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今年是国际著名哲学史专家、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哲学系主任、教授、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汤用彤先生(1893—1964年)诞生90周年。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在学术上的贡献，国内一些有代表性的辞书上多有介绍，用不着我去重复。现在只就个人见闻所及，简略地一谈他的治学与为人。

汤先生生活非常朴素，不讲排场，不好交际，平日说话做事都很谨慎，从不喜欢表现自己和高谈阔论。他青年时代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再度去美国大学讲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似乎很少听到他跟人谈起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花花世界。在生活方面，可以说一点“崇洋”的习气也没有，单从外表来看，几乎完全像一个从未出过国门一步的人。但是在哲学思想史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他经常注意世界各国有关科研的最新成果，一再强调学习外文的重要。这跟当时那种认为理解佛学与梵语知识完全无关的论调，是大不相同的。记得他曾对我们说过，一个青年人现在研究古代中国哲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如果还停留在清末大学者如王先谦等人的水平，那就毫无意义了。汤先生强调，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专业工作者必须用心了解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哲学，以资比较。这是否在以过去国外同一类学科的水平来限制我们的眼光和今后发展的方向呢?那又不尽然，因为他平日又非常注意中国哲学的特点，他在研究中仔细地分别中国和印度的不同文化传统。他对国内外有人把中国佛学看作仅仅是印度佛学的翻版，或者只有印度的佛教才是所谓真佛教，而中国的佛教只不过是假佛教，因此印度的佛教高于中国的佛教这些似是而非的见解，是不同意的。他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将中国佛教思想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的信仰，他认为中国佛学发展的道路，主要是受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从而确定它的方向。从这里可以看出汤先生确是做到了立足于中国，放眼于世界。在他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专著，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隋唐佛教史稿》乃至《往日杂稿》一书的有关论文中，可以说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他一方面确实引用了不少国内外“权威”学者的结论，并在不同程度上加以肯定，或再作进一步的修订、补充和发挥，这是一种通过别人的成果而又超过别人的事业，也可说是批判地继承，决不是盲目地抄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学术上有争议的关键问题，或是基本思想资料，经过他本人的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确有把握可以推翻那些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错误成见，不管是国内外有多大声望的名流学者，都敢于大胆地加以驳斥，这是汤先生一贯敢于坚持真理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外国某些非常自负的所谓汉学专家们，由于知识面较窄，加之不甚精通古代汉语，那结论往往就更不可靠了。汤先生在这种批评工作中，说话是非常讲求分寸的，特别注意“内外有别”的原则，对外国学者时常公开点名，但对国内学者则不一定如此。对死人和活人的做法也不完全一样。对于友朋之间，大体说来，还是以指出别人的贡献为主，至于明显错误的地方，也经常是以正面叙述个人的见解为先，表示不专门为了挑剔他人的过失才从事这种研究的。这是汤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所表现出的个人修养。我国当代著名佛教研究专家吕秋逸(瀓)先生是他的旧友，吕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序论中提到:“中国方面，过去的形式比较陈腐……民国以后，曾取材并模仿日本人……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受日本人的影响就少，所用资料比较丰富。”说明汤先生真正做到能摆脱国外专家所制定的框架，从而建立了我国学者独到的体系。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应该说是非常可贵的。

又如汤先生早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为适应教学需要编写成的《印度哲学史略》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先完成的有关这方面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以后黄忏华先生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种《印度哲学史纲》)。汤先生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佛教原本是印度社会历史的产物，受到同时和过去各种思想的影响，它的发展是与一些所谓“外道”思想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信仰。因此，要想真正懂得印度佛教哲学，必须同时了解印度佛教以外的各派哲学思想。这是跟过去一些人把印度佛教看作佛祖释迦牟尼一人静坐在菩提树下凭空想出来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汤先生在编写这部书时，正如他在1960年该书“新版后记”中所说，主要是汲取了近代印度著名哲学史家达斯笈多(Das Gupta)等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参考了日本以及其他国外学者的著作(初版附有参考书目录)。但是这部书与一般编译的书不同，除了他是用典雅的古代汉语写成、具有作者明显的文风之外，还包含他直接从巴利文原本译出的资料，并突出了过去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充分显示出当代中国专家著述应有的特点。据悉汤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计划在中国《大藏经》中广泛搜集有关印度哲学的史料，应该说是上述这种有益工作的继续。

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是一部未完成的学术论文集。在写作这些论文的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他由于患高血压症，写字时手抖得非常厉害，所以多数是由我帮助抄写定稿的。其中重点的文章，如《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和《言意之辩》等，都是经过汤先生一再修改，然后公开发表的。汤先生一般不好做卡片，经常把各种有关的材料简要地记在一本书上。范寿康先生《魏晋之清谈》这本小册子，就曾被用来做过这种汇集资料的笔记本。汤先生早年是受过严格的古文写作训练的，因此用字造句都非常讲究，有人说甚至超过某些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汤先生这本书的篇幅虽然并不算大，但是很能代表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就是以通过汉代外来佛教思想的传入及其后来的演变，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和过去传统思想的影响，来阐明中国魏晋玄学思潮产生、发展、没落的过程及其规律。这种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还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主要思想之前，应该说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因为他肯定了各种哲学思想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相互之间是既有斗争又在发展的事实，即使是影响很大的世界宗教(如佛教)，也都不是一人创造的永世不变的信仰。因此汤先生这部书，尽管因为老来多病，没有最后完成，但在我国近代哲学史学的研究上，仍不失为有历史意义的著作。

汤先生虽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非常谦虚的。如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初版“跋”中所说:“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书中于采用时贤之说，皆随文注明。”这种虚怀若谷、不掠他人之美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此外，还想附带地一谈汤先生在领导岗位上是如何顾全大局、团结同事的。他对待自己过去的学生，不是以你学的东西是否跟他一样来加以区别对待的，如向觉明(达)先生搞的是“中外交通史”，有很大的成就，陈忠寰(康)先生对古代希腊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汤先生都是一视同仁非常器重他们，平日相敬如宾。汤先生对于当时在高等院校任教，出国留学过和没有出国留学过的专家，只要你在学术上真有贡献，都一样看待。在旧中国，不同学校出身的人，往往存在门户之见，妨碍团结，影响工作，这是汤先生所不赞成的。大家知道，抗战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和天津南开三校联合组成，是带有临时性质的学校。虽然一般说来，由于是非常时期，所有师生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但在上层领导和一些风云人物之间，也不免存在着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想工作不出毛病，必须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汤先生在当时应该说是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的。这是三校的一些老人都很清楚的。他不像有的人，本位思想特别严重。这里我只准备谈一件事，就是汤先生有一年决定休假，只从事个人的科学研究工作，他那个哲学系主任的职务，就专门请了南开大学当时唯一的西方哲学史教授冯文潜先生代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位冯先生就是周总理青年时代在南开读书时的同年好友。提到冯先生这个人，真是一贯谦虚谨慎，作风正派，从不议论别人短长的忠厚长者，但在当时要有人跟他捣乱，却也不是容易对付得了的。为此，汤先生再三嘱咐我们，必须大力帮助冯先生处理各种杂务，要特别尊重冯先生的意见。后来大伙都照汤先生的意见做了，没有给冯先生增加一点麻烦。在这一年之内，冯先生也很满意，真可以说是做到了“无为而治”。这也是汤先生团结同事、大公无私精神的表现。

最后，汤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好像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专家。其实不然，他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可说是立场十分坚定，从不含混了事的。如北京解放前夕，他毅然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不去台湾，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又如在昆明“一二·一运动”期间，他正式签名并联合一批进步教授共同发起抗议反动统治者法西斯暴行的宣言，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那就更不用说了。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