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也是士

孔子的社会地位是儒也是士。从穷儒到雅儒，从小人儒到君子儒，最后成为大儒，仍然是儒。他在宋国的先祖第五代便失去贵族地位，作为鲁移民也已经历第六代，不过是武士或儒，只有少数田产，已经不是没落贵族，更不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子历72君而不遇，国君不听他的，还代谁发言？孔子只能讲中庸之道，对立双方，互不得罪，也往往互不讨好，因此坊间有人概括出孔子圆融进退的若干事例，自我安慰。

孔子劝国君行道，要求国君爱民，这样才远者来而近者悦，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可是国君不听他那一套。于是他慨叹国君好色不好德。孔子也是个天真的知识分子，作为国君，不好色者鲜矣，否则不会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说什么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有谁人听？（《季氏》）只有孔子这个穷士才只有一个老婆，而且只生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早死，殡殓一切从简。

儒在殷商已有之。胡适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徐中舒（1975）从甲骨文中的字论证是沐浴之意。《礼记·儒行》有 “有澡身而浴德”之意。《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因此也沾不上没落奴隶主贵族之光，只是帮人搓澡、擦背的澡堂工。进而为司礼、赞礼业医的方士，再进而为殷民族的教士，“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服人也。”（《礼记·儒行》）到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论衡》），已经到达君子儒这一层次，属于 “高级知识分子”了。但还是一个士。

士在春秋时为 “四民 （士农工商）之首”（《管子》），“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国语·晋语》）兼通文武。春秋时的士已为专职文士，为卿大夫出谋划策。孔子收教学生，培养目标就是为卿大夫出谋划策。《管子·小匡》载，“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士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空闲的时候，同一年龄段的人，谈话资料都是孝悌忠信义，耳濡目染，相沿成习，因此士是世代相传。在春秋时，这些知识分子确是依附在卿大夫身上的，私门养士成风。到战国初期孟尝君、春申君等著名的四大公子，养士数千，所谓鸡鸣狗盗之流，其实都是士。一方面教育由公学过渡到私学，培养出更多的知识分子 （士），这些 “毕业生”没有出路，不见招聘，不见考试，只有向私门效劳。他们不仅为卿大夫出谋划策，还为卿大夫赴汤蹈火。孔子门下只作文事；但墨子门下便是守城，当游侠，做刺客。这种士，社会地位同卿大夫的宠信度成正比。一旦失去卿大夫的支持便无所作为。孔子无非是士的杰出代表，文人论政，要看当权者的脸色，小小泥鳅，翻不了浪。

儒这一职业又是术士的 “学衔”。术士又称方士，广义的方士包括儒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活埋的四百几十个儒生，包括从事炼丹、吐纳的术士，因为这个暴君认为是徐福这个方士骗了他，带着一批童男童女渡海而去，不知所踪，留下来的非杀不可。

秦始皇的继承人公子扶苏向他解释儒生不同方士，扶苏受到贬斥。方士、术士、儒生多属社会下层，没有权势，没有富贵，说话没有人听。孔子无非是个大儒、鸿儒，但他殷民之后的出身使当权者警惕有加。尽管孔子 “入其国必闻其政”，关心越大，排斥性越高，国君怀疑，卿大夫视为异己，孔子的列国游说只能以失败告终。

士的地位常使他无所作为，乃是由于春秋的大气候决定的。所以孔子尽管表示 “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但他在鲁国也当了4年不算小的大官 （以现在的规模论，是一个县或县级市的局长或秘书长），政绩都是些小事，无足挂齿。老百姓靠边走，卖羊的不得灌水求卖等等，都是小菜一碟。

方士又为官名。 《周礼》谓秋官司寇所属有方士，设中士16人，以下有府史胥徒等人员，掌 “都”、“家”两级的狱讼。“都”指周王子弟与公卿家的采地。 “家”指大夫采地。方士听取都士、家士办案的结果，呈报司寇，以便审核定案。但士仍然只是幕僚。

春秋的政治生态是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一方面在宗族制度被破坏后，国君和贵族势力削弱，迫切向士求助，以便加强其统治。这个士阶层和封建领主的统治有利益相同的地方，没有这些“食邑”的租税，他们的富裕生活便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些 “食田”，还不是士的私产。随着强宗的出现，宗族制度被破坏，许多强宗成为地主经济的土地所有者，而士又成了这些强宗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常常得到强宗赏赐的土地，这样他们不仅作为地主经济的代表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本身也成为拥有小块田产的新兴地主阶级了。在这点上，他又与领主经济有矛盾。这种士的两重性，就决定春秋时士在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中的双重立场，既反对这个，又拥护这个，过犹不及，中道思想自然形成。

随着大夫食邑的逐渐扩大，强宗的兼并日益发展，士的需要也不断增加，专门训练士的大师也随着出现。孔夫子、墨翟、少正卯等人便应时出现。这些人的目的明确：“学而优则仕”是摆在 “仕而优则学”后面的。他们虽然标榜无功不受禄，影响人君不过是为了“行道”，其实这些人都是待价而沽的美玉，自叹放在箧里无人识宝。

作为士的代表和训练的大师，孔子是站在地主经济方面的，所以他同新兴的地主——商人势力有密切联系，他的门徒甚至有个别还是新兴的地主——商人。因此孔子同旧的封建领主统治有矛盾。在孔子的言论和行动中，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封建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地主——商人势力的要求，所以在周游列国中，72个国君都不听他那一套仁义礼智信，甚至拒绝了他。当他听到学生宰我传达鲁国季氏集团欢迎回鲁的时候，孔子大喊：“归与归与！”（春秋时位于今山东省有38国，今河南省当年有42国，这两省便有80国）

然而，士阶层的出现，最先是为了加强国君和贵族的势力而得到封建领主的重视的，士阶层在春秋时仍然脱离不了跟封建领主的联系，而且由于 “税亩”的实行，承认私田合法性，大夫兼并战争更加可以不受公田的限制而放手大打了。这些战争又促进了封建领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就使 “士”的阶层常常又站到封建领主那边，反对兼并，反对战争，反对 “税亩”，主张恢复西周领主经济时的裕民政治 （据说成康之世，禁止打仗，四十年 “不用”刑罚）。这样又使士阶层站到领主经济一面，跟地主经济有矛盾，正因为这样，所以孔子又常常在各国受到强宗或新兴的地主——商人势力排斥。匡地的被围，陈蔡边境的危难，正是这种矛盾的双重态度必然结果。

然而士阶层的地位还不仅如此。春秋时的士阶层，有的是自由民上升的，也有的是贵族下降了，有的甚至是原来的农奴或奴隶。士这个阶层是由各个阶级的分子组成的。从管仲 （？～645）时起，士就成为四民之首。管仲 “制国为二十一乡，士乡十五”，目的是使 “四民者勿使杂处”，因此把这个在农工商之上的士阶层，集中于 “闲燕”（清静之居地）居住（《国语·齐语》）。这个阶层是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或准统治阶级，他们在未成士之前，一般都经历了比较困苦的生活。当他不得志的时候，他会同情一下庶民工商；当他向上爬时，他又会站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面去。孔子生活在保守势力较强的鲁国，无大作为不是无因的。这就是百里奚之作秦穆公相，没有孔子那样放不开手脚，只是小打小闹。孔子更没有像管仲相齐桓公，执行一系列进步政策，虽然也赞管仲为人达到仁的境界，但还是大叹 “吾不欲观之矣”。（《八佾》）百里奚原是用5张羊皮赎回来的俘虏，管仲和鲍叔牙不相齐桓公之前，也一起做过生意。春秋时的大夫兼并和一系列的战争，以及统治阶级的奢华挥霍，加重了士同平民百姓的矛盾冲突，在这尖锐的矛盾面前，一方面希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近者悦远者来，一片和平气象。然而这都失败了，接下来的是战国的大打。秦国统一六国，共杀人193万，秦攻上当杀赵括降卒40万，杀母国人50万，可谓斩尽杀绝。坑儒400多人又算得什么，何况许多还是方士、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