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国内外绝大多数高等院校的“哲学专业”都设在文科部门，有关哲学史的研究自然也在其中。这当然有一定的理由。但其实，哲学的性质与通常所谓纯文学的性质有很多不同。大家知道，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原则。作者在选取社会上各种典型的题材之后，再从事概括性的加工，对于其中人物个性的塑造及其他的描写，可以使用一种超出具体现实的、夸张的乃至极度夸张的手法，借以增加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诗歌、戏剧、童话、神话等，更是如此。但是有关系统地总结过去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探索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即从事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如果也采用如上那种手法，则无法不陷于严重的失败，甚而事与愿违，要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应声虫。如古代一些著名哲学家的碑传，少有不出自过去封建文人的手笔，他们先后相习成风，一定要极力“隐恶扬善”，“为贤者讳”，从而宣扬一种英雄史观，以至动辄就说某人一生下来便与众不同，早在幼年时代就过目成诵、无书不读，乃至博通百家、学贯天人。因此，历史上的某些大哲学家，过去常被认为与“神童”或“天才”等结有不解之缘，那是毫不奇怪的。试想，这些历史上的文献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吗?显然多是一种艺术夸张。看来，到现代也还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模仿，甚至在少数人的自传里也难免。如此“创作”，在文学艺术上，自然也有它一定的意义，不能简单地加以抹煞，但是经不起历史的科学检验。至于谈到过去哲学思想的社会影响，多少也有类似的情况。像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孟轲，为了赞扬儒家的创始人孔丘这位“圣人”，就说他“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后来流传很广，但果然那个时代社会上的“叛逆”(乱臣贼子)就如此害怕别人的议论吗?我总有点怀疑。至于历史上创立各大宗教的教主，有关他们生平事迹的各种神话传说，真是越往后越多、越离奇，可以信为实有其事的究竟该有多少?这就告诉我们，在今天，要想成为一个科学的哲学史工作者，首先得尊重事实，要破除历来书本传说中带来的各种迷信，真正认识到历史上的那些大哲学家如何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并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从而来一个思想上的解放。
二
历史上不少有影响的哲学体系，理论结构异常复杂，初看起来似乎十分玄妙，难于掌握，其中某些高度抽象的概念，往往被看作与感性认识的具体内容纯然无关。于是只好各人凭空揣测一番，似懂非懂，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哲学史的一层难处。例如魏晋时代流行过的所谓“才”、“性”四本论，对于“才”、“性”二者的关系，有人说“分”，有人说“离”，有人说“合”，有人说“同”，那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在当时进行这种辩论有什么现实意义?再如后来玄学家有所谓“贵无”与“崇有”的争论，又是为了什么?一般只是抽象地说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似乎很不容易深入，也不能做到具体的了解。若果有人真能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的特点，进行阶级分析，联系实际，将这些理论上的分歧，结合当时的人生理想、政治态度等去分析有何具体不同，加以刻画，然后再来从事概括理解这些哲学理论战线上的对立，肯定会是大有帮助的。我想在一般认为比较烦琐的隋唐佛学和比较系统的宋明理学中，好些抽象理论问题的争论，也可以作类似的探索。使人们能从近乎纯理性的概念，逐步再回到原本来自感性认识的内容，然后再从这些接近感性认识的内容，又提升到理性认识，遵循逻辑的先后有同于历史先后的原则，不断琢磨，肯定会加深我们对有关方面的科学理解。不然，对于过去那些晦涩的哲学理论，就难免不望文生义，只会单从概念出发，运用一种纯粹形式逻辑的推论，表面上若有所得，其实是言之无物，不仅使一般青年学生听了难得满足，就是好些专业工作者，对此也要觉得索然寡味。因为这种近乎概念的游戏，不仅没有说明过去某种理论体系的形式，跟前人比较，究竟有哪些创新、发展?而且也没有说明跟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何在，言之不详，便难于划清界限，于是科学的哲学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了。总之，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如果根本脱离三大实践，不了解社会现状，那是难以深入的。哲学史的研究，看来也不例外。
三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们，但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动辄谈到目前图书资料的欠缺，需要大力组织人力从事整理、发掘。这是客观实践中提出的要求，而且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但是设想将来情况改变，是否所有的专业工作者一定都会在教学、研究上作出很大的贡献，看来也还是两可之数。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不在吸收消化上去下工夫，也很可能产生一些活的书柜子，加之方向不对头，或许有人会制作一些更加精致的毒品来。因此，如何做到“由博返约”，造福后代，还是值得人们仔细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科学进军的大道上，对于无论什么前人的成就，都只能是我们目前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最后的归宿。所以一个大的理论家，除了应有洞察入微的本领之外，还要站得高，看得远，有科学的预见。例如目前在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即是为了我们明天的后来居上，而不是希望永远步人后尘。所以“崇洋媚外”和“封建复古”的这两种思想，可谓异曲同工，都是我们科学研究不断前进的阻力。
在这方面，人们也许还会听到一个颇关重要的议论，就是所谓思想“新”、“旧”的标准问题。今后我们要在各方面从事推陈出新，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真能算是“新”?是否今天凡属从外国、特别是西方进口的就是“新”思想?或者在国内出现得时间最晚、与众不同、特别稀奇的议论，就叫“新”思想?谁都明白，那决不能算是新思想的科学的定义。显然，只有那种能够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日益合理改善、促使科学文化继续前进乃至精神面貌改观、可以早日实现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将引导人们进入无限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才是多数人心目中的“新”思想。但我国又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哲学思想等各方面有许多珍贵的遗产。因此，虽在旧时代产生的好些思想，也有合理的因素，应该批判地继承，并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加以发扬光大，决不能因为它“旧”就一概否定，从而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但也决不能“精华”与“糟粕”不分，更不能将“糟粕”当作“精华”来提倡。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应该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的深刻教训、特别是近代中国革命建设的经验中，提高到世界观上，旗帜鲜明地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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