不坚，只恁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立志向前为圣贤，最终就会成为圣贤。

陆九渊认为，做人、为学、求知，必须先立志，志意高远，则会成就远大的人生目标，有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积极努力，最终则会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因此，陆九渊一再告诫弟子要立志、立大志。他说：“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不立志，无明师，不可为学，学亦无成，故为学“须先立志”。立志还必须立大志，只有立大志，才能成大功。如果“学者须是有志读书，只理会文义，便是无志。”所以“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因为“志小不可以语大人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立志不远大不行，不纯正不行。既有大志，就不会“汨没于声色富贵间”，而使“良心善性都蒙蔽了”。有了远大而纯正的志向，就不会受名利、物欲所牵累、动摇，而会向既定目标努力前进，最终实现自己的志向。有人问陆九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缘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回答是：“志于学矣，不为富贵贫贱患难动心，不为异端邪说摇夺，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后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学术之异同，人心趋向之差别，其声讹相似，似是而非之处，到这里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后能不惑矣。又十工夫十年，方浑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一个人只有“志于学”，便会不受富贵贫贱患难动摇其决心，亦不会为异端邪说夺取其正学，而会下工夫从少年到壮年、至老年不断努力，勤学苦读几十年，最终晓知万物之理，与万物浑然打成一片，便是知天命而无疑惑了。

陆九渊不仅强调“志于学”，而且强调“志于道”。所谓“道者，天下万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一《论语说》）人和万物都有其道，故人应当由其道而行。因为人“无志则不能学，不学则不知道。”（同上）所以学者必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为学者之大端。陆九渊对孔子这个思想作了具体的阐释，意在告诉人们“志于学”则“知道”，“志于道”则“全德”、“尽仁”而无恶也。

陆九渊言志、辨志，最精辟之论为《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所阐释孔子《论语·里仁》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的见解：“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三）志于义则习在于义，并为求义而勤勉不已，最终而成为君子；志于利则习在于利，并为求利而不断索取，最终而成为小人。所以学者立志必须辨志，以求为君子，而不为小人。

陈淳在对“志”作了明确的诠释的同时，对立志、正志及其与成功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志者，心之所之。……如志于道，是心全向于道；志于学，是心全向于学。”“人若不立志，只是泛泛地同流合污，便做成甚人？须是立志，以圣贤自期，便能卓然挺出于流俗之中，不至随波逐浪，为碌碌庸庸之辈。若甘心于自暴自弃，便是不能立志。”（《北溪字义》卷上《志》）陈淳认为，立志必须明志、正志，不可暗、邪。因为立志于道则全心向于道，立志于学则全心向于学，立志于圣贤则努力为圣贤，立志于身修则努力修身，立志于天下则力求平天下；立志于世俗则自暴自弃，无所作为，最终庸庸碌碌于流俗之中。立志为什么则求成为什么，最终会成为什么。立志关乎人生成败，德业成就，故立志要慎重。陈淳说：“为学紧要处，最是立志之初，所当谨审决定。此正是分路头处，才志于义，便入君子路；才志于利，便入小人路。”（《北溪字义》卷上《志》）立志关系到，决定着人生事业的大小、成败，故“当谨审决定”。

经过“谨审决定”之后，当然要确立高明正大的志向。陈淳说：“立志须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资质，纯粹静淡，甚近道，却甘心为卑陋之归，不肯志于道，只是不能立志。”“立志要高不要卑。……立志要定不要杂，要坚不要缓。”（《北溪字义》卷上《志》）确立高明正大的志向，并为之积极努力，便会使道德、事业取得成功。

王守仁认为，立志是为人做事取得成功的根本，人之大患，在于无志，有志则可成就事业，无志则一事无成，所以立志是立身之本，成功之根。为学、做人，必先立志，志不立则学无根、事不成。王守仁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于污下者，见以志之弗立也。”“夫志，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学。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王阳明全集》卷七《示弟立志说》）又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坚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立志》）“志”为生命之本，事业成功之根，人之大患在于无志，无志则一切无从谈起。人立志而胸有大志，则行动有方向、目标、动力、源泉，立志做什么，经过努力就会成就什么，立志于圣贤则为圣贤，立志于君子则为君子，立志于道德则会有道德，立志于技艺则求技艺而有技艺，有志则有成，无志则无成，所以人必须立志、立大志。

陈确认为，人求知为学，修身做人，先要立志、定志，如此便会努力求真知、做圣人，则会得真知、为圣人。他说：“学莫先定志，志为圣贤，而后有圣贤之学问可言。……故曰：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移之；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移之。故志于富贵，则所格所致皆富贵边事矣；志于功名，则所格所致皆功名边事矣；志于道德，则所格听致皆道德边事矣。此非格致之异，而吾心之异焉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于圣人之学也。此学莫先正心之一大公案也。”（《陈确集》《别集》卷十四《大学辨一》）又说：“子曰：‘苟志于仁矣，则无恶也。’……谓人特患不立志耳，不用力耳；能立志，能用力，而真知出矣。”（《陈确集》《别集》卷十六《大学辨三》）学者求知为学，立身修德，必须先立志、定志。立志、定志后，就会按照所定的目标，积极努力，不断用力，就会实现目标，达到目的。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能转移之；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能转移之。志于富贵，所格物致知者皆富贵之事；志于功名，所格物致知者皆功名之事；志于道德，所格物致知者皆道德之事。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心之所之不同，不是格物致知之异。立志求为什么，就会努力实现什么。人立志求真知，用力学真知，就会出真知。所以学者必须先立志、定志，志为圣贤而后求圣贤之学问、道德，最终会成为圣贤。

李顒对立志与立身做人、求知为学的关系，十分重视，颇有精论。

李顒认为，人平生立世，学习知识，成就事业，修养心性，求为圣贤，必先立志。立志是人立身于天地间的第一项事，立志做天地间的第一等事，就会成为第一等人。他一再讲明这个道理。“先生云：‘为学必先立志’，请问吾人立志当何如？先生曰：‘立志，当做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自奋自力。在一方，思超出一方；在天下，思超出天下。今学术久晦，人失其心，阐而明之，不容少缓。当与一二同心，共肩斯事，阐扬光大，衍期脉于天壤。救得人心千古在，勋名直与泰山高，则位育参赞事业，当不藉区区权势而立矣。’”（《二曲集》卷六《传心录》）又说：“立志须做天下第一等事，为天下第一等人。志不如此，便是无志；志逊如此，便不成志。问：何如是天下第一等事？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人？曰：能如此，便是天下第一等人。”（《二曲集》卷三十五《论语上·子罕篇》）立志做天下第一等事、第一等人，就会做成天下第一等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就是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做到这些，便是天下第一等人。

因此，李顒非常强调立志，立什么志的问题。立什么志，做什么事，就会成为什么人，成就什么事。所以说：“匹夫有志，匹夫而豪杰也；临境不夺，豪杰而圣贤矣。人惟无志，故随俗浮沉，若真实有志，自中立不倚。主意既定，九死靡移，如水必东，百折不回。此之谓乾坤正气，人中铁汉，凛烈一时，彪炳千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谓不夺。志于道德者，潜心性命，惟期道明德立，功名不足以夺其志；志于功名者，究心经济，惟期功成名就，富贵不足以夺其志。若志在贪图富贵，刻心雕虫，锐意进取，辄自以为有志，人亦以有志目之，及所图既遂，便以为有志者事竟成，其实止成得一个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乌睹所谓志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境临即夺，安往不可？故学莫先于辨志，亦惟辨之于三者之间而已。”（《二曲集》卷三十五《论语上·子罕篇》）匹夫有志于豪杰，就会成为豪志；临阵不夺其志，就会由豪杰而成为圣贤。人若无志，随波逐流，一事无成。若真有志，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终成大业，彪炳千秋。成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夺其志气。人志于道德，则潜心修为，就会道明德立，功名不能夺其志；志于功名，则究心经济，就会功成名就，富贵不能夺其志；志在贪图富贵，则刻心追求富贵，得到了富贵，便以为有志者事竟成，其实是一个患得患失的鄙夫。所以为学求知、做人立事者，一定要先辨志，即辨别道德、功名、富贵三者的区别。

辨志意在明志、持志。经过辨志，明确什么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之志，就要为实现真正的志向而努力，持之以恒，努力学习、修为，以实现其志。李顒认为，志于道德，才是真正有价值，实实在在之志。他说：“学不志谷，方是实学，方为有志。实学道德，自不志于功名，实为身心性命，自不念及于富贵利达。”（《二曲集》卷三十四《论语上·泰伯篇》）又说：“‘志道’、‘据德’、‘依仁’而后‘游艺’，先本而后末，由内而及外，方体用兼该，华实并茂，今人所志惟在于艺，据而依之，以毕生平，逐末迷本，骛外遗内，不但体无其体，抑且用不成用，华而不实，可耻孰甚！古人以道为先，是以知道者多；今人以艺为先，是以知道者少。道成而上，艺成而下，审乎内外轻重之分，可与言志矣。志道则为道德之士，志艺则为技艺之人，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学莫先于辨志，必也道成而方及艺，则朝夕游衍，莫非摄心之助，巨细精粗，一以贯之矣。”（《二曲集》卷三十四《论语上·述而篇》）“辨志”为了确立什么志向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李顒认为，只有“志于道德”之志，才是有价值、有意义之志。他把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理论，视为先本后末，由内及外，体用兼该，华实并茂的完整学说。如果“志于艺”，则为逐末迷本，求外遗内，体无其体，用不成用，华而不实的可耻行经。为此，他要人们要“志于道”、“以道为先”，而成为“道德之士”；不要“志于艺”，“以艺为先”，而成为“技艺之人”。所以立志不可不慎，为学必先辨志。

李顒认为，由于后世之人不“志于道”，“以道为先”，而“志于艺”，“以艺为先”，故使正学不明，学术不正，不为君子之志，不学圣贤之学，只图安保，结果不能造就君子、豪杰，面却造就了为己求利的小人。他说：“自后世豪杰不兴，正学不明，学者终身皇皇。……其所从事者非君子之学也，以其为安与饱计也。”（《二曲集》卷三十一《论语上·学而篇》）以此为志、为务、为求，“便是小人”。因此，李顒要人们树立君子之志，求为君子，而成为君子。他说：“吾人今日之学，先要清楚此念，辨个必为君子之志。此志诚立，而后所敏为君子之敏。……而所学始为道谊之学，所好始为正大之好，其人始为君子之人。”（《二曲集》卷三十一《论语上·学而篇》）志在道义、君子，敏而学之、求之，则为君子；志在温饱、肥己，计而得之、求之，则为小人。

李顒以宋代王曾为例，告诉人们要志在道德、事业，不在温饱、利禄。他说：“宋王曾乡试并殿试皆居首，贺者谓曰：‘士子连登三元，一生吃著不尽。’曾正色答曰：‘曾平生志不在温饱。’其后立朝不苟，事业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温饱，是以居官多苟，事业无闻，甚至播恶遗臭，子孙蒙羞讳言，不敢认以为祖。故人品定于所志，事业本乎生平。”（《二曲集》卷三十一《论语上·学而篇》）北宋的王曾（公元978—1038年），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是第一名，大文学家、史学家叹曰：“王曾器也。”（《宋史·王曾传》）人们祝贺他：“士子连登三元，一生吃著不尽。”他严肃地说：“曾平生志不在温饱。”历官为监承通判济州，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知审刑院、参知政事、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枢密使、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谥文正。王曾为学连中三元，为官有政绩、声名，究其所志，不在温饱，而在道德、学问、功业，故能如此。当然受到李顒的称赞，而让人们效法。李顒的立志、成功之论，确实有其独到而合理之处。

颜元认为，人不仅要立志，而且要定志、正志，只有立正志，志于道德，不志于富贵，依此不断地前进，才会干出一番有益于天下百姓的事业。他说：“人之志道德也，君子积年作之而不兴；志富贵也，俗人一言动之而辄起。甚矣，志道者之鲜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杜生第十五》）又说：“志乎正，不正不敢志焉，志之久，则所志无非正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不为第十八》）立志必须真立，真立才能真做，真做才能成功。所以要认真思考立志之事。颜元说：“志不真则心不热，心不热则功不紧，故多睡之人无远图，立志之子多苦想。”（《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教及第十四》）真立、真做，就可以为圣人，因为圣人是做的，只要立志做圣人，又认真去做，就可以为圣人。所以说：“人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皆无志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学须第十二》）立志做圣人，积极学圣人，就可以为圣人。“圣人偏是终身志，终身学。”（《四书正误》卷三《论语上·为政》）人只要志于学，肯用功，坚定不移，就可做圣人。颜元所主张的圣人，意在教人为天下兴利除害，有益于万民。

张伯行认为，人要认识人之为人和如何做人的道理。因为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为顶天立地者，故不可庸庸碌碌，与草木同朽，虚度一生，而要立志学圣贤，做圣贤，成大业。他说：“天、地、人，号为三才，人须是顶天立地，不亏其分量方好。生要有益于世，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人；死要有传于后，为千万世重有赖之人，方不负此七尺之躯，不至碌碌与草木同朽。”（《困学录集粹》卷二）又说：“人既生在世上做一个人，自有个做人的道理，大而纲常伦理，小而日用饮食，那一件不有个至当不易之则，皆要于我之一身，求尽其道，若于道理上全不理会，悠悠忽忽，如醉如梦，甘与草木同朽，岂不枉过一世？”（《困学录集粹》卷一）人与天、地号称为三才，是顶天立地的伟大、高贵者，要认识、思考人之为人和做人的道理，不论是大者论理纲常，还是小者日常诸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都要在自己身上探求其存在的道理。如果不能认识体会，却庸庸碌碌，迷迷糊糊，醉生梦死，混世度日，与草同朽，便是枉过一生，毫元意义。这种人，与其生，不如不生。

因此，人必须立志，立大志，不流俗，不随波逐流，以求为圣贤。张伯行说：“人之随波逐浪，汨于流俗之中者，只是志不立之故。若立志以明道，希文相期待，自能卓然特立，天壤间便觉少此人不得。”（《困学录集粹》卷三）又说：“人必有不安于近小之心，而后可期以远大；人必有不安于凡庸之心，而后可相期以圣贤。不期于远大，不期为圣贤，皆是志不立。”（《困学录集粹》卷二）确立远大志向，力求为圣贤，不安于眼前现状，不随波逐浪，自能干出一番事业，天地间就感觉到不能缺少这个人。否则，不求为圣贤，只是碌碌无为，这就是“志不立之故”。所以人要立大志，干大事，为圣贤。

儒家学者的立志说，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道德品格，人生目标，它关系到人的理想、道德、功业的成败。有些古训，在当今依然有其重要的思想价值。

三、笃志，方能成功

儒家学者不仅说明了“志”涵义，“立志”的重要，而且进一步论证了如何实现“志”的问题。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明确了“志”的意义，认识了“立志”的重要，而不去积极努力去实行、实现“志”的目标，也只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停留在言论上，这是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空言虚语。因此，他们力主在明志、立志的同时，就必须笃志、践行，以实现“志”的目标。

儒家学者指出，一个人确立远大的志向、目标，就要为实现自己的志向、目标而笃志不移，矢志不渝，积极进取，孜孜不倦，勇往直前，力行实践，不为名利累其心，不为富贵夺其志，不为物欲乱其性，最终定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达到人生的目的。这就是动机、目的和如何实现动机、目的的效果、功绩的问题。儒家学者重视动机、目的，同样亦重视效果、功绩。

孔子一生收徒讲学，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周游列国，游说诸王，不辞辛劳，都是为了推行他的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实现他的政治志向、理想，反对暴君、暴政、苛政，为天下兴利除害。

孔子的“志于仁”、“志于道”、“志于学”的“志”，意在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包涵着关怀人生，兼善他人，利济天下的“行”的内容。这是孔子“文、行、忠、信”，“躬行君子”（《论语·述而》）和“观其志”、“观其行”（《论语·学而》）等思想的体现。孔子的“志”与“行”是紧密相联的，融为一体的。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可见，其“志”与“行”是始终如一，首尾一贯的，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对人的观察、认识，既要“观其志”，又要“观其行”，缺一不可。他反对言而不行，志而不动，要人们做到“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这才是君子之德、之行。孔子不仅自己这样言、这样行，教育弟子亦要如此言，如此行。所以孔子弟子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思考当前的问题，仁德就在这中间了。笃志与修德融为一体。

孟子学孔子，而与孔子一样，为推行自己的仁政主张，实现自己的志功学说，而积极行动，劝说诸王，以身殉道，居仁由义。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天下清明，君子得志，道不己所用而得以推行；天下黑暗，君子守志，不惜为道而死；没听说以歪曲道为代价而逢迎当世王侯的。就是说，君子为持志、行道，要不惜自己的生命，而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

当然，有道德的人，造诣高深，意志坚定，不受干扰，便会以“道”指挥自己的行动，就可以运用自如，左右逢源了。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依靠正确的方法得到高深的造诣，不断地积蓄，就会取之不尽，所以要志于道，守于道，行于道。

孟子指出，积蓄高深的造诣、道德，必须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不可心猿意马，一心二用；必须时刻努力，积极进取，不可时断时续，一曝十寒。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躬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孟子·告子上》）志于学，必须认真学，不断地学，否则不会有成。

孟子不仅立志，而且尚功，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功，他一生都在笃志、践行。孟子与弟子彭更的如下问对，就是明证：“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之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之所以随车数十辆，从者数百人，到各国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彭更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经过一番“食志”与“食功”的问对、辩论，彭更则认为“食志”。孟子进一步追问，彭更作了否定回答。最终孟子认为彭更的回答是“非食志，食功也”。“食志”为动机，“食功”为功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既重视动机、志向，又重视效果、功绩。他到各国去游说诸王，就是要实现他的志向。

荀子认为，士君子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必须在立志的同时，注重道德，修行自己，坚定意志，笃志力行，所以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荀子·修身》）“笃志”为坚定意志，一个人能够以坚定的意志而认真的实践道德，就是君子。“笃志而体，君子也”，就是这个意思。荀子以如何立志、笃志、修行的状况，来衡量“大儒”与“小儒”。能立志克制自己，勉强修行为公者“谓小儒”；能立志于公，安然修行为公者“谓大儒”。因此，仁人君子要“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斯文理。”（《荀子·富国》）如此立志、笃志、正身、治国，则会功业卓著，美名天下。

笃志、守志、行志，不论遇到什么境地，都要坚定不移，安贫乐道，苦苦追求，终成大业。晋代王欢就是这样的人。据《晋书·王欢传》载：“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为国子博士。……迁祭酒。”立志向学，专心致志，求为大儒，不怕困穷，不为讥笑而改变志向，并“守志弥固”，最终成为博通古今的大儒，而成为国子监的祭酒。这是安贫乐道，笃志学行的结果。这就告诉人们立志苦学、笃志践行，终会成功。

二程认为，人不仅要立志，而且更要“笃志”。如果仅仅立志，而不笃志，只能半途而废，不会成功。只有既立志、正志，又笃志、力行者，才会达到最终目标，取得事业成功。所以说：“志不可不笃，亦不可助长。志不笃则忘废。助长，于文义上也且有益，若于道理长助长，反不得。杜预云：‘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此数句煞好。”（《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三）又说：“学不博则不能守约，志不笃则不能力行，切问近思在己者，则仁在其中矣。”（《河南程氏外书》卷六）人立志之后，就要笃志、力行，只有坚定不移，自诚不息，专心致志，积极力行，努力实践，方能成其德业。否则，立志而不笃志，言志而不行志，则是自欺欺人。

朱熹指出，求知为学，做人修德，建功立业，须要立志。然而，立志是虚，仅仅立志而不笃志、力行，亦不会取得成功的。所以必须立志且笃志、力行，努力去做，方可有得。他说：“志于道，如讲学力行，皆是。”“只做立志，便虚了。圣人之说不如此，直是有用力处。且如孝于亲，忠于君，信于朋友之类，便是道。所谓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于己也。”（《朱子语类》卷三十四）立志之后，就要坚定意志，积极力行，勇猛向前，如此下去，没有不进，无有不成。所以学者只患立志不坚，志而不行，不患学之不进，行之不得。只要依志做去，毫不动摇、懈怠，则便得、便成。

王守仁认为，既然立志，就要为确立的目标，勤学好问，笃志力行，不达目标，便不罢休。反之，不为立志，亦不为笃志。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已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勤学》）又说：“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有可夺之志，却不可以不深思凝省而早图之。”（《王阳明全集》卷四《寄闻人邦英邦正》）有学行的人，已立志为圣贤君子，就要决定不改其志，而积极学习圣贤之学，“笃志力行，勤学好问”，不好高骛远，亦不为得失夺其志，踏踏实实，谦虚自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表里一致，终会成功。

潘平格指出，人生之初就要“思量如何做人”，“做何等人结局”的问题。因为做什么人？如何做人？是人生的大问题，所以不可不思量，不能不思量，这就是“立志”的问题。就是说，人生之初就要思量立志的问题。经过思量之后，立下志向，确立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目标，就必须笃志、力行。据此，潘平格提出了“笃志力行”说。

潘平格十分重视笃志、力行的问题，并把笃志与力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立志求贤成圣，担当圣学，成就伟业，并不困难，人人都会有这种志向，都有可能性。然而，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把崇高的志向，远大的理想，付诸于实践当中去，做出艰苦的努力，这就是“笃志”与“力行”的统一问题。一个人能做到此二者统一，就可以为圣贤、担圣学、成伟业，所以他把笃志与力行视为统一不可分离的整体。他说：“说笃志处即是说力行，说力行处即是说笃志。盖未有笃志而不力行者，亦未有力行而非笃志者，何可分也。”（《求仁录辑要》卷十下）笃志即力行，力行即笃志；有笃志处即有力行，有力行处即有笃志，二者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的。

儒家学者认为，笃志、力行是实现所立之志，成就所求之功的关键。非如此，不可能实现所立之志，成就所求之功，所以他们在强调立志的同时，亦强调笃志、力行。

儒家的立志、笃志、尚功论，既明确“志”的涵义，又强调“立志”的重要，更强调“笃志”、“力行”在“建功立业”中的关键作用。他们目标明确，目的明确，志意高远，并把动机与效果、志向与功业统一起来，视为人生为学求知，修身立德，实现人生理想的完整过程。非如此，一个人便会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当然亦就没有功业可以言说、建立了。

儒家的立志、笃志、尚功论，旨在教育人们树立崇高的志向，远大的理想，并终身为之勇往直前、积极奋斗，而立德、立功。这些思想深有哲理，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