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五四”运动与革命知识分子的道路[1]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形成，引起了世界大战，在这个战争时期(1914—1918年)，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都忙于生产军火，以全力从事大规模的战争，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首先是纺织、面粉、水泥、火柴等轻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加强了，同时无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更快的发展。但就全国范围来讲，这种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很微弱的。当时封建经济在中国还占重要的统治地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过去一般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经济，虽然在中国的势力暂时减弱了，但个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美国)，却乘机发展，以更凶暴的方式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切的矛盾，都反映到思想意识上来。由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失败，并没有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使封建传统思想仍俨然居于统治地位，而欧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又同时被零乱地介绍到中国来，但没有一种思想能够集中地表现广大人民的意愿，使短时期内中国思想界形成一个最混乱的局面。在竭力寻求自己国家的出路的知识分子，这时怀疑和苦恼更见增加了。作为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李大钊同志，1918年5月在《新的与旧的》一文中，表示了要求打破这种矛盾现状的强烈呼声。他说:“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安顿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灵。”[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3]。
当时中国这种社会阶级关系和思想潮流所引起的激烈变动，特别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直接刺激下，就不能不产生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次爱国运动爆发的情况是:当时革命群众，主要是青年学生，举行示威，采取直接行动，袭击了当时的反动派——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并且很明白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占有德国归还我国的青岛、胶州湾等处的无理要求，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于是便把辛亥革命以来反动派和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之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等幻想求得帝国主义援助的这种局面打破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4]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5]。
但是发展到“六三”以后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如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兴起，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五四”运动前期在思想战线上的口号是要求“民主”与“科学”，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经过“五四”爱国运动，尤其在“六三”以后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被提到重要地位。“五四”运动中革命知识分子的左翼，因受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鉴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以及苏联政府自动放弃一切帝俄侵略中国权利的事实，便不能满足于过去的主张，仅仅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仅仅拥护所谓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了。他们开始学会“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6]，初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而走俄国人的路，便是他们的结论。他们因此传播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传播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
李大钊同志在1922年《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非常沉痛地讲明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说:“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残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可知中国人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且应用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壮大以后，是在1917年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方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社会的面目就起了本质上的变化。“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干部，创造了条件。从此中国人民在和强大的帝国主义以及国内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坚强的领导，结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阶段，为今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获得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地首先是得到了那些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传播这种学说的影响与结果。
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能进一步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通过了变革社会的实践，使本身获得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得到过的力量，坚定了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李大钊同志就是这样卓越的代表之一。反之，在长期残酷的与曲折的革命斗争中，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害怕工农群众，发展了对于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并且坚持错误不改，终于叛变了革命的阵营，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
(Ⅰ)李大钊
一、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
李大钊同志又名李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1888年(光绪十四年)生，是中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害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时仅39岁。他出身贫寒，早年读书于北洋法政学堂，攻政治经济学，后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此时就开始注意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列宁主义。1916年夏回到上海，旋被《北京晨报》社聘为主任编辑。《北京晨报》在当时可算比较富有进步性的报纸。李大钊同志就在这个报纸上宣传民族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当时北京各学校的学生都要求当局聘请李大钊同志讲学。1918年，北京大学聘为图书馆长兼史学系教授，后来改为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同年作《法俄革命比较观》(见《言治季刊》第三册)，深刻地分析了这两次不同性质的革命，说:“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有力地粉碎了当时一切反动阶级对于俄国革命的无耻毁谤和歪曲。此后他从不放弃任何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启发了当时年青的一代。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这个伟大的运动，李大钊同志不仅是思想上的灌输者，而且是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五四”运动以后，文化上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就开始蓬勃起来。当时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者之一，曾努力把这个刊物变为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于是《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同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7]，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
经过了一个时期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之后，李大钊同志就进行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了。早在1918年，就着手团结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如先烈瞿秋白、邓中夏等，都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加入了这个研究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又直接间接领导了三个进步学生团体，这就是“新潮社”、“北京学生救国会”和“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他在北京各学校发起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同志是创始人之一。他是北方党的唯一创造者和领导者，也是全国党的坚强而优秀的领导者之一。在此期间，李大钊同志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如1920年他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发表的《五一运动史》[8]以及1923年在上海《申报》发表《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按即“巴黎公社”)[9]，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22年十月革命纪念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正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号召群众“要严重地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要即日无条件地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地开始中俄会议。不许一味信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味来办理对俄外交。不许沿用媚强欺弱帝国主义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10]，进一步从事争取国际间革命的友谊，共同对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斗争。
李大钊同志原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同盟会会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民族统一战线，只有国共合作，才能展开广大的革命运动。他正确地估计了“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使孙中山先生重新理解了三民主义，公开接受了当时最有利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时跟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扩大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因而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这些工作中，李大钊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26年在北京发生“三·一八”流血惨案，李大钊同志亲自参加了这一次反帝运动的示威与巷战。李大钊同志虽头部受伤，却仍然从容不迫，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他真是一位进攻在前而退却在后的勇敢的战士。
“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同志为了坚持北方的革命工作，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留在北京，继续革命的活动。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屡受严刑拷打，逼问口供，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监狱里还尽量宣传共产主义，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李大钊同志在北洋军阀政府血腥的统治下，终于被判死刑，于4月28日竟被绞杀，同死者十九人。这一次北京许多同志被害，正发生在“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之后，我们应该看作中国革命高潮中，封建军阀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进一步联合的表示。
二、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思想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
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它的代表者李大钊同志一开始就接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曾遭受各方面的阻力，在当时反动的统治者中间，马克思主义是以日本资产阶级学者捏造的所谓“过激主义”的名字被流传着，成为一种恐怖的象征。当时军阀政府下令严禁“过激主义”。为登载李大钊同志的一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杂志的编者陈独秀被捕入狱，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所表现出的惊慌失措的状态。
李大钊同志早年所写的《青春》和《今》，是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纪念碑。他清醒地指出，青春是无尽的，“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再龈龈辩证百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11]。他在《今》这篇文章里又特别着重地指示人们要注意“今”即“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因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国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12]。他着重批判了两种不知爱“今”的人生观:其中第一种不知爱“今”的人可名厌“今”派。厌“今”的人又分两类，一类是“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经济、道德、风俗，全是‘今’的不如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其实即是代表封建势力的顽固守旧派。另一类“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但是沉溺于虚无缥缈的空玄境界”。其实即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革命派。第二种不知爱“今”的人，则是乐“今”派，“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向前进取，再为创造”。其实就是代表没落统治阶级颓废的思想。他说:“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表面上虽与厌‘今’派不同，但是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李大钊同志这里虽没有明确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指出这几种不知爱“今”的人的思想本质，如何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社会经济中所占有的不同地位加以批判，但他从根本上已知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发展观来歌颂中国的新生，这里富有战斗性的革命的人生观，显示着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芒，大大地鼓舞了当时青年的前进。
针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反动宣传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幻想，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10月15日所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面发表了两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章，分析了当时的内外局势，一方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反对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指示了中国革命应该抉择的方向，那就是有名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同志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有政治的和社会的两个结果:“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就是专制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注:文中曾列举大日耳曼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注:文中曾列举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战争。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又说:“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同志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中，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他更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巧的政客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克思的功业”。他又分析了当时世界各国革命的形势说:“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保加利亚)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治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步的，比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灭他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最后说:“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起，在1919年元旦创刊的《每周评论》上，那是当时富有政治指导性的刊物，载有一篇标题为《新纪元》的社论，也是李大钊同志的手笔[13]，发挥了跟上述《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完全一致的思想。
这都是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具有明确指导性的文献。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的关键，李大钊同志可说已经有了基本的说明。
2．唯物史观的应用与其反封建思想的斗争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家，他很深刻地认识道:“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他主张“很热心的去研究过去”，是为的“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至于“历史的进步，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14]。
李大钊同志肯定“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地变动”[15]，因此严格地区别了新旧历史观的不同，进一步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处理中国历史问题。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百科小丛书》第51种)，以及他远在1920年1月所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6]，和同年12月刊出的《唯物史观在现在史学上的价值》[17]，都是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中国历史问题的尝试。早在1919年12月《新潮》第二卷第二号所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对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作了一般的说明，认为道德是“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三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18]，于是以此理论作为根据，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尤其是作为这个旧传统代言人的孔子的伦理学说，李大钊同志驳斥它“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威权，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未尝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时代变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基础就动摇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一切的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19]他这样从经济基础上指出孔子主义的必然崩颓粉碎，并警告当时那些顽固派人说:“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20]比当时别人只知浮面的从思想意识上空洞地指出“孔家店”的不合理，确是深刻明白得多了，并且这种唯物论的观点，在当时最富于现实的革命的意义。
3．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右翼改良主义思想的斗争
李大钊同志等传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又遭到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右翼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如庸俗的实用主义者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31期上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讽刺当时“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于一切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反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反对革命。
为了驳斥胡适的谬论，李大钊同志从昌黎五峰寄给胡适一封公开信，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这封信发表于同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期，标题是《再论问题与主义》，明白地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首先“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理由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主义的宣传，“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个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谈主义是重要的，注意的是不要空谈。而且“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既不能因有假冒牌号的危险就停止宣传，更不能怕有反动派的利用中伤而忌讳谈主义。反之，“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
再则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同志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就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李大钊同志根据以上的理论，进一步地反对了革命自发论，特别提出阶级自觉运动的重要，即是说:不能等待经济上的必然的变动，而必须依靠自觉的阶级斗争，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从事一切必要的准备，争取改造的加速实现，进行革命，即是推翻原有的生产关系，求得一个根本的解决。
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代表工农群众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代表依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右翼。这和“五四”运动以前所谓“新学”与“旧学”之争，亦即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之争，反映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因此具有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三、李大钊思想的评价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而牺牲，他生平的英勇事迹，是今后党内外同志学习的榜样。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李大钊同志，他的功绩是:在鸦片战争后，一群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艰苦过程中，他首先系统地传播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坚持走苏联的道路。他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即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中，初步应用唯物史观的理论，驳斥了作为中国两千年来封建制度上层建筑的孔子学说，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为奋斗的目标，说明了今后人人都将变为工人的事实。他对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改良主义路线，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主张革命的办法，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各项问题，求得一个根本的解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没有正式建立以前，他所从事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一切限于历史条件，因之不能要求科学系统足够整严，而且事实上也确有误解的地方。例如他早期所作《青春》与《今》的著名论文中，还没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思想本质上划清敌我的界限。在应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若干著作中，也夹有偏向经济决定论方面的见解，都是不够成熟的地方。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时还难免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很好地把理论结合到实践，如说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21]，“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22]，“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23]。虽有如上这些理论上的误解，也可说是不尽明确的地方，但这是他自己已经感觉到、同时预先申明过的，只是提出思考问题，因此并不能掩盖他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的功勋。他的全部著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在现在看来，当然未必精当”，“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24]。
(Ⅱ)陈独秀
一、陈独秀的生平
陈独秀字仲甫，原名乾生，陈仲、陈仲子等是他的笔名。安徽省怀宁县人，1880年(清光绪六年)生，1942年，正当抗日战争时期，病死在四川江津，时年62岁。他虽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是很早就脱离了那种家庭环境，过的是学校生活，先读书于浙江求是书院，1909年出国，留学日本，卒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见习了日本当时所采取的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办法，同时也受了流行当地的各种欧美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接触到孙中山先生海外“同盟会”的革命组织，当时由于误解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单纯是一种狭隘的民族革命，因此没有参加。清朝末年回国，在安徽省高等学堂，担任教务方面的行政工作，感于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终于参加了1911年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先后担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以及该省的教育司长等职务。1913年因倒袁(世凯)运动失败，亡命日本，待袁世凯死后，返国至上海。1915年9月创办了定名《青年》的杂志，第二年就改叫《新青年》。在《新青年》上，他开始提出了反对旧传统，要求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个杂志渐渐成为当时团结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中心。到了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接受了西洋资本主义早期反封建文化的传统，竭力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容纳各种不同的学说在北大自由讲授，在当时封建旧文化仍然在学校占统治的地位，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虽然也反映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但在客观上毫无疑义地是帮助了新生力量的发展。他把陈独秀聘任为北大的文科学长，其他常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也都先后被聘来北京大学任教，结集在《新青年》杂志周围，成为当时文化革命的主流，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文化的运动，他们一致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新旧文学，陈独秀在当时是起了一定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样，他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便以中国激进的民主派著名。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又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由于党在初创时期的缺乏经验，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但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害怕工农群众，害怕火热的斗争，以致在1924年至1927年革命的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最后当蒋介石、汪精卫等公开叛变革命时，陈独秀等投降主义分子，主张自动放弃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因而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牺牲了大批的干部。在革命已经失败，蒋介石已经建立了他的彻底的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党紧接着就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彻底地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1928年7月召集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更详细地检讨了陈独秀的错误。陈独秀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陈独秀分子在此时宣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因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并将巩固它的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应当放弃革命斗争，转入合法运动，以待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此后终于堕落到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
二、陈独秀早期的思想
1．反封建文化的斗争和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思想
陈独秀早期的思想，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左翼，猛烈地抨击一切封建制度，同时反对各种封建文化，无论是所谓“儒家”、“释家”或“道家”的一切传统，完全倾倒于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的“近世文明”，其实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宪政[25]。但是他不能很明确地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社会的究竟差别，还以为是东西洋民族不同，因之根本思想各成一系，如他说举其大者，如:(1)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2)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3)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26]。他还不知道社会发展史的不同时期的特点，尤其是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关系，根本不是历史唯物论者。但是很显然，他已经觉悟到当时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同时迫切要求向西方学习。1916年作《我之爱国主义》，提出了个人所谓治本的办法，还不外是主张“勤、俭、廉、洁、诚、信”等一套，说“之数德国者，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可知还是彻底的唯心论者。但是他同时反对一切传统的封建文化，而特别猛烈攻击作为根据和代表的孔子学说。当时康有为电请政府推尊“孔教”，陈独秀发表公开信加以驳斥，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27]。由于袁世凯干涉下所拟订的《天坛宪法草案》明白有尊孔条文，而一般顽固保守派更加以推波助澜，于是孔教问题的讨论，在思想战线上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反映了新旧思想的剧烈斗争。陈独秀代表了当时激进民主派的意见，以为孔子之道，与西洋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根本不能相容。他说:“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兴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荣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28]后来陈独秀更进一步说明所谓道德是随社会组织和生活状态而有所变迁的，那么细察孔子的学说，必然可以看出它是不适合于现代生活的，处在今天还提倡这种不适合现代生活的孔教，便一定要成为文明进化的大阻力，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尊孔的主张。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立国于今日民政民权发张之世界，而唯注意于少数贵族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可乎不可?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断!”[29]1917年，陈独秀作《再论孔教问题》，更进而坚持废弃一切宗教之信仰，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这样，“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人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30]这种激烈的反对儒家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除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因为注意向西方寻找真理，创立了自己的“拜上帝教”，信仰对象不同，此外还不曾有过。陈独秀出版《新青年》，经过了三年，当时发表了不少富于革命性的文章，引起了顽固守旧派的极大反感，从各方面来加以非难，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他代表《新青年》杂志社写了一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驳斥了反对派的意见，表示了坚决为“科学”与“民主”而斗争的思想。他说:“本志同人(仁)本来无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操、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1]
陈独秀此时提出作为《新青年》全体同仁坚决斗争的目标，只有提倡“民主”与“科学”，还没有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失败，只有到了1920年9月1日发表《谈政治》一文，揭发了当时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如胡适、张东荪等)，一部分资产阶级(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以及无政府党人的各种伪装不谈政治的倾向，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流行的反动本质，同时在表现着热衷政治的流派中，反驳了代表封建势力的统治阶级思想，即准备利用旧的国家政治法律等来进行反对新政治的企图，以及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就是不主张采取革命的手段，仍然利用旧的工具(政治法律等)来建设所谓新的事业的彻底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大意，发挥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和劳动(阶级)专政的学说，一反过去全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开始认定:“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32]可见陈独秀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才初步地改变了过去完全倾倒于资产阶级文明的面貌，重新考虑了自己的观点，把思想转换了一个方向。
2．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
陈独秀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有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篇，这是他根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大意，对马克思学说的要点，如“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这是他企图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此外，如1921年8月在答著名共产党人蔡和森同志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一封信中，着重批判了我国当时流行的一些误解马克思学说的意见，他们以为“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陈独秀反对他们这样把唯物史观看作一种呆板的自然进化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了解为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以及限于对历史的经济的说明。他积极地主张:“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而“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
同样，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后来也是在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即与当时封建的以及资产阶级右翼的思想斗争中进行的。例如在他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作的序文中，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他固然驳斥了充满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如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一种反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玄学观的一派，同时也并不满意当时软弱的资产阶级，如以丁文江为代表的那种不彻底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观。因此陈独秀指出:“可以攻破玄学大本营的武器”，即唯物史观，是“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的，换言之，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即承认宇宙间有永远不可知的部分，如丁文江便自号是一个“存疑的唯心论”者，而要战胜提倡主观的直觉的，或所谓“自由意志”的，也就是否定“存在决定思维”，不承认有客观真理的那般胡思乱想的玄学家是可能吗?所以陈独秀说:“丁在君(文江)不但未曾说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并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
陈独秀在李大钊之后驳斥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理论。胡适当时片面强调宣传教育的作用而抹煞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和决定性的意义，故虽表面拥护所谓科学的人生观，其实还是反科学的，这种不彻底的两面性的态度，骨子里也是为玄学家所欢迎的。因此陈独秀一方面指出他对唯物史观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很严正地批驳他那种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把“心”、“物”平等看待的二元论的错误思想，说:“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须，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平等地位。”[33]又说:“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34]
以上两种错误的思想，无论是充满着封建思想意识的玄学派，他们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企图把人生观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或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所谓科学派，其实是一些以感觉的组合为科学研究对象的马赫主义者，多少均有“不可知论”的因素，正是反映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而又同是剥削阶级的思想，都有隐蔽事实真相的企图，因此虽有争论，却可说是走的一条道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宇宙观的“心物二元论”，根本否认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分，也是彻底的唯心论的一种，在反抗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面，尤其起着危害作用。陈独秀在这些方面的争辩，主要由于未能理解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即客观真理论，和胡适一派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如何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划清界限，反而希望把这两种根本对立思想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35]。所以其结果只有可能走上机械唯物论的道路，最后在认识论上又必然掉到唯心论的泥潭里去。
三、陈独秀思想批判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前中国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属于资产阶级的左翼。他首先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作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还没有正式登上舞台、展开斗争以前，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反封建文化的革命斗争中，起着一定的积极的作用。通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团结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主流。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陈独秀有机会接触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提高了自己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认识，从完全倾倒于西洋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思想家，转变为当时影响颇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因此与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改良主义者划清了界限。陈独秀思想一贯的错误是理想脱离群众，不能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立场上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例如他早期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时代，作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方面虽曾激烈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说它简直是“野蛮强盗”，而另一方面有时竟至糊涂到以为“日本人因为自国的权利欺压我们，这是他们被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的，我们不必怨他”。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为了提倡“奋斗精神”，竟至完全丧失立场无原则地混淆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两条阵线的斗争，可以讴歌代表清朝政府封建统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罗泽南[36]。在他更早的关于中国现实政治制度与国体问题的议论中，为了主张完全洗刷当时一帮“反对共和的伦理文章等等旧思想”，可以曲解到认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37]。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后，在1922年发表《对于中国政治我见》[38]，虽积极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但又以为中国的经济及政治状况，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他说:“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斗争。”他认为中国“劳苦群众”的“阶级形式及意识方在萌芽时代”，作政治斗争的时期“尚未成熟”，只可“加入”第一段斗争，获得中国的“和平自由与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后来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载《向导》第22期)以及在同年12月刊出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前锋》第二号)，把上述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更见系统地发挥，对中国革命的各项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甚至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又盲目地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肯定中国当前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39]，而且又荒谬地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40]，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完全不了解十月革命后所引起的国际情势的改变，不知道作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动力之所在，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意义，依然孤立地来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他这种见解，根本违背了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所发挥的无产阶级应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现领导权(领导作用)的这一基本策略原理[41]，相反地，走的正是俄国1905年革命时代列宁所驳斥的孟什维克的道路。他坚持了这种错误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使他后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终于投降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
结束语
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间先进的中国人，不惜奋斗牺牲，千辛万苦，努力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理想终归不能实现，反之，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更坏。一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开始起了根本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最早在中国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马克思主义多少还不免有误解的地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后，也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并进一步加以宣传，但是属于根本方面的立场，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终于背叛了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许多的领导人物，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42]早期的李大钊同志也难免有这种缺点，而陈独秀思想的不切实际，更是一个显明的例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要不断通过变革社会的实践来丰富它的内容，所以知识分子若不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不论口头说的是怎样好听的主义，终归是一样不能解决问题。李大钊同志虽然很早就认识到“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去，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43]，但不幸牺牲过早，来不及在这一方面从理论上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他英勇的事迹，却教育了年轻的一代。陈独秀后期的思想，表面上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由于一贯轻视工农群众，终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可以作为混进无产阶级队伍中错误思想的一种典型。所以在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毛泽东同志真正结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了解当前情况出发，批判了一切或“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在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同时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斗争，为中国今后革命建设树立了唯一正确的领导，为中国思想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据原书“出版者说明”，该论文集收录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教师于1952年撰写的15篇论文。本文是其中的一篇。——编者注
[2]《新青年》第4卷第5号。
[3]《新民主主义论》。
[4]《新民主主义论》。
[5]《新民主主义论》，第693页。
[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
[7]《守常文集》，第109～144页。
[8]《守常文集》，第164～178页。
[9]《守常文集》，第179～188页。
[10]《守常文集》，第212～213页。
[11]《青春》。
[12]《今》。
[13]据刘弄潮先生考证。详见1951年9月14日《大公报》“史学周刊”第36期。
[14]《史学要论》，第84页。
[15]《史学要论》，第10页。
[16]《新青年》第7卷第2号，《守常文集》，第49～55页。
[17]《新青年》第8卷第4号，《守常文集》，第1—16页。
[18]《守常文集》，第22页。
[19]《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守常文集》，第50～53页。
[20]《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守常文集》，第55页。
[21]《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守常文集》，第124页。
[22]《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守常文集》，第127页。
[2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守常文集》，第139页。
[24]《守常文集序》。
[25]详《法兰西与近代文明》，《独秀文存》卷一，第11～15页。
[26]详《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卷一，第35～40页。
[27]《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独秀文存》卷一，第100页。
[28]《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卷一，第111～112页。
[29]《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独秀文存》卷一，第121～122页。
[30]《独秀文存》卷一，第133～134页。
[31]《独秀文存》卷一，第362～363页。
[32]《谈政治》，《独秀文存》卷一，第555页。
[33]《科学与人生观》，第41页。
[34]《科学与人生观》，第41～42。
[35]见《胡适文选自序》。
[36]《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独秀文存》卷一，第651页。
[37]《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卷一，第148页。
[38]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3页。
[39]均见《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40]《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41]详《联共党史》第三章。
[42]《反对党八股》。
[43]《青年与农村》，见《晨报》“自由论坛”，1919年2月20～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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