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下半期起，中国开始有了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他们为了抵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摆脱封建政治势力对工商业自由发展的控制，要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样，就使这个时期初步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改良主义思想更加流行起来。虽然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制度来说，还不是站在根本对立的地位，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依然是有进步性的，因为它终究是与当权的封建统治集团顽固派进行了斗争。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版了许多宣传这种“新思想”的著作，其中《盛世危言》无疑是影响后来较大的、最著名的一种。毛泽东主席在青少年时代也曾以极大的兴趣，仔细地阅读过这一本对“戊戌变法”的政治改良运动起过前导作用的代表作。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生于1841年，广东香山(现中山)县人。1860年英法侵略军联合攻入北京，使他进一步感觉到民族的危机，决心放弃参加封建朝廷的科举考试，去上海经商，同时学习西方语言，后来曾亲身参加一些官督商办的工业，并担任过重要职务。他在工作期间，游历各处，经常注意考察研究中外政治的得失利病，把他认为有关“安内攘外”的办法，根据自己的认识，综合各方面的言论，随时整理，在报上发表，这就是本书的初稿。以后经过增删，于1862年收集成《救时揭要》，传至日本，曾有翻刊。1871年又出续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再后四年，将全稿三十六篇，由他的朋友沈谷人、谢绥之等删并成二十篇，仍名《易言》，在香港印行。1893年又有增订，始改名《盛世危言》，以后并陆续出版二集、三集:计初编六卷，二编四卷，三编六卷。就以上三编的文章，按性质分类重排:(1)富国、(2)强兵、(3)开源、(4)节流，则是通行的“增订新编”。这部书不限于本人的作品，也有是作者赞同的见解，被选入本书的，例如“农功”可能系孙中山手笔，但是一样可以代表作者的思想。此外，他晚年又把一些杂著以及公私来往信件等，分类编排，印行《盛世危言后编》，这已在1909年辛亥革命的前夕了。
谈到《盛世危言》一书的内容，当时著名的改良主义者王韬1880年在《易言原跋》中亟称“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而当时在写《庸书》的陈炽，1893年为《盛世危言》一书作序，也大加称赞，说这书“综贯中西，权量今古，……淹雅翔突，先得我心”，甚至表示他目前没有必要再继续他的写作了。由此可见，这书是如何受到与他同时的一些改良主义者的重视。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把他全书的宗旨和内容作了概括的说明，就是他认为国家“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必须进一步学习西方，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在《西学》一篇中，特别强调了科学是“中国本有之学”，又明确地反对了当时两种阻止向西方学习的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认为很难学会的苟安心理，另一种是认为不值得学的保守思想。出于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虽然一方面提倡“西学”，但是又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明确地表示无须根本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全盘接受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作者认为当时中国不如西方，像铁路、电报、邮政、银行、开矿、船政、纺织，乃至防海、练兵等无不一一谈到。而且又进一步地提到议院、考试、吏治、公法、税则等有关政治改革的方案和设立门报、医院等具体措施，实在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但他在全书第一篇冠以“道器”，又慎重地申明所变的只不过是“器”，而不是“道”。
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比较深刻的地方是，作者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目的，主要在夺取中国的经济利益。他觉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要“以亚洲各国为取材之牟利之场”[2]。他认为，这种经济侵略甚至比军事侵略更为可怕。因此，他认为中国要真正富强，可抵抗外围的侵略，必须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他反对洋务派宣称的买军火、练洋操就可以使中国富强的看法。他又认为，中国工商业所以不能发展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有困商之虐政，无保商之良法”，指出当时封建买办官僚是“护外商”而“削华商”，因此他主张设“商会”、立“商部”来保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认为，“论商务之源”，首先要发展机器制造工业，所谓“各种机器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又说:“能自制机器，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针对当时官僚资本家的机构营私枉法，极力主张“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由官办，专用商办”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
这个时期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富强”，并不仅在于“炮船之坚利，器用之新奇”，而是在于他们有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议会制度。他觉得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体”;至于新式武器和近代交通工具，只不过是他们的富强之“用”。他批判当时害怕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洋务派，认为他们所搞的新政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因此就算“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也是不足以抵抗外国侵略的。至于要使国际“公法”能有促进世界和平的作用，具体改革封建专制主义的政体问题，他依然是主张“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强国威，御外侮”[3]。
总之，郑观应所理想的政治制度只是想模仿像当时英国那样一种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相互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甚至认为美国议院都是“民权过重”的。所以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4]由此可见，他对于封建官僚的腐败政治是不满意的，所以主张“君民共主”，但是他所谓“民主”的一面，具体说来，就是指的要给“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的地方绅商以一定的政治地位，还不是直接为一般广大的劳动人民争取任何的权利，那是很显然的。所以他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性，还是有很大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在中法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开始破产，特别是封建买办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的限制，让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的地位，他们已经初步地认识到，没有政治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经济要求的理想的。换言之，要想发展民族资本，使中国真正能够独立富强，首先必须改革封建的专制政体，这是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但是他们这种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下，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在头上，企图依靠反动政权的庇护，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使中国独立富强，那完全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史已作了结论。
【注释】
[1]本文原载于《读书月报》1957年第11期。——编者注
[2]《商务》。
[3]《议院》。
[4]《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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