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第四年(1868年)，出生在杭州一个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少年时因读有关满族统治者入侵和明代亡国的历史，特别是受到17世纪我国杰出的爱国思想家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的影响，就已经产生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意识。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刺激下，开始接受西方传来的新思想，并且自动参加了康有为组织倡导的变法维新的进步团体——“强学会”，又在梁启超所主编的《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可见这时他的思想还没有突破改良主义的范围。戊戌变法失败后，因避清政府的缉拿，逃亡日本，在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影响下，才进一步转向革命。1900年我国北部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接着是清政府的对外妥协投降，这就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爱国思想。1902年他由日本回到上海，和蔡元培等人组织“爱国学社”，并主编《苏报》，积极鼓吹革命。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非革命书》，系统地反驳了康有为一派的保皇思想。同时青年革命知识分子邹容(1885—1905年)作《革命军》一书，极力宣传革命，他给作序，与《驳康有为非革命书》都印成小册子广泛传布，对当时宣传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引起清政府的仇恨，查封了《苏报》馆，跟邹容一道被捕入狱。但是，此后他和革命人士仍然保持联系，并且组织了革命团体“光复会”。1906年出狱到日本，正式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担任该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从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他又曾为中国留日学生演讲“国学”，鲁迅先生在当时也受到了影响。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顾问，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他的思想跟着迷失了方向，曾经一度为袁世凯所利用，1914年，他因反对袁世凯专制，被幽禁于北京，到袁世凯死后才释放。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他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并随军北伐。晚年在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统治下，他这样一位爱国的学者、热情的政治家被迫走上了脱离现实的道路，1936年老死在苏州。章太炎是一位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有丰富知识的学者，如文字、声韵、文学、史学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过不等程度的贡献。
作为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章太炎，首先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他认为人数众多和历史悠久而具有高度文化的汉民族，不仅应该在政治上独立自主，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其他方面也应当居于领导的地位，他根据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作为反对清王朝一贯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借此揭穿改良派当时假借“满汉不分”和“满汉同种”等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用来掩饰少数满族贵族阶级专制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动本质。他又根据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进一步与当时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求相结合，从而驳斥了改良派所宣传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改良派以为只要依靠清朝皇帝个人的威权，颁布几道空洞的“诏令”，就可以很顺利地推行所谓民权政治(立宪)。他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因此清朝皇帝决不可能变法立宪，即或立宪，而议院也都操纵在满族贵族的手里，汉人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因此要想实现民权政治，就一定得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由于章太炎觉察到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他指明只有革命才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并且认定只有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才会培养出有才能的领袖，如说:“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不特领袖人物的产生要靠革命，其实一般人民的智慧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革命正是提高人民智慧的最好办法，所谓“人心进化……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2]因此，他认为革命并不是仅起破坏作用，而是同时也起着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如所谓:“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3]这样就进一步地驳斥了改良派认为中国人民文化教育程度太低、目前还不配谈革命、而革命只会造成混乱和破坏的反动观点，严重地打击了当时君主立宪派的改良主义的论调。
1906年，在革命的浪潮面前，清代封建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欺骗人民和分化资产阶级，宣布了以九年为期实行“预备立宪”的骗局。章太炎写了《代议然否论》一文，反驳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间接民权——代议制度是“未有不循私自环者”，并肯定这种以财产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无论如何不能适用于中国。他坚持认为，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后，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在列强日益加紧从事侵略的年代，中国人民如果不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则终究将变成“欧美之奴隶”。
章太炎当时所提出的这种民族主义革命思想，不仅是国内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势力反对当时统治民族中执政贵族的斗争的反映，同时也表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东方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的共同愿望。所以他说:“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亚之属，亦当推广及之。”[4]因此，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反侵略的，是主张争取国际间的和平共处的。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首先是西方国家必须放弃殖民主义，使亚洲各国能够独立自主，因此他又说:“真平和云何?曰: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而已。”[5]章太炎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在当时中国曾经号召了广大的群众走向革命。不可怀疑的，他对我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曾经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必须指出，章太炎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或所谓“种族革命论”，过去虽然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但和其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反动的一面，那就是他在《中华民国解》、《原人》和《原种性》等重要论文中，未免过分夸大了历史上所谓“华夷”、“种族”、“血统”的区别，强调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绝对界限，从而宣传了大汉族主义，带来了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歧视和自私自大的落后的民族偏见，从而不可避免地在团结全国各民族乃至国际革命力量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它将日益显示出他在思想上的弱点。同时，这种阶级局限性在事实上也妨碍了后来章太炎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本文原载于1956年6月12日《光明日报》。——编者注
[2]《驳康有为非革命书》。
[3]《驳康有为非革命书》。
[4]《复仇是非论》。
[5]《答祐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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