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

一

“佛教与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题目，涉及的范围很广，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详细说明，肯定会挂一漏万。同时，今天在座的有各方面的学者，不只是搞佛教的同志，所以不能讲得太专门化，请同志们谅解。

外来的佛教怎样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如何影响了外来的宗教信仰、它的面目和发展。过去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一切文化都是外来的，这不符合事实；这种说法是外国侵略者藐视被侵略者的一种观点，是强者对弱者的看法，是不科学的，片面的。

思想文化的含义是极广泛的，既包括了今天的精神文明，也包括了物质文明，不同于具体的东西，不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样简单。具体的东西可以一下子从东搬到西，从西搬到东。一张桌子移到国外，离开中国，不可能有什么根本两样。至于思想文化，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了。具有不同传统思想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对于同样的一种思想，反映却不完全相同，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全盘接受那一种思想文化。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不同思想流派、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其反映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这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只要一个人不自以为是，虚心地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这是不难发现的。当然，各国传统的思想、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久了，有更多接触，增加了了解，则可以逐步改变，甚至加以发展。但我们应有一个原则，这种变化，有其内部的根据，通过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起作用。

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创始人出生在现在的尼泊尔，他的名字叫乔答摩·悉达多，后来的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所谓释迦牟尼，是说他是释迦这个种族的一颗珍珠，一位圣人。他是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的人，与中国孔子的时代差不多。佛家思想决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凭空想出来的，它是古代印度社会各种现实矛盾的反映。在古代印度，占有统治地位、拥有无限权力的是僧侣阶层（这个阶层即婆罗门的上层）。这个婆罗门上层欺骗群众，大搞迷信活动来榨取群众的钱财，他们道德败坏，引起群众不满，因而形成了一种思潮，即反婆罗门思潮。这时，转入这种思潮的人很多，并结成了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就是所谓“沙门”，佛教的组织是沙门团体之一。当时的沙门，并不是专指佛教徒而言，它包括了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六师外道以及耆那教等。他们的教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婆罗门教的，在不同程度上公开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和天国。因此原始的佛教，既不是空谈，也不完全是迷信。它重视人生的实质问题，强调一个人说话、做事等各方面的活动都应该合于正道，有规矩，提倡过一种清静的生活，所谓出家修道。在古代印度，出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到了一定年龄就到山村去修行。他们的教义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他们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主张一切物理现象、心理现象都是变化不居的，在这个变动中，无一根本不变的东西。它提倡用思想的锻炼和生活修养的方法来求得个人烦恼和痛苦的解脱。像后来所谓的业报轮回这一类的信仰在当时还不占重要地位。所以，虽然开始佛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也多少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婆罗门僧侣上层的抗议，尽管它充满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主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能说它是完全反动的。释迦牟尼死后，这种沙门组织一天天发展了、分散了，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多，又提倡过规律的生活，那么，内部的矛盾会一天天地暴露出来。首先是由于各种生活方式的严格规定（即戒律）往往千篇一律，未考虑不同年龄和生活习惯的人的不同特点，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地方。后来佛祖释迦牟尼的教义渐渐传播广泛，人们对教义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即思想的分歧。再加上各种现实的矛盾，就进一步引起了沙门团体组织上的分裂，最早形成了上座部元老派与大众部的对立，随后产生了更多的派别，分出了十八部或二十部，越分越多。这些构成了历史上部派佛教的时代。这种部派时代的思想又不断地结合各种现实矛盾而不断地发展。同时，为了与佛教以外的各种思想信仰展开斗争（包括正统的婆罗门教和非正统的外道信仰），于是佛教徒竭力宣扬释迦牟尼的权威。这样，将释迦牟尼进一步神化，把人变为神，佛教也就逐步变为地地道道的神教，与原始佛教已不完全相同了。往后佛教传播的地区更加广泛，终于超出国界，已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宗教。可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和信仰，佛教要在新的地区存在和发展，就要迎合和适应其他宗教信仰的需要。这样，就要求佛教徒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不能满足于只是追求个人的解脱。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发展，针对一些复杂的现实生活，便需要有更大的思想上的灵活性，不再把问题局限于信仰者个人，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思辨哲学成分加强了，同时理论也比较系统化了。由于大乘佛教接触了佛教以外不同的思想信仰，这样就交互发生影响，不仅佛教影响了其他思想信仰，其他的思想信仰也影响了佛教。这样，也就把佛教以外的某些思想信仰融化到佛教思想之中。早期大乘佛教，即般若空宗，也叫中观派佛学，显然就受到了当时极有影响的婆罗门教商羯罗派的吠檀多一派的渗透。后来，大乘也有所发展，相对于大乘空宗又产生了大乘有宗。它在印度叫瑜珈行派，即中国的法相唯识的理论。般若空宗作为理论基础，它系统地概括和组织了过去的佛学思想，同时进一步坚持佛教的信仰。这样，佛教理论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十足的繁琐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经院神学。我们中国著名的唐僧玄奘到印度取经，主要就是接受了这一派的影响。这一派的著作虽然保存了大量古代印度的思想资料，但是佛教也从此愈发脱离社会现实，以后就日益走向下坡路，再和一些民间迷信结合在一起，最后变为一种下流的信仰，如密宗等。

根据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可以知道，原来它并不是古代印度的正统思想。今天有人把佛教说成是古代印度思想文化的全貌，或者说成是所谓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显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是不正确的。我们如果单用佛教来代表印度文化，难免发生许多误解，使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印度。比如，我们如果说印度历来提倡禁欲主义，或者说印度文化是一种老年人的文化，并用这样一个标准来区别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传统，这就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的猜测。我们一定力求比较全面地看问题。印度佛教，原是古代东方社会历史的产物，不是如有的人简单说的那样，是释迦牟尼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空想出来的。所以，佛教即使在印度，也有先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特点，而且充满了各种内外的矛盾。这种先后，也有思想自身发展的原因，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发展，不能说佛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信仰。

后来大乘佛教信仰者由于轻视或贬低实行更接近释迦牟尼时代的早期佛教，说它是“小乘”。同时信仰小乘佛教的人也公开批评大乘佛教，说大乘佛教“非佛说”，即大乘佛教这一套理论不是佛说的。其实，双方的指责都各自片面地反映了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由于佛教的发展本来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如果我们简单地看这个问题，就难免会损害佛教历史的真实性，那样了解的佛教历史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后来佛教传播到国外，由于文字方面的隔阂，必须通过翻译。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中国，懂汉文的未必精通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梵文），懂梵文这种语言的外国和尚又多不懂汉文，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就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这种外来的佛教，开始就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又有所发展，所以就很难完全相同于它本来的面目和完全符合它本来的意义。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而且，由于过去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不同需要，对佛教的经典也不免有意识地加以篡改或者删除，那就更不用说了。比方说，印度佛教的有些经典，它因为轻视妇女，乃至对于母亲也说了许多不像样的下流的话，这种不礼貌的态度与中国传统的尊亲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有的翻译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把它删除了。这样，在中国过去生根和发展起来的佛教思想，必然有其自己的特点，不足为怪。这种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不同而形成的信仰和思想的差异、不同点，是很自然的。但是，过去有一些迷信印度佛教的学者，简单根据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差异来贬低中国佛教，他们说中国佛教是一种假佛教，只有印度古代的佛教才算“真佛教”。又胡说什么真正的佛教的理论价值大大超过了所谓中国的假佛教，因此中国古代佛教学者关于佛教方面的理论著作似乎就不值得加以认真研究了。这是国外一部分人轻视中国古代文化和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而产生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因此，今天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学者是决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的，也不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驳斥。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不同特点，它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完全应该的，非常必要的。中国佛教思想之所以有不同于原来佛教的特点，这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所以更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的。至于一切思想文化的科学评价，哪一种思想文化更高，哪一种不高，价值如何，这都要依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具体分析，一般抽象的空洞议论，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刚才我们提到，印度古代的正统思想是婆罗门教，尊《吠陀》为神圣的经典，而不是佛教。关于婆罗门正统思想，有长期影响的，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是六派哲学。所谓六派哲学，一是数论，二是瑜珈论，三是胜论，四是正理论，五是前密曼差论，六是吠檀多论。这种正统派的哲学和信仰演变为印度教，它们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佛教在印度，过去只是在个别朝代由最高统治者加以提倡，奉为国教，释迦牟尼死后两百年左右，或者是一百年，那是印度历史上所谓著名的阿育王时代，那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到了公元9世纪，外来宗教侵入印度，佛教基本上被消灭了。一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印度是佛教徒比较多的国家。大家知道，目前世界上保存佛教经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不是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因此，我们要研究世界佛教史，最有条件的是中国。现在社会上不专门研究佛教的人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误解，以为印度佛教的经典都是其开创人释迦牟尼一个人的著作，这种说法是根本不了解佛教发展史的人说的。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国外的、也有少数国内的佛教学者著书立说，往往都是冒充佛祖释迦牟尼来说话的，那可是个事实。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佛教的经典绝大部分都是后来的人伪造的。当然，他是佛教学者。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本来就没有写过什么书，他生前的一些演讲录，先是口口相传，以后再经过整理，就是佛教最早的经典。就是那些经典，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其中真正可能的释迦牟尼本人说的东西，应该说并不太多。

一般说来，印度的小乘佛教，现在外国有人把它叫南传佛教，主要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如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等地区，依据巴利文三藏。大乘佛教，有人叫它北传佛教，这主要由于中国、日本、朝鲜这样一些国家受大乘佛教影响特大。所谓小乘、大乘是什么意思呢？小乘本意指一条窄的、不宽的小路，只能容得一种小的车子通过，它主要着眼于个人的解脱。所谓大乘则不同，大乘指一条广阔的大路，可以容纳坐上许多人的大车通过，它可以同时让多数人到达目的地。这都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但是小乘和大乘之间不仅存在着不同的信仰，同时在思想方法上也有根本的不同，但这是比较专门的问题，我在此就不准备详细地说明。总之，佛教既不是某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哪一个人凭空创造的，它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信仰。这种宗教哲学，由于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步从简单走向复杂，后来成为非常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佛教唯心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唯心主义，它所以能蒙蔽不少信仰者，就是由于它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也确实反映了、也歪曲了大量剥削制度下存在的各种社会人生问题，所以它的内容也不是单纯用“迷信”两个字就可以一概抹煞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宗教专业研究者，从来就不简单地看问题，而是通过各种五光十色的假象，然后来观察历史的真实。我们要把一切所谓彼岸世界的问题即所谓天国的问题当作此岸世界、即人生的现实问题来加以研究。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并且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典籍以及各种文物资料的佛教，是值得人们认真加以研究的。佛教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何况这种信仰和思想到今天在国内外还有它一定的影响，对于我们从事国际交往的人，特别是从事亚洲各国学术文化交流的人，对于佛教历史的了解依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从广义的佛教研究来说，它不仅是对一种宗教信仰的批判和分析，同时也包括了对各国社会历史、哲学、科学、文学、考古以及古代语言文字、各种文物艺术等多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些都不是完全孤立的现象。

大家知道，现在保存下来的佛教《大藏经》，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外。大藏经不限于佛教一派的经典，中国历代与佛教斗争的无神论思想资料也大量保存在里面。比如说像范缜的《神灭论》这部彻底反佛教的思想资料就保存在《大藏经》里面，当然编书的人是把它看作反面材料的。古代印度的许多非佛教的外道思想，而且一些唯物主义流派的观点的资料也保存在《大藏经》里，还有成本的、非片段的婆罗门教的正统著作，即我们刚才提到的六派哲学的著作，如胜论、数论这样一些流派的著作，同样保存在《大藏经》里面。同时，《大藏经》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科学文献，如医学、天文乃至文字训诂一类的书，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就更多了。因此，研究《大藏经》的内容，决不限于佛教，它所涉及的方面是非常广泛的。就佛教的经典著作来说，就是指“经”、“律”、“论”，也往往隐藏着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资料。只要我们科学工作者肯耐心地寻找，是不难发现的。因为过去的佛教信仰者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有时候就不免直接利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加以歪曲，这样便于引出神学唯心主义的结论。只要我们会剥去它的外壳，也可以加以利用。这也是防止研究哲学史、宗教史简单化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举个例子说，《维摩经》是佛教有名的经典，它记载了释迦牟尼的大弟子阿难去访问维摩诘的故事。维摩诘是个居士，即在家的佛教徒。释迦牟尼的弟子说，释迦身体有一点小病，他想用牛乳，所以我到你这里来。维摩诘听了以后马上说：停止，阿难，你不要说这个话。如果释迦牟尼是金刚之体，什么坏事都断绝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有病呢？还有什么烦恼呢？这个反驳，反对把释迦牟尼神化，就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资料。著者不是宣传无神论，但这个插话，就包含了点滴无神论思想。再举一个例子，《百喻经》这部书有近一百个比喻，其中有一个故事在讽刺一种人，他想盖三层楼房，但只愿要地面三层，不愿要地下打基础的那一层。这是个蠢人，它说明高的建筑必须有牢固的基础，这分明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但这个比喻用来说明我们必须要信佛，然后才能得道成罗汉，这就完全走入了迷信的道路。假如我们单独用盖楼房必须打好基础这个比喻，恰恰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在这些浅显的例子中，说明佛教经典中也隐含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甚至是科学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批判、分析，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关佛教的历史就最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二

下面讲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里，我不是片面地强调外来的宗教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更多地注意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外来思想的改造，从而使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过去的中国佛教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之间不是不相干的。我们已经谈到，历史上真实的佛教决不是一种孤立的信仰，它一直跟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谈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不能只停留在一种纯粹抽象的概念上，只知道从所谓抽象的定义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研究科学，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从客观存在出发，而不只从定义出发，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单纯的、主观的推论，不能满足于这一点，而是必须要学会分辨各种问题的不同的性质乃至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从发展上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我们要力求做到既见到了整体的森林，也能见到个别的树木。既见森林也见树木，要结合宏观和微观，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两种考察方法，这样才不至于以偏概全，以小掩大。研究佛教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从总的方面充分估计到佛教唯心主义及其消极方面的影响，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要从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方面看到它在历史上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万不可以用通常的教条主义的简单思想方法来对待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有关佛教思想的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或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它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且有许多创造，也带来了若干不同于印度的新的精神和面貌。所以，万不能根据这种历史形成的差别，把它作为简单地判断佛教的真伪、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标准。用一种外国人特有的民族偏见或民族情感来评论中国的佛教，那是不对的。同时，中国佛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

刚才提到了，中国佛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中国佛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汉代的佛教，是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产生的。佛教究竟是哪一年传入中国的？这一问题很难确定。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道时期。所谓佛道时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把佛教看成一种跟中国道术一样的信仰。因此，佛教信仰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统治阶级所以信奉佛教，不过是以为靠它可以延年益寿，可以多子多孙，或者想借助佛或神的力量来维护其国家的安宁，长治久安，这是主要的情况。

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它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是玄学先影响了佛教，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当时最有名的和尚与当时最有名的名士都互相来往，生活、思想都互有影响。魏晋玄学是以《老子》、《庄子》、《周易》这几部书作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现实政治而发展成的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也可以说综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这种玄学研究体用、有无、本末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它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的佛教可以说是佛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时期的佛教，它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当时大一统局面的需要的。佛教各派高僧和佛教学者都希望抬高自己一派的理论，同时也能将其他不同的佛教学说概括进去，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宗教学术体系或宗教思想体系。他们所用的办法就是以所谓“判教”为中心内容的一种佛学。用一种佛学理论来判别其他佛学的地位，从而把它组织成为一个体系，或成为一个宗派，宗派不仅有理论上的关系，还有经济等其他关系，所以它是宗派佛学，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不同的宗派佛学有不同的判教理论。甚至后来主张不立文字、提倡顿悟的禅宗，它把“宗”和“教”对立起来，主张以心传心，不注意表面文字，肯定宗比教更高，这种指导思想其实也是一种判教，即把宗判在比教更高的地位。隋唐时期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它的目的就是想统一佛教，但事实上又不可能。

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这个时期佛教由盛转衰（主要指汉族地区），佛教的一些信仰者主要是证明其理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违背，提倡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体，公然表白以儒家思想为主，也掺杂了佛教的思想内容。与隋唐时期的宗派佛学相比，这个时期有其新的历史特点，它结合了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特点，使之更加中国化了。

第五个时期是近代的佛教。因为普遍受到了西方外来思想的冲击，佛教思想也无形中受到外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从一个方面来说，佛教部分理论甚至成为沟通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外来思想的一个中间环节。特别是在戊戌变法时期以后，资产阶级哲学有所发展，这时，无论是作为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如康有为、谭嗣同这些人，或者提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学者如章太炎，这些人对于佛学的理论都有所发挥。但其发挥的佛学理论已有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并且和新的思潮结合在一起了。他们不仅用佛学结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同时也把佛学思想明显地和他们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改良运动，还是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佛学新的历史时期。

以上是中国佛教发展史的一个非常粗略的轮廓和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可以说都是在结合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移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以为，不仅佛教的信仰和思想是如此，乃至我国佛教的文学艺术也与中国过去的文学艺术传统交相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大家知道，佛教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佛教的内容和佛学的内容相比，不完全相同，佛教的范围更广，而佛学的内容比较窄。至于佛教哲学的范围就更窄了，比佛学还要专门、还要窄，不可以混为一谈。佛教哲学的中心问题，我们以为，依然是主观思想意识与外界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它没有离开哲学基本问题，只是它表现的形式显得特别错综复杂罢了。佛教哲学与佛教信仰甚至佛教的修行方法之间也有内在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广义地讲，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而不是如过去有人说的是非宗教、非哲学。佛教哲学的体系，一般说来当然是趋向唯心主义，而这种唯心主义也在不断发展着。但是，就印度全部哲学来看，印度哲学里依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样，自然也包括了这种唯心主义反对那种唯心主义，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佛教内部的思想斗争中也有曲折的反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佛教内部也有曲折的反映，因此，也不能说佛教内部的各派斗争中完全没有唯物主义倾向，不能这样说。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般若六家七宗，其中有“心无宗”，它认为客观世界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只是这一方面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够。

佛教哲学不是指广义的佛学，它一向重视宇宙和人生“常”与“变”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各种相对立的思想观念和范畴，它们如何相互依存、不能严格分割的关系。如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举出了三十六对概念，如暗与明、阴与阳、动与静、实与虚的对立等，他告诉人们，讲话、回答问题时要看到这两方面的关系。佛教特别注意个人感情的转化工作。一个人的感情，对于某种具体事物，可以由爱变为不爱，就是感情起了变化。当然，这也与他的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总的说来，佛教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当然，这种辩证法主要是主观辩证法。但是，由于佛教宗教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严重地限制了这种辩证法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体系之一的佛教信仰，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判，但是在粉碎其思想体系的结构之后，也要利用改造它的一砖和一瓦，其中有一些还是很有用的古代思想资料。只要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那就不能对佛教思想文化简单地全盘抛弃。举例来说，唐朝著名和尚玄奘对于印度佛教逻辑，即因明学的介绍，不仅在古代，即便在近代的中国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过去不少资产阶级进步的学者如章太炎这样一些人，其理论思维是比较严谨的，明显地是受到因明学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作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即中国的、印度的和古希腊的三大逻辑体系）之一的因明学，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借鉴，这对于发展我国逻辑科学仍然是有帮助的。佛教的思想和信仰，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源远流长，有长久的历史。今天举几个比较明显而又影响广泛的例子来说明，看一看佛教思想是如何影响了中国过去的思想文化。

第一，是关于善恶因果报应的学说。我国古书《周易·文言》中早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说，做好事的人家将得到好报应，做坏事的人家必有坏报应。但是，在过去的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如此，往往好人穷而短命，恶人富贵而长寿，好人吃苦，坏人享福，这种事相当多。汉朝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其中一篇是《伯夷列传》，他在最后就表示了对这种思想的怀疑，伯夷这样的好人其结果并不好。这是司马迁的进步思想。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关于因果报应的学说的矛盾更加深刻化了。长期住在庐山的晋朝南方佛教领袖慧远，他因为知道一般人对这个问题的怀疑，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三报论》。他说，过去的经典上说到所谓业报，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现报，一个人做好事、做坏事，就在这个人本身得到报应，这叫现报。一种是生报，是来生受报。一种是后报，那是经过了两代、三代，甚至一百代一万代之后再受到报应。这样，他把善恶报应的事实故意说成多样化，又把报应的时间拉得特别长，那么你做了好事究竟在哪一代才能得到报应呢？这很难说。这样，因果报应的欺骗性就更大了。

第二，佛教的信仰，有所谓出家，离开其父母和爱人，这与我国当时社会传统的道德有抵触。但是后来佛教发展的事实证明，它确实有帮助维护封建道德的功用。比如，在封建社会，一个妇女，丈夫死了，或者遭到其他意外，那么作为一个妇女就要守节，不能再嫁人。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以男子为社会中心的封建道德，但是，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不能很好地加以处理。特别是过去一夫多妻制的时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和达官贵人，他们的小老婆不仅数量多，而且往往有的比他们自己早年生的子女还要年轻，如果这些年轻的小老婆没有生儿育女，那么他们死了之后，年轻的小老婆究竟怎样安顿才好？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一旦寺院经济发达，那么这些年轻寡妇就可以出家，出家既可以同样过富裕生活，同时也严格地维护了封建道德，从而可以大大地缓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上层家庭内部的矛盾。比如，唐太宗死了，武则天为什么要出家呢？就是这个道理。武则天太年轻，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家。当然，她后来回来做皇后、做皇帝那是另一回事了。又比如，我们中国过去祭祀祖先，提倡孝道，这对于巩固封建社会秩序是大有好处的，佛教的传入，又把这种宣传孝道的方法更加丰富起来。比如，我们七月半可以做盂兰会，或者在父母、先辈死了之后，就可以大做佛事，请和尚念经，这样来追念亡灵。这样一些宗教仪式就使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内容更丰富了，起到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

第三，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佛教的传播使中国封建社会更加容易停滞不前，发展缓慢。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跟许多外国不一样。一个家庭，上一代的祖先死了，必须将土地和财产分给他众多的子孙，就是分家。但是作为不动产的土地在中国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因此，一家一户，不管土地再大、再多的大地主，分家之后只要再分家，也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再加上不断地改朝换代和政治上的一些大变乱，即便是大官僚家庭也不容易保持多少代而不破产。但是发达的寺院经济的土地一般是不允许买卖的，因为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不存在分散土地，像地主分家那一类的问题。同时，佛教表面上对政治处一种超然的态度，所以它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也比较小。因此，寺院经济可以更长期地维持，作为变相的大地主封建剥削关系，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成一种比一般地主阶级更加保守的顽固势力。寺院有时也成为一部分官僚，特别是不可能有后代的宦官之类转移财产的好地方，把自己的财产说成是寺院的财产，借以维持自己的经济权利。

第四，我国隋唐大一统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的不同传统，特别发达，各大宗派纷纷建立，从而为扩大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起了作用。作为中国首都的长安，现在的西安，实际上是当时世界国际文化的中心。佛教到了后期，它的理论思辨发达，作为一种思辨的佛教，它包括对各种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分析，甚至分析人的思想动机，这对于宋元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是师传的，由老师传给弟子，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种传承，叫“法统”。中国道统思想的形成显然受了佛教法统思想的影响。人们要是只看到理学或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否定佛教的方面，而忽略了他们改造和汲取佛教思想的方面，显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由于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本来是相对于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而存在的，离开了唯心主义，谈不上唯物主义，离开了有神论，也谈不上无神论。所以，一个研究哲学的人，特别是研究唯物主义的人，不研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的理论思维是不容易提高的，因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所以，客观地说，没有高水平的唯心主义，也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唯物主义，这个道理本来是很明显的。毛泽东同志过去也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佛教唯心主义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人来说是决不可以轻视的。

第五，由于寺院经济的发达，对于保存我国古代历史文物也产生了某些有利的条件，可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贡献。在封建社会，某些著名寺院往往成为当时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据点，是供人们学习的重要场所。过去，不少文人学者借用寺院的有利条件著书立说，成名成家，没有寺院这个有利条件，就不能著书立说。这甚至影响了后来宋明书院制度的发达。寺院经济的发达当然有不利的方面，但是它也给一部分在旧社会绝望的人多开辟一条生路，没有办法，只有出家，这对缓和社会的矛盾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有些人政治斗争失败了，为了表示他已投降了，只有出家，对方也就不计较了，出家做和尚，你还跟我算什么账呢？

第六，由于佛教的传入，外来的用语、概念或思想范畴也多了，这样也丰富了我国思想史的内容和表达思想的方法。简单地说，我们常说的“世界”、“因缘”、“业报”、“能”、“所”、“空”、“有”、“真如”、“刹那”等这样一些词，都来自印度佛教，甚至我们现在翻译的唯物论，唯心论的“唯”字也是从佛教唯识论那里借用来的。像这样一些词，许多人已习惯了，他们忘记了像“世界”这样的词是从印度佛教来的了。

以下我再就文学艺术等一些专门的学科讲一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家知道，印度这个民族，和中国相比，它过去的历史科学不很发达，印度没有像样的古代历史专著。可是这个民族一向富于幻想，因此各种佛教经典往往充满奇怪的神奇的故事，他们习惯于用形象的思维、用艺术夸张的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比如说，要形容某人本领如何之大，动辄说他能上天入地，变化无穷。有的菩萨有千手千眼，又男又女，如观音菩萨，本来是男的，在中国却变成女的，还被加上了“送子”的任务，这种传统也影响了佛教，如说佛祖释迦牟尼说法的威力，大到天地都会震动，甚至使远近的狮子老虎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讲，这种艺术夸张可以想见到了什么程度。这种艺术夸张显然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中国过去也有夸张，但比起印度来，真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种夸张手法也影响和丰富了中国后来的文学和艺术。

比较早期的南北朝时期讲因果报应的短篇小说，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就说说明代著名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大家都看过，《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有七十二般变化，他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虽然不是直接从佛经中搬来的，但无疑是受到印度的故事和传说的影响，受到印度传统艺术夸张手法的影响。过去已有不少专家作关于这方面的专门论文，这里就不介绍了。我国后来不少小说，在其结构和形式上，前面往往有一长段散文来叙述这个故事怎样怎样，到告一段落时，往往又来个“有诗为证”，其实这诗也完全重复散文的内容，不过是用几句韵文来概括罢了。这种体裁显然也是受到佛教经典体裁的影响，即一段长篇散文之后，来几句韵文。虽然中国文学形式上受到影响，但文学的内容并不一定与佛教有关。古代印度的佛教，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一向很注意宣传工作。其实，没有一种宗教不注意宣传工作的。因为注意宣传，所以各种文学艺术，甚至科学技术，如医学等，都成为其利用的工具，如用文学宣传、给人看病等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因为注重宣传，所以要讲技巧。现在翻译过来的佛教的经、论，其实一部分也是古代印度文学的精华。比如说，像著名的《佛所行赞经》，传说是印度大诗人马鸣著的，马鸣既是佛教理论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在这部经里，他叙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便是一首很好的长诗，甚至有人说它还影响了我国的长篇诗歌。中国作诗都较短，很少长篇。

又如中国过去比较流行的《法华经》和《维摩经》，虽然都是宣传大乘佛教的著名的经典，但按其书的体裁和内容而言，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是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有点像我国《庄子》一类的作品，既是哲学，又是文学。更不用说鲁迅先生曾经在南京私人出钱刻印的《百喻经》。《百喻经》完全是短篇的寓言故事，尽管它宣传佛教，但都用文学寓言的形式描写。因为佛教注意宣传这个传统，它到中国以后，结合了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也自然影响了中国唐朝的通俗文学。我们后来在敦煌发现的大量的各种变文，它直接介绍佛教经典故事，把佛教经典故事用通俗的语言宣讲，如同现在说书一样，在当时叫“俗讲”，听众更不限于佛教信徒，这一作法也影响了中国后来白话文学的发展。为了广泛宣传佛教经典，佛教寺院特别注意刻板印刷。现在保存在英国伦敦博物院的一部《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汉字印刷的图书（但最近又有更早的发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语言文字不同，使思想交流有困难，但有关大批佛教经典，无论是汉文的、藏文的、蒙文的、满文的，都有译本。这些译本，对于我们今后进行有关思想、文化、历史和语言等的比较研究，都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值得在座的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同志们加以高度重视的。

大乘佛教的经典主要是用梵文写的。梵文本来是古代印度婆罗门的语言，不是现在印度通行的印度语。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属于印欧语系，这种语言的音变是比较复杂的，它发音的高、低、长、短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特别是佛教寺院集体朗诵佛教经典的时候。这种文字，对于古代中国音韵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平、上，去、入四声，反切的制定和古代发音部位的分类，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这是不少人早就清楚了的历史事实。中国翻译佛教经典的历史可以说有上千年。同一个字，先后有不同的对音，同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音，这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历代汉字读音的演变。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还是一个比较专门的学术问题。由于历代长期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许多翻译大家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大多亲自写下这一方面的总结。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今天对于我们从事翻译的专业工作者，确实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可以说，通过不同思想的学术交流和比较研究，往往可以促进一国文化的发展，闭关锁国的做法，无疑是妨碍社会进步的。

谈到佛教寺院的雕塑和壁画艺术，真是历史悠久。这种艺术虽然受到外来影响，但也是中国传统的手法对外来影响加以改造提高而成的，它虽然反映了外国的影响，但也不是地地道道的外国的东西。因为大批的无名的艺术工作者本来就是在中国传统的训练下成长起来的，不是从印度留学回来的。同时，他们见到的东西也是本国的居多。一切艺术创造，不是完全凭空想象可以做到的。我国佛教艺术的宝库，如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河南洛阳的龙门等，是世界闻名的，它们虽然受到外来佛教思想和信仰的影响，有不少人物和故事的素材可能直接来源于外国的神话和传说，但不完全是一种模仿，而是和中国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们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各种壁画和雕塑，一些佛、菩萨乃至善男信女的面目和表情越来越中国化了。有人认为大同云冈石窟的大佛实质上隐约包含了北魏时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部分形态，大佛的部分表情，就是当时的帝王。过去也有人提到洛阳龙门最著名的奉先寺，是武则天时代盖的，它里面有九座雕像，大小不一律，中间最大的佛像实际上就是像皇帝居中，其余两旁的二等菩萨就像侍候皇帝的一群嫔妃。至于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和阿难，实际上有点像文臣，至于那些金刚、力士就像武将。看来这些比喻是大致不差的。唐朝流行一句话，“宫娃是菩萨”，是说宫廷里的侍女样子长得像菩萨。其实这句话讲颠倒了，应该说雕刻的那些菩萨的样子有点像宫女，雕刻的菩萨模仿了宫廷侍女的面貌和表情。总之，一切塑造佛像的艺术家们，没有一个不是参考了现实社会中各种人物的表情、体态而加工塑造的。至于壁画，画在寺院里的墙壁上，这种艺术也很重要，它的情况基本也是如此。传说唐朝的一位佛学大师道宣，他就看不惯，曾感慨地说：这些菩萨跟妓女一个模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的菩萨就是模仿妓女塑造的。更有一些大胆的艺术家、画家，他们把豪门贵族家庭里的年轻、漂亮的姬妾的形象画到佛教寺院的壁画上去，这不是造谣，是有文献根据的。长安有一个著名的庙叫宝应寺，宝应寺里画的天女其实就是一家贵族里的仕女。通过这些事实，我们除了可以了解到佛教的雕刻、壁画等艺术本身发展的规律以外，还可以看到这种艺术受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这种佛教艺术与产生它的土壤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还可以看到佛教寺院的建筑艺术是如何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宫廷建筑的部署和园林的布局，关于这方面就不说了。

我们现在特别讲一讲中国的宝塔。宝塔的建造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中国过去本来没有什么宝塔，但造宝塔不是简单地模仿，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宝塔或佛塔，是在中国过去修造高大楼房所用的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而发展起来的。宝塔这个建筑最能具体说明中外两种文化交流的事实。宝塔可以说是外来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人们只要把中国的宝塔与印度的或其他国家的宝塔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佛教宝塔这种建筑艺术，在中国过去不仅有它艺术上的创造，而且在应用方面也结合了中国的各种实际需要，可以说是有所发明，有所前进，这真可以说是做到了洋为中用。举例来说，西安著名的大雁塔本来是为藏书防火而盖的，它是为唐玄奘从印度带来的大量佛教经典作书库用的。河南开封保存用硫璃瓦造的铁塔，也很有名，这个铁塔是北宋王朝为巩固首都的安全，在军事上是作为瞭望台用的。再如南宋时期在浙江杭州临海造的六和塔，也是很有名的。六和塔用来干什么呢？六和塔上挂上灯笼，主要是为进出钱塘江的船只起导航作用的。至于新中国成立前建造的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宝塔，则完全是现代化的实用自来水塔，它不光是为了点缀风景的。

由于佛教信仰，当然也带来了其他许多消极影响，大家都很清楚，这些今天我就不准备讲了。

【注释】

[1]本文原载于《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1集），三联书店，1988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