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特别是在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后，广大知识分子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队伍也开始壮大起来。通过科研和教学的实践，这支队伍的理论水平、学术素养也不断地有所提高。因此在结束林彪、“四人帮”一伙十年来的大破坏之后，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普遍要求加强联系，加强交流，发展本学科的科研和教学事业，于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学术团体——中国哲学史学会——应运而生了。随后学会又决定主办《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为广大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开辟了一个发表与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为加强国际间学术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我想占用刊物的一点篇幅就如何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的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指导思想要进一步解放。什么叫思想解放呢?根据个人的体会，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彻底摆脱一切盲从和迷信。不仅要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各种教条中解放出来，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言论，也敢于持科学分析的态度，力求做到一切以客观真理为依归。至于社会上的名流、专家，更不能把他们的每一句话当作格言。黑格尔可以算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史权威了吧，但是他的《哲学史演讲录》一书却告诉我们他对于古代东方哲学又是何等的无知。国内外目前有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谈到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成就时，至今还有人把《经》上下，大、小《取》各篇误认为是墨翟自己的作品，也有的依然把《庄子·天下》篇中辩者的学说笼统地称作庄周的思想。鲁迅先生曾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把“名人”的话都当作“名言”，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哲学史的研究不是一种无目的的探索。一般说来，对于某一研究，只要看看是以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就可大体判断这种研究成果的性质。因此要进一步做到这门学科研究的科学化，就必须做到实现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内在统一，换言之，就必须以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可说是一个关键。例如在批判哲学史上某一种理论的局限时，如果完全不考虑各种新情况，研究有关方面的最新成就，到今天还是停留在一百年以前的水平，只采取一些19世纪乃至更早时期的科学成果作为立论的根据，并自认为是绝对的真理，其结论只能是早已过时的东西。
第三，必须放眼世界，不能固步自封;要善于参考一切国外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但一般说来，他们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我们要善于取长补短。我们如果不注意研究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成见，很可能将他们著作中的糟粕当作精华来加以吸取。例如过去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汉学家，也有特意吹捧中国古代文化的，但目的是欣赏中国思想的落后面，在根本上是反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我们千万不要为那种伪善的面貌所欺骗，因而失足上当。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一般国外的“中国学”的专家，好心的居多，但是他们对于我国哲学史的研究，多注意专人专题的探讨，对一些小的问题往往搞得比较细密，而对全面的情况则常常缺乏了解，结果是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四，要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还应特别注意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时必须从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入手，尤其要注意研究有关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在不同时期的矛盾及其变化的规律。如我国古代奴隶制的特点，长期的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帝国的建立，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再结合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与哲学思想战线形成的关系，来从事深入而又系统的考察，看来是非常必要的。再则，由于哲学思想战线一经形成，又会在发展中产生它的相对独立性，所以我们要真正懂得它的特点，则又必须加强中国哲学史和东方各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广泛的不同思想资料的比较，才能真正做到区分异同，从而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第五，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除了系统地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之外，还有一个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理论的任务。所以必须注意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新的思想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力求做到有的放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新中国是从旧中国变来的，封建的、乃至帝国主义的影响还很深，因此在努力学习外国一切先进事物的同时，决不可以丧失爱国主义的立场而产生任何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在注意发扬祖国古代优秀哲学遗产的同时，决不可提倡复古主义，散布封建余毒。在开展国内各民族哲学史的综合研究时，对于各兄弟民族文化也要有科学的态度，克服任何大汉族主义的偏见。
总之，在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的工作中，要有攀登学术高峰的雄心。为此，我们必须善于批判地利用一切最新的成果，既要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又要敢于破旧立新，千万不能亦步亦趋地踏着别人的脚印走路，这样做是永远也不可能改变落后面貌的。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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