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佛典翻译

近来出版的《翻译通报》，先后发表有关佛典翻译的文章不少，因为那是祖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多数人参加这个讨论，除了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翻译史料外，在总结以往的成绩中，还可以吸取一部分有用的经验，因此我们以为是很有意义的。但在一些有关佛典翻译的重大问题，如译场组织、人事制度、工作方法等，多经同志们有系统地加以发挥，那么下文所能谈到的便难免不是一些枝节问题了。

佛典翻译能有日趋完善的制度以及较好的工作方法，都是翻译工作者长期摸索的成果，不是一上来就会如此的，何况有了理想，还须顾及条件，如人才、设备等，所以佛典的翻译，晚出的较为精细，早出的多见粗糙，各书的优劣，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说明了过去比较完善的翻译工作计划，事实上的推行，也是经过不断努力来克服困难的。

翻译工作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实际，由于不同文体语法的牵制，加之各民族历史背景以及生活习惯的悬殊，譬喻之间，自然多有差别，一经转手，要想做到尽如人意，恐怕是不可能的，因此一部分人甚至说那比创作还要困难。翻译工作的客观需要，本是为了一切不懂原文的读者，所以在精通原作的人看得明白，并非理想，只有在一些不通原文的人读了，深切地了解，才成可贵，自然读者关于这门学问的基础训练，也不能一概不问。为了克服这些事实上的困难，过去佛典翻译大家，特别注意选择自己所擅长部门的著作，即是把个人研究与翻译这两方面密切地结合起来，以求减少理解上的错误和困难外，他们同时有讲经的办法，在翻译前后，经常举行，我们以为除了有负责宣扬教义的目的，实在也是明确所译佛典内容的最好方法。隋唐一代大师讲经的办法可说是非常仔细的。例如这一个专门名词在原文有多少种不同的意义，本书是用的哪样解释，这段话要是反驳别派的意见，那么反对派有关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皆得扼要地加以叙述，乃至篇章结构、全书要点，附带也有说明，这些讲经人的“口义”，大多由学生笔录下来，加以整理，作为研究的参考，如玄奘门下窥基所撰《成唯识论述记》便是好例，此书内容虽未免失之过分繁烦，但是他们这一套办法，把翻译、研究与讲授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此，译者对于所翻书的内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更浅显地说明，并且这样训练，毫无疑义又可熟练表达的技巧，提高翻译的水平。正如有教学经验的人跟没有教学经验的人，转述同样事体，亦可显分高下。个人孤立来搞翻译，为应急需，实在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其间一些缺点，因为未通过公开的检查讲授，译者的疏忽，尤其是隐深的地方，自己很难一一发觉。例如目前极少部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一般读者的确很不容易看懂，译者又多不自知有无错误，如此翻书的人，得有机会公开讲授，我想对于大家都是很有益处的。否则，今后出版界就应该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或者稍可补救以往这样的缺点。

谈到一般不通外语的人，对于原文的语法自然比较生疏，并无足怪，所以除非国文实在无法表达的意思，译者最好避免模拟外语结构，到一般国人多不了解的程度，同时音译的部分，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决不宜过多，乃至选字也要斟酌，用隋彦琮《辩证论》上的话说，就是译者要“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2]，即是无处不存心为读者着想。针对着这个方向努力，一些有关技术性的问题，过去佛典翻译的办法，在长期的改进中，看来似乎也有一部分经验，如后期译场组织的人事分工上，便有所谓“润文”的，参加玄奘译场的有薛元超、李义府等，参加义净译场的有李峤、韦嗣立等，可为代表。他们的专门任务就是修辞，这类人多半是国文根底较好，对于梵语倒不见得怎样深入，甚且可能是完全不懂，因其如此，他们“润文”当不致过分拘泥于外语的习惯，可以让译文更加“华化”，取得民族的形式。现在的翻译工作者在最后定稿时，往往不对勘原书，单观译文来斟酌辞句，用心或许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是存心反对吸取外国语文的长处，而在有意广泛寻求读者，扩大影响。再则“同义字”的选择应用，以及错字别字的校改，本是写好文章的一种非常细致的功夫，作者能得避免，自然需要比较长期的训练，译书更是不能例外。所以后来佛典译场中又有所谓“正字”的，顾名思义，即是专门负责改正文字上的错讹，如参加玄奘译场的玄应，撰有《一切经音义》，多数人知道他是当时有数的“字学名家”。现在人们译下一篇东西，有时请几位国文程度较好的同志看看，虽明知对于这门学问非所专长，但在用字上可能听取些意见，也许是同类的经验。此外一切专门名词，包括人名、地名的对音，要能避免各地不同方言的影响，尤其在集体工作中做到划一，方便读者记忆，也是要有标准的。因此佛典译场的人事分工中，“正字”之外，又有所谓“证梵”、“参译”之类，也就是核对原文的，他们负责译名的无误与一致。在后期佛典翻译中，可谓更进一步，对于一般专门名辞，音译之外，多附加意译。如“伐苏槃度”(Vasubandhu，人名)，必注曰:此言“世亲”;“僧伽罗”(Siamdotabv;hala，地名)，必注曰:此言“执师子”;“阿毘达摩”(Abhidharma)，必注曰:此言“对法”之类。这种办法，虽未免略嫌累赘，但事实证明，可有两重好处:一则对于通常读者，利用音义的关联，难于遗忘;再则懂得原文的人，虽见同音的字，也可以深知其异。因为过去佛典翻译本有这些讲究，所以今日国内外深通梵语的学者，仍然可以根据译文翻回去，大致不差。可惜这种工作，近代翻译工作者已多不再留意了。

翻译思想的作品，正确与否，关系尤为重大，对于一般不懂原文的读者，要能避免错误的联想，明确观念的本质，晋代道安总结佛典翻译的经验，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论^[3]，内说“好用文言”也是一失，我们以为是很有道理的。好比有的少年学生，参加考试，完全懂得的才敢用明白的话写下来，含糊的反多“大凑其文”，恐怕是一类的事实。因此要用所谓“典雅”的文章，来掩饰自己的糊涂，叫人看了，似是而非，决不能说是全错，办法虽属高明，且是一般读者不容易发觉的毛病，但实际最为害事，应该算是译者最不忠诚老实的表现。因此不特晋代道安所谓“三不易”的第一条就告诉我们要“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兼通梵华，同时对于翻译有研究的隋代彦琮也说:“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4]他们前后都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可见是从工作中体会得来的重要原则。

翻译既然主要的是为了一般不通原文的读者，他们了解专门术语，尤其比较形象化的，多根据自己现有的学识与经验，加以比较与推测，所以要译名不让读者有错误的联想，以致走失原义，必须注意这个名辞音译用字可能引起误解的一些关节。例如大家常见佛典中的一册小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名原系一半音译，一半意译，“般若波罗蜜多”是梵语Prajnaparamita的音译，“心”是梵语hrdaya的意译，但在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则皆错写作“多心经”，虽则可笑，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多心”两字联读，恰是大众常说的话。又如《盂兰盆(经)》，虽是梵语Ullambana的音译，本义是“倒悬”，但在后来好些著作的解释，甚至包括一些不通梵语的大师(例如唐朝宗密所作《盂兰盆经疏》)，多以为那是一种什么盆子，如此“望文生义”，虽则错了，但是并非完全不可理喻的。佛典翻译的这些例子，今后由于国际文化的交流，教育的普及，同样的故事，可能是没有的。但是目前一切翻译工作者要坚持大众的方向，这样的小事，也是值得略为留意的。此外则有一种较为复杂而嫌别致的例子，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梵语Rupa的意译，本是形形色色之色，换句话说，就是指的物质现象，“空”是言其“无有自性”。但是一般读者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则多有意或无意地解作男女色情之色，自成一套。这种联想，反映了不合理社会的现象，已经不是简单的用字问题了。

佛典内容虽是非常驳杂，而且派别甚多，然各种“说教”，皆在巩固其特殊地位，全盘思想体系我们今日应该严加批判，但是他们一些传道的办法，在努力寻求概念的明确性，不让反对派的观念混淆它的思想，尤其到寺院僧侣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剥削集团”之后，用心总算是很仔细的。有关这一方面的努力，对于今日翻译工作者，尚不失有部分可供参考的意义。例如某些外来观念是我国原本所没有的，换言之，就是复杂到不能用本土几个相当的字来代替的，他们宁用音译，如佛典中常见的“涅槃”(Nirvana)、“般若”(Prajna)、“瑜伽”(Yoga)之类。另外一种虽是意译，他们尽可能避免与传统思想即先秦儒道各家发生纠葛，如“真如”(Tathata)、“法身”(Dharma-kaya)、“因明”(Hetu-vidya)之类，也算是佛典翻译中的一些经验。唐代玄奘所立“五种不翻”的意见^[5]，可算是对于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总结。

与佛典翻译事业进展有不可分的关系，就是佛典目录学的发达。我国自汉以后，差不多各代都有撰述，其间详情，因非本文主题，不烦细说。到唐代的体例，增订得已够详密。暂以影响较为久远的智升所撰《开元释教录》一书为例，全部二十卷，不特转述了以往各大家目录学的贡献，对于一书翻译的经验并及译者生平，都有详细的记载。如这一部书某人何时起译，何时完成，主译之外，参加各项工作者是些什么人。某人译的是初译、二译、三译等，是全本或是删节，若果是一部分，相当于该全书何卷何章，属于何类，原本是真是伪，或真伪不定，乃至过去的翻译，现在是“有本”还是“无本”，可以考见的，都经记录，不仅是一种很好的翻译史料，实在也是对当前翻译工作者极有价值的参考书。一般说来，译本往往是后来居上，翻译者除了一些客观条件的改善，如工具书的增多之类，还有参考前人译本的便利，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以为研究佛典翻译的历史，对于佛典目录学的成绩，最好也略加注意。甚至今日要有计划有领导地展开全国的翻译事业，尤其关于各科经典著作部分，近世译书目录的整理，也不失为一项颇具意义的工作。

末了，本文所曾提及的佛典翻译大家，如道安(晋)、彦琮(隋)、玄奘(唐)辈，都能总结经验，公开发表，留供后来人参考，不把它当作秘密，以致湮没，这种地方，真是值得特别表扬，也是我们希望于当今一切翻译大家的。

1951年8月25日北京

【注释】

[1]本文是石峻先生生前遗稿，作于1951年。——编者注

[2]《彦琮传》，《续高僧传》卷二。

[3]详载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引。

[4]道宣《续高僧传》卷二本传。

[5]详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