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治学”和“读书”的方法

今天晚上有机会跟我们学校这么多的同学见面，感到很高兴！

我今天准备谈的问题，是有关“治学”和“读书”的方法。所谓“治学”的“治”，就是切磋琢磨，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研究”，因此，“治学”即是研究学问。所谓“读书”，既包括了不发出声音的看书、阅读和发出声音的朗诵、念书，乃至于包括对书本知识的钻研。这两件事既有密切的关系，又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因为一个人研究学问的方面或方法很多，可以是从看而来的，也可以是从听而来的，即有的是通过本人的阅历经验，或者是亲自调查研究得来的，不只是限于从书本得来的。所以读书虽是一般知识分子求得知识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全部的来源，那种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可说早已过去了。

话又说回来，读书虽不是我们求得知识的唯一途径，但毕竟是我们青年求得知识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事都亲自经历一番，若果离开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总结、研究成果，一切都从头做起的话，如以算学知识为例，我们能自己悟出加减乘除的算法也就很不错了，岂能达到深入懂得解析几何、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水平？因此，必须在先人的基础上再求前进，这不仅自然科学如数学是如此，其实哲学、社会科学也莫不是如此。所以恩格斯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又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2]哲学史这门学科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接下去先谈哲学原理与哲学史的关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意见，就是将哲学和历史截然地加以割裂，如说我是研究哲学原理的，所以与历史科学无关，或者说我是研究历史科学的，所以与哲学原理不相干。其结果是，有人只知道从概念到概念，凭空制造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理论。或者有人只会从事纯粹史料的堆砌，作不出任何理论的概括，也就是不能提高到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首先注意克服这两种不同的片面观点。大家知道，哲学史工作者对文化遗产主张既不割断历史，又要继续前进，提倡的是批判继承，即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批判，因此批判继承其实是一个概念，等于通常所谓扬弃，既有发扬又有抛弃，如波水相似，同时进行分解。批判是科学分析，好的说好，坏的说坏，决不是一切打倒。本来任何经得起社会实践考验的真理都是具体的，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其情况都远比一般抽象的原理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把认识只停留在抽象的一般原理，等于并没有取得对具体客观事物的真正认识。哲学史的研究则是结合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来研究各家哲学思想体系如何形成以及在斗争中的发展规律的，它强调对具体思想理论问题的具体分析，所以它不是简单地用一般原理可以代替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训练，反之，哲学史专业研究工作者，如果缺乏一般正确理论的指导，也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因此，哲学原理和哲学史的研究，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是不可偏废任何一个方面的，更不是互相矛盾的。

把这个意见推广应用，我们可以说，研究伦理学的不可忽略伦理学史的研究，研究美学的不可忽略美学史的研究，其他学科也都是如此，可以类推。

现在再结合上述的观点，来简单地谈一谈选择读书的问题。同志们都知道，各种学科的原始资料、参考图书，可以说真是浩如烟海，多得不得了。到底如何选择，对于一般初学者，也往往成为一大问题。因此我劝从事各门学科专业的研究工作者，最好先读一种比较简明的专业的历史书，自然就会知道过去哪些书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影响大，占什么历史地位，然后进一步钻研，自然可以少走弯路。不然光讲了一些三四流以下的书，而第一流的作品反而没有读过，怎么能成为那一方面的专家呢？

读书不可贪多求快，尤其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代表作，随便潦草地看过，往往一无所得，须要认真仔细地多看几遍，如果自己有书，可以随时用红笔画出重点，或者是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在书旁写下批语（评语或按语），再看时重新加以思考，前后必定会有差异，这就是学有进步的表现。如毛主席过去在延安见到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虽然在百忙之中，还先后读了十遍，并且写下详细的批注^[3]，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然后是在这些基本读物中出现的一些该学科的基本概念要搞清楚，必要时可查考工具书，如该学科的专业辞典之类。过去有人学过一两年的哲学之后，却还不知道“观念论”和“唯心论”是一个外文名词idealism的不同翻译，也不知道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究竟如何分别，那就太不好了。

一般无关紧要的书，不是非读不可的书，则不妨看得快些，不可以与刚才上面提到的需要精读的书采取同样的办法，这样才能逐步地做到既有广博的知识面，打下较好的基础，又有精研独到的专长，才能符合做一个有条件、合格的专业工作者。

各种思想理论，从广义来说，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如果完全不了解社会，那是很难深刻理解各种思想理论的，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所以研究思想史的人，必须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对一般学术工作者来说，我劝你们不妨用心读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如果想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用心读一读《水浒传》和《红楼梦》，才知道农民是怎样受压迫和剥削的。什么叫“官逼民反”？看看《水浒传》上的一些好汉们如林冲、鲁智深、武松等人是怎样被迫上梁山造反的，就可以明白了。《红楼梦》里的贵族公子、小姐们在生活上是怎样不同于一些丫鬟小厮们的，贾母、贾政、王夫人，乃至王熙凤等人的权威又是凭借什么的，为什么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在爱情上的悲剧，看了这些，那我们对封建时代宗法等级制的社会就有比较深的了解了，这有时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具体多了。同样，要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社会，我劝你们不妨读一读法国巴尔扎克和俄国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的优秀文学作品。

另外，所有思想理论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所以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有宗教迷信，就有战斗的无神论理论。因此，我们要想对哲学、宗教等各方面有全面的了解，不可以只看一个方面的书，一定要看反对面的书，如唯物主义者要看唯心主义的著作，同时进行比较深刻的系统的研究，才能提高个人的科学水平。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因为不注意反面的意见、反宗教的思想，往往研究不好宗教学，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读书要有深刻的体会，万不可忽略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如不深刻理解毛主席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得已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红军减少到不足三万人的惨痛教训，对过去狭隘的经验主义者，特别是奉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有最深刻的体会，是不可能写下光辉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我们如果完全不了解这种时代背景、思想背景，同样也不能深刻地体会《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读一部书，最重要的在于懂得它的中心思想、精神实质，乃至作者的用心所在，如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作者证明阶级社会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不是一有人类就有的。私有观念不是永恒的，从而证明了阶级社会将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思想觉悟的大提高而终归于可以被消灭的道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恩格斯虽是在研究古代社会，却是为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贡献的，这就是科学研究上的所谓“古为今用”，它是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的。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如果不掌握这个中心思想，而只在一些专门名词上钻牛角尖，那就是读书不得要领，将会是“劳而少功”，有的便成为名符其实的书呆子了。

再顺便一谈，文学艺术的夸张手法和哲学理论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有所不同的。如过去文人形容一个人聪明，读书进度比较快，就说他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这完全是一种文学的、艺术的夸张，有它一定的意义，但我们作为哲学工作者，则决不能相信那是事实。又如古人为了夸大孔夫子思想的威力，就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说孔子作了《春秋》这部书，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害怕了，都不敢再造反了。哪有这回事？过去专制统治者用武力残酷镇压人民，人民都不怕死，你那部简单的历史书就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孟子也曾感慨地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此，历来一些会读书的人，只要领会作者的用意就够了，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不会读书的则不这样，咬文嚼字，往往走入迷途。又如先秦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尊称庄子，在他所著书的第一篇《逍遥游》里，一上来就说：“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分明是一则寓言，在形容其大而已。可是过去有人不会读书，偏要去考证这个北溟（海）在哪里，是否就是现在那个贝加尔湖，又说这个鱼就是现在所谓的鲸，那个鸟是否就是凤凰。这是浪费精力、读书不得法的一种具体表现。再则，艺术家的一种表达方式，跟唯物主义理论家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唯物主义理论家要求从事实出发，既不夸大，又不缩小，恰如其分，而且光有一个结论不成，还必须注意这个结论是怎样推论（理）得来的，有无逻辑上的错误。所以一个好的理论家，必须对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要结合实际，有具体内容的理解，同时对一些具体问题又能提高认识，作理论的概括，既有感性知识的内容，又有理性知识的提炼，而且能努力避免带有任何片面性，并且从发展中看问题，也就是力求做到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什么叫辩证法唯物论？无非就是一种从客观事实出发，不带任何片面性的发展观。

读书不能永远停留在书本上，要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指导社会实践。但是大家要知道，将普遍真理结合具体实践，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工作。大的问题，我今天暂且不谈，即以中国的武术而论，有各种的派别，其中有一派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利用对方的力量打倒对方。这是用道家老子的思想指导武术的。我在中学时代曾看过这些不同派别的武术比赛，确有如此的，但是他若不精通武术，充分掌握刚强者一方面进攻的特点和手法，能真的做到战胜对方吗？所以我说能理论联系实际，并能指导实践者，必须是既精通理论，更是精通实践的专家。

最后，我想附带谈一谈研究学问成果的表达方法问题。因为我们治学或读书的心得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而是要让别人也知道，即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因此表达方法对于治学与读书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努力加以研究的。这有四种具体情况：

一是深入浅出，即是懂得很透很深，但又能通俗、明白易懂地表达出来，他之所以能讲得明白易懂，正是由于他有深入的研究，这是最理想的，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二是深入深出，他虽然也有深入的研究，但就是不会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写下的文章，一般人就是看不懂。如一部分长期从事专题研究而又很少接近群众的人，就经常有这种毛病。有的专家，不能说他没有学问，但是教学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三是浅入浅出，就是那种人，虽然说得容易懂，但就是没有内容，没有深入的研究，不能满足多数读者或听众的需要，不少外行人写的通俗小册子，往往有这种毛病。

四是浅入深出，这种人既没有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又爱好搬用自己也不懂的新名词和典故，堆砌成篇，而又往往好以大专家的姿态出现，有意吓唬一些外行人，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我们要尽力避免。

关于治学和读书的方法，限于时间，我想今天就谈这些，如有不妥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注释】

[1]本文是石峻先生生前遗稿，写作年代不详。根据文中话题和涉及的资料来看，应为1988年以后至90年代前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某次学术演讲的底稿，故编排于此。──编者注

[2]《反杜林论·旧序》。

[3]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