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从一个贫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迈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她经历了曲折而又不平凡的坎坷道路，其间一些先进中国人的英勇事迹实在是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政府的篡权，不仅没有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反而有不少革命党人转而趋向腐化堕落。继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思想内容有如百花怒放，而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呼声更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然而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除台湾）的前夕。有关上述这个大转变时期的政治史、军事史等方面的研究，经过多数人的努力，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哲学理论战线上，除有关马列主义的传播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之外，其他一些哲学流派的内容，由于缺乏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很少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在中国哲学通史范围内，可说仍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有种种客观原因，在过去一段时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学术思想界虽然千头万绪，难以详说，但是其间的相互影响和发展线索，联系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例如，这些思想对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是起推进或延缓乃至阻挠的作用，如若耐心地认真探讨，还是不难判别清楚的。可见，从政治上评价某一种哲学思想体系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标准的。但由于哲学思想这种上层建筑也像宗教一样，毕竟还是有它的特点，即从形式上看，依然是比较抽象、远离具体现实的，从而给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带来较多的困难。当前有关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我们以为特别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行武装革命的大时代，对敌斗争占据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其他学术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暂时只能服从这个总的任务，来不及加以系统的总结。一些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同志们，当时限于主客观条件，还无暇从事大量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方面的思想资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剖析工作。然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避免生搬硬套一些外国学者的现行结论，才能很好地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从而在这一研究领域内，防止产生简单化与庸俗化的倾向。
二、由于这一段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中外新旧思想交互推波助澜，前进得很快。一个人从青年、中年到晚年，往往经过几度转变，前后有很大的不同，其间既有从保守走向进步甚至革命的，但也有基本上可说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在这道路边旁观的更是不计其数。何况有不少走过来的思想家或学者，目前还健在，各人的经历和现状也并不完全一样，我们要对这些个别思想发展的道路做出完全合乎客观历史事实的正确评价，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
三、中国近现代（1840—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的性质就决定了全部的哲学思想内容必然混杂中外古今，因此牵涉的知识面很广。这些学术思想的渊源真可说是千头万绪，它们的产生既有社会历史原因，又有各自在当时的土壤与条件。二者虽有先后继承和影响的关系，但又因为具体情况不同，作用有别，难免要出现性质上的差异，我们又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
四、作为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可能包含着合理思想因素，这是需要深入发掘的，不能只从局部的表面现象看问题。好比一栋过了保险期的房屋，必须推倒，但是一些被拆下的砖瓦，则仍可利用再造新房。这些具体工作，都需要耐心地加以抉择。对于旧房子来说，还得分析它将要倒塌的原因，作为借鉴，用以加固新建筑的设计，不能放下不问；何况作为理论体系的问题，比这情况还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呢？
五、出于近现代中国的贫弱，科学文化落后，接触外来的各种思想，一时未能消化，精华糟粕难辨，致使某些人的哲学理论可能比他的政治主张还要落后。因而简单地用哲学路线的批判来代替对他政治方向的评价，显然不是那么妥当的。对二者应该加以区别，不能划一等号。如果处理不当，必致妨碍人民内部的团结。同时各人思想发展的道路，也很难说是完全一样的，都需要结合时代和环境的特点，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尤其注意要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决不能满足于用几顶不同的帽子再加上若干标签，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学术思想问题。
此外，我们以为社会科学研究同今后的教育事业一样，必须体现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在提倡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思想交流的今天，大家都在强调要虚心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科研成果的同时，必须更加注意熟悉国情，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千万不能人云亦云。以上略谈目前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一些问题，作为作者今后继续前进的参考。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都曾不加选择地被介绍进到中国来，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外，由于未能体现广大人民的意愿，不少思想学说已陆续为大众所遗忘了。但在各种外来思想的冲击下，只有标榜继承我国古代儒家传统而又融合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学派，影响一直不见中断，这个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这些思想家，有人称他们为我国现代的儒家，但也有人不同意，因此这个名称是否十分恰当，还可以再加斟酌，好在问题的要害并不在此。学术界当前的一致要求是，研究工作者必须从大量原始资料的真实思想内容出发，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解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彻底纠正过去一段时期内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不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就简单地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
我们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不单从抽象的定义或前提出发，不奉行用引证来代替论证的做法，力求系统掌握第一手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制作工夫，进一步明确这些哲学思想的新动向和在事实上可能的新成就，并深入考察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兼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据此，试图使人们对“五四”以来我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本书的任务。
作者宋志明同志，早在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以前，就已开始有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过去就学于吉林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即是《新理学简论》。他一贯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立场坚定，肯刻苦钻研。目前出版的这部专著《现代新儒家研究》，则是他在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继续研究期间提交的学位论文，1986年正式通过答辩后再加修订成书的。他概括“五四”以来“新儒家”哲学思想的特点是：（1）它是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合流的产物；（2）它是“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主干；（3）它以人生问题为主题；（4）它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5）它带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据此，作者认为它构成我国整个儒家哲学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为先秦；两汉；宋、元、明）。这些结论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虽不能说都已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但力求史论结合，不无贡献，有所前进，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国内不少哲学史专家的一致意见。自然，需要更深一层探索的问题依然存在，衷心希望作者在这一科学领域内继续努力，扩大研究范围，加深理论探讨，沿着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道路前进，勇于再攀高峰，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石峻
1987年3月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本文原载于宋志明著《现代新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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