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性质和范围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分析、鉴别和使用的科学，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目的在于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可靠根据。哲学史的研究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从历史（事实）资料、思想资料出发，由史料得出结论。特别是中国，历史悠久，地广人多，图书浩如烟海，古籍十来万种，如何选择资料，既要注意求全，又要注意求精，甚至同一部书，如《周易》、《老子》、《论语》等，先后注解甚多，很需要下一番功夫。所以，要想很好地搜集、整理史料，有必要大略懂得一点有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训诂、考订、比较研究、辑佚以及工具书方面的知识。
例如，如何利用工具书，用哪些工具书，各种工具书的特点（优缺点）是什么，立场、观点与解释的局限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等。又如同一种书，先后又有好多不同的版本，不同时代的，不同地方的，如何辨别善本与劣本？何谓善本？标准何在？如何叫原始的史料（primary sources）？如何叫辅助的史料（secondary sources）？他们分别的可靠性如何？这些都是搜集史料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封建时代的学者，囿于经学的信仰，把“经”看成没有任何错误的、必须信从的宝典，因此往往为文字所蒙蔽，而不能接触到“经”之产生时代的思想实质。而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又往往喜欢以近代科学比附古书，如说外国的现代科学都来自中国，只不过中国失传了，学西学其实本是中学。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在清末早期改良派中很流行，甚至把《易经》八卦讲成有量子力学、超相对论的内容等。这些比附对于减少西学传入的阻力，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可以中西互相发明，但不要走上变相复古的道路。
怎样考证、校刊、辨伪即审订思想史料，去伪存真？通常的方法，如历史的考证（《列子》的真伪）、思想内容的考证（辨《宗本义》）、时代的考订（《孙子兵法》、《老子》版本）等。在这方面，新史料的发现（甲骨文、敦煌、银雀山、马王堆的例子）与科学上的新成就，往往很值得注意。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边缘科学，要借助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科技史、宗教史等的帮助。为了增加感性认识，我还主张看小说，如《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要注意精与博的关系，没有适当的博便不能做到精。还要借助近代最新科学的成就，如研究先秦名家和墨家的逻辑学，就要借助现代外国逻辑科学的解释（当然不能牵强附会）等。以《墨辨》为例：“圆，一中同长也。”不懂得力学、光学等，很难看懂《墨经》。章太炎过去曾借助于因明。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要懂一点西方哲学，那是它的思想来源之一。
中国的语言文字、伦理哲学的概念范畴是变化的，因此要懂一点训诂学，包括用现在的语言如何准确地解释古书。如研究中国古代的佛教思想，懂一点印度各国的历史情况和哲学流派，也是有帮助的。这固然有方法论的问题，也有史料的掌握和比较研究等问题。
汉魏时代读佛教书还有合本的法子，把几种样本对照来斟酌它的意义。但是由于不懂原文，只能凭主观综合，不能辨别是非（合抄－集解、集释）。
后来又有所谓“格义”的方法（竺法雅），即以比较接近佛教思想的中国书籍和它结合比附来讲（即以老庄解佛书），如以“本无”译“真如”，以“无”译“空”等。魏晋时代的佛学理论带有玄学的色彩，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学者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翻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即是一例。其实，以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供给制等来理解科学的共产主义，似是而非，也是一例。
要懂得外国哲学，必须精通外文。例如Being as being，Existence与Being不同，存在、有、是（佛教的有无不等于心物）。要懂得中国古代哲学，要能看懂古书，懂得古文，也是同一道理。要懂得中国古代哲学，能看懂古书，必须懂得古文。但是，要懂得古文，单凭字面上的字义了解是不够的（如魏晋风流之“风流”，字典上解释为“风流人物”），必须懂得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称“仆”、称“妾”、称“足下”等）。博与精的关系是不可分的，一般的外国学者学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难以贯通，就在于处理不好博与精的关系，不能博也就不能精。
哲学史史料学是研究哲学史的一种基础课，但是不能全部代替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不能以考证史料来代替规律性的研究。哲学史史料学不是一般的史料学，不是广义的史料学，而是限于哲学思想史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审查工作，目的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也就是科学性）。只有建筑在这种真实性上的研究才可能得出科学性的结论，从而做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破除偏见、成见。
要真的能够做到科学地批判审查思想史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水平（相对真理—绝对真理）。
限于时间和条件，我们这门课还不可能讲得太专门。史料学作为一种有规律的科学，短短的十几个课时，不可能做到系统的发挥。
注意：
封建时代的学者——资本主义学者——马列主义指导下的考据学
圣人观念——现象罗列——本质与演变规律之掌握
第二讲 关于工具书的使用
古人读的书少，文史哲不分，今天则学科分工很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死记硬背是有限的（戴东原能背《十三经》，一般旧学者年轻时都背过“四书”）。特别是系统的研究，需要广泛的知识，这就需要学会使用工具书。武汉大学图书馆系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值得参考。
研究哲学，第一，要明确概念。明确概念，除了读原著以及经典著作外，最好要有一本简明的哲学辞典。北宋陈淳所著《北溪字义》，就是关于宋代义理之学的词典。中国目前还缺乏简明哲学辞典。此外，佛学方面的《法相辞典》、《佛学大辞典》、《佛家名相通释》等，都值得参考。
第二，要学会运用“索引”。
如利用《中国丛书总录》，可以查书名、篇名，包括人名、地名、专名的索引（index）（或称“引得”），或称《通检》，如《论衡》。哈佛燕京学社曾编有《二十种艺文志书目综合引得》，又如《十三经索引》、《四书索引》、《清代文集篇名分类索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简称《四库提要辨证》），清代阮元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日本人编的《佛藏子目引得》、《道藏子目引得》等，都值得参考。
此外，还有最完备的、包括所有字的索引，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都有，可以查该原典的字、词、句，以及人名、地名、专名等。研究重要概念的不同含义，也应该知道用索引。此外还要注意运用研究成果的索引，如日本出版的《论语》文献注释书、《论语年谱附录》（林泰辅，古版附插图）、《中国历史论文索引》、《日本汉学研究论文引得》、《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中国历史论文索引》、《日本汉学研究论文引得》等，还有《中国近代哲学论文索引》、《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年）等，都是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此外，一部学术专著，也应该附有索引，有无索引，可以作为衡量是否现代化、科学化的标记。由于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以及微型胶卷的使用，这种工作现在已是更加现代化了。
由于现代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索引的范围已经不能只限于中国人过去的研究成果了，还应该放眼世界（日本方面的先进），包括国外研究的成果。日本人的索引工作做得很细，如白居易、李白的诗，都编有索引。《大正新修大藏经目录部》（55卷）、各种《高僧传》都有统一的索引，美国国会图书馆有统一图书目录卡片。要搞科学研究，做到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决不能采取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办法。因为所谓贡献，就是能在前人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前进。这当然也要求研究者不能忽略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
第三，要注意运用中国古代的类书。
中国古代的类书是一种中国式的百科全书，它不是一般的字典，也不是丛书，但却可以提供思想资料的大体线索。它的分类很有特点，如天、地、帝、王、后妃、皇子、珠宝等。它可以用来校刊古书、佚书材料等。最早的类书是三国时的《皇览》、道教的《云笈七签》（宋·张君房）、佛教的《法苑珠林》（唐·释道世，按佛经故事分类排纂），其实都属于类书。唐代以后，这种类书很多：
1．《艺文类聚》一百卷，唐高祖时欧阳询等编。
2．《太平御览》一千卷，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编，很多已散失。
3．《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真宗景德年间王钦若等编。
4．《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明嘉靖年间解缙等编。
5．《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清康熙年间张英等编。
6．《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清吴玉士等编。
7．《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清康熙年间张玉书等编。
8．《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清康熙至雍正年间陈梦雷、蒋廷锡等编。
9．《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邓嗣禹编，共收类书三百余部，详载每书之名、编考、版本、册数、解题、分类、纲目等。
类书的作用：
（1）查找各类材料；
（2）校勘考证古书；
（3）搜辑古书佚文。
使用类书注意事项：
（1）官修，成于众手，多错，又间有删节，须核对原文。
（2）不可轻改古书。
第四，要用字典、辞典。先从《说文》谈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重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研究古文字学的基础。清代段玉裁有注。六书，《说文解字·叙》：“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见，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其他的，汉初学者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尔雅》，是汉代经师的经学字典，也是后人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三国魏张揖所撰《广雅》，博采汉人笺注，及《三仓》、《说文》、《方言》诸书，以增广《尔雅》，为研究古代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资料。清王念孙有《广雅疏证》。
音韵学方面，南朝陆法言《切韵》，与女四声都受印度的影响，有郝懿行《义疏》。唐韵不存。北宋陈彭年、邱雍等编修的《广韵》、宋丁度等人编撰的《集韵》，以及清初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今人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等，均可参考。
阮元《经籍纂诂》（主要是训诂学）。
方言方面的，《方言笺疏》是方言字典，旧题扬雄作，不一定是扬雄作。章太炎作有《新方言》。
另外，现代人比较常用的几种字典，如清张玉书等人编撰的《康熙字典》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官修字典。之后，由陆费逵等编撰的《中华大字典》，较《康熙字典》有了很大的进展，并加有日本用汉字。1915年出版的《国语辞典》（现代汉语词典），影印一册，注音，北平研究中院国大辞典编纂处。
大家都很熟悉的《辞源》、《辞海》，也是不错的工具书。旧时互相竞争，今则各有分工。
《汉文大字典》，目前《汉语大辞典》、《汉语大字典》都正在编纂中。目前最大之汉文大辞典是日本人编的《大汉和辞典》（诸桥辙次主编）。
台湾出版有《中文大字典》（国内有影印本），共40本（附索引）。
第五，要会用专科辞典。
历史、地理、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动植物、医学以及哲学类的伦理学、逻辑学、中国哲学史等，均有词典可以参考。此外有《甲骨文编》、《甲骨文合集》（郭老主编）、《金文编》（容庚编）、《宗教词典》（任继愈主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名人辞典，1982，南大历史系）、《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新中国成立前）。《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今人姜亮夫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商务印书馆）、《历代名人年谱综录》、《历代职官表》（清代编）、《中国近现代史词典》，都非常有价值。
又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唐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要注意利用外国人加工编辑的工具书，如荻原云来的《梵汉对译佛教辞典》（《翻译名义大集》）、宋法云《翻译名义集》，间有中文人名（如玄奘、义净）及其《新编》。英国出版有英文《中国佛教名词辞典》等，日本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七卷、中材元《佛教大辞典》、宇井伯寿《佛教辞典》（袖珍本，禅宗辞典）、《道教辞典》，日人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以及中国人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对于研究佛教很有参考价值。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外国）哲学百科（英日）全书等。
第六，要会用学术编年。
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是规律性的，这样才有科学的哲学史的可能。从时代到个人思想，早晚有变化，如孙中山、鲁迅、吴玉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皆按年代先后编，是有道理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尤其要如此。
钱穆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又有《孔子编年》。历代学者编撰的思想家年谱，如《朱子年谱》（王懋竑）、《王阳明年谱》、《章实斋年谱》（胡适、姚名达），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自编年谱长编》，过去北师大教授刘汝霖编有《中国古代年谱综录》。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汉晋学术编年》四册、《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哲学思想史附《年表》亦是此意。鲁迅、瞿秋白译著编年。
第七，要会用专人资料汇编。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资料。王充卷、韩愈卷、柳宗元卷、红楼梦卷等。
第八，要会用学案与资料选编。
学案类：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孙星衍的《孔子集语》，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唐
的《国朝学案小识》、《四朝学案》，江藩的《汉学师承记》（附《宋学渊源记》），徐世昌的《清儒学案》，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等。
资料汇编：如《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代、近代）、《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国无神论史料、中国逻辑学资料、中国伦理学资料、中国美学（思想）资料等。
第九，要会用各科专史。
经济、政治、科技史（它包括医学、农学等）。英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沈善洪的《中国美学史》，都属于专门史。
宗教史方面（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史）。慧皎的《高僧传》、道宣的《续高僧传》、赞宁的《宋高僧传》、僧祐的《弘明集》、唐道宣的《广弘明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概说》、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卿希泰的《中国道教思想史》（三册），也属于专门史。
经学史方面，则有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周予同、日人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等。
第三讲（上） 目录与版本
中国的古书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历代各门各类的著作极为丰富。要知道这些丰富文化遗产的内容，历代学术的源流，书籍存亡的情况，除检阅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外，还可以寻检其他历代私人所著或公家所修的目录书。也可看大图书馆的分类卡，请人开参考书目。有的虽说其实只是书单子，但很有用。这些目录书可以丰富我们关于书籍的知识，我们可以根据目录找书来读，也可以从中初步了解各种书籍的时代、著者、性质、内容、过去评价等的一个大概，以及某一时代那一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学术情况。
要利用目录书，应当先通晓目录学的大概。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余嘉锡有《目录学发微》，王国维弟子姚名达有《中国目录学史》，新中国成立后王重民校正（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下面参考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一书，对此问题作一简略介绍。
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功用
无论研究什么学问，要看什么？遇有问题，到哪里去找？一般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这种工作，可以说从汉代刘向、歆父子校书作《七略》已经开始了。清章学诚所谓“刘向、歆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也。过去，常逛书店也可成为学者，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
过去目录书按形式来看，大体可分三类：
一曰部类（分部、分类）之后有《小序》（讲源流），书名之下有《解题》（讲作者、内容、问题）者；
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
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包括作者，有时连作者也不能定）。
属于第一类者，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比较著名的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之《经籍考》、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规模的）、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以及今人和后人的续作等。近人余嘉锡曰：
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笺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2]
佛教目录学的贡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传、经、序、目录），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序（分类、真伪、先后、同本异译）曰：“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宋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崇文总目跋》：“《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为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3]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要》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石峻按：即从有载到无载），亦考证之所必资。”又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汉书艺文志考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的作者）
《汉书艺文志条理》，清姚振宗（《二十五史补编》）
《汉书艺文志讲疏》，近人顾实著（商务印书馆）
第二类者，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是也。这是《二十四史》中最重要的两种目录。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体例略同《汉艺文志条理》，它把每一书的有关资料收集在一起，读者检查起来很方便。近来又有《汉志集注》。
章学诚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4]又《互助篇》曰：“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中也。”又《补校汉书艺文志篇》曰：“《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比之所及也。”
属于第三类者，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但有分类，如唐、宋、明《艺文志》，补清史《艺文志》，郑樵《通志·艺文略》。
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本人参与，非全本人之作）补正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此类各书，不辨流别，但记书名，已深为《隋志》所讥，然苟出自通人之手，则其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不可忽也。”通过这类书目，可以看出哪一类书当时最流行，也可以观察学术思潮。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得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余嘉锡评之曰：“张氏之类例，在慎择约举，以使初学分别书之缓急，为今人之意多也。编撰书目，不附解题，而欲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其事乃视有解题者为更难。”[5]
总之，“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薄籍、自名赏
、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此异也”。[6]
二、如何利用目录书
余嘉锡先生曰：“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而利被遂及于学者。然亦视其利用之方法如何，因以判别其收效之厚薄。”[7]余先生在所著《目录学发微》中举古人利用目录学之最早者数事，以明其例：
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如《后汉书·张衡传》载汉张衡上疏论谶纬之学曰：“初，光武善谶，……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以后，乃始闻之。”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如《礼记》各篇。《礼记》原总二百一十四篇，经长期的流传删定，传下来的有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者称《大戴礼记》，后者称《小戴礼记》。《大学》、《中庸》原是《小戴礼记》的篇名。大戴（戴德）、小戴（戴圣）所编未必是其原貌。又如《易经》、《易传》之分和，以及佛经先后重复译出之情况，均可借助于目录书而察其原委。
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道家《老子》书在先，《庄子》书在后。道家庄子与老子的关系。《庄子·天下篇》。
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如《孙子兵法》、《老子略例》、《汉书·艺文志》目录、黄（老）帝《经法》等。
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好些书目原载若干篇若干卷，但后来失传，如《梁书》有《范缜集》十卷、《南史》十五卷，唐以后《艺文志》即缺载，可见已失传。《全梁文》卷四十五所载总计不过五篇，约3700多字。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这一方面，须注意有同姓名作者和同书名者，未必是同一部书。如《孟子》一书，战国儒家孟轲作。《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家亦有书名《孟子》者。
七曰帮助明确引书体例先后。史书体例之演变，如：各史——资治——本末——易知录——历代通俗演义。各家集子——文苑英华——唐文萃——全唐文——选本。《三国志》：陈寿；《三国志演义》：罗贯中。
八曰根据目录书中的出现率，判断典籍之轻重。
余嘉锡先生说：“虽然，以上所举数事，皆是用之以考古，则或疑为考证家专门学问，非普通学人之所需。然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其义以张之洞言之最详。张之洞《犹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宜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余嘉锡先生评之曰：“张氏之语虽若浅近，然实深知甘苦之言。必明此义，而后知目录之书为用最广，为学至切。但欲求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亦唯《四库提要》及张氏之《答问》（石峻按：今人范希曾编有《书目答问补正》）差足以当之。”
三、相关参考书目
梁启超、王国维弟子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8]，新中国成立后经王重民校订，其中论佛教目录部分特详，可参看。此外，各专门书目、善本书目：梁启超《国学指导二种》、《要籍解题·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胡适《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李签《三订国学用书撰要》[9]，何多源编《中文参考书指南》、日本长泽规矩也编《支那学入门书略解》、蔡尚思《中国文化史略论》。[10]。
四、哲学与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
附：原文与译名，何译何作？译本先后（第几次），书的真伪。
佛教：明末智旭之《阅藏知津》（清初编），明白云观道士白云霁之《道藏目录详注》，日本南条文条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简称《南条目录》。吕瀓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分类编号），智昇《开元释教录》。
第三讲（下） 版本学略论
版本学过去是目录学的一部分，现在则有独立的情况。版本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举凡原写本（稿本）、历代刊本、历代传录本（名家）、批校本、稿本（初、定），以及每一书的雕版（先后）源流、传抄源流，孰为善本，孰为劣本，孰为原刻，孰为翻刻、再翻刻，以至印刷用纸、墨色、字体刀法等（历代不同，楷书、仿宋、颜色、字体），藏书家印记、哪一家的刻本、版式行款、装潢式样（卷子本、蝴蝶装、本装）等，都在版本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内容可谓丰富之至，这些方面彼此又皆互相关联，缺一不可。除时代的特点之外，尚有版式、插图的优劣（各家刻本的有自己的特点）等。
通常什么叫善本？甲骨——金石——木刻。刻甲骨、刻印、刻石，前有《石经》（汉熹平石经）。竹简叫“编”，帛书写本叫“卷”。中国是印刷术发明最早的国家，宋代工人毕昇已发明活字版。汉人有时称“善书”（根据不同要求可有不同标准。插图本、套边本、精刻本，当作艺术品来研究的），因为那时未有印本，所以不叫“善本”，而叫“善书”。现存世界最早的印本书是唐代刻的《金刚经》（咸通年间，9世纪，唐懿宗年号），保存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前有插图，刻得很好，可见刻书历史之早。宋人开始把美书称“善本”。其所以为“善”的根据，如“宋次道（即宋敏求）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11]。叶梦得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12]归纳宋人对善本的看法，即凡书籍必须精加雠校，方为“善本”，即错字最少，否则便是“俗本”、“劣本”。此外，明清两代著名学者对“善本”的界说，大多和宋人相同，不必多举例了。但对善本的要求不可太严，没有别本可校，而错字较少的石刻本、抄本也是善本，敦煌写本不一定皆是善本。当然，也有写得很好的，所谓唐人写经体。
清末张之洞的说法还算比较合理。他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13]这个说法比较完备。古本，原稿本就更不用说了。
但所谓旧本，旧到何时呢？清代藏书家所出书目，多以明嘉靖为断。自然这也是相对的，但明嘉靖以后的著作自然不在此例。一般稿本比刻本早，朱印本又比墨印本早。不能简单地按时间先后分优劣，现在则以辛亥前乃至新中国成立前为断。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版本？首先，图书馆工作人员、资料室工作人员，如果一点都不懂得版本，如何去辨识孰为宋刊，孰为元刊，哪是宋抄，哪是元、明抄呢？如以宋元旧刻和清刻作同样处理，并列一架，那是不可以的。此外还有影宋刻、影宋抄等原刻、仿刻、再仿刻之区别，这也有成为善本的。
我们整理古书，审别版本好坏，对读者选读古书大有关系。特别是进大图书馆作专门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为作者和读者提供比较可靠的资料，供校勘用。传说过去有考官因此出错了题目的，弄得考生不知如何下手。过去医生有因此开错了药方的，那是要害死人的。
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北大图书馆等都有善本书目。王重民著有《中国善本书目提要》，可参看。
古书传刻或传抄，脱文讹字，势所难免。如王充《论衡·累害》篇，明刻本都脱去一页（如明通津草堂本），而元刊十二行本，此页不脱。又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古代文学理论名著、研究文学批评的书。全书十卷，分上下篇，而元代一刻，明代弘治一刻，嘉靖三刻，万历一刻，其中《隐秀》一篇皆缺，明钱允治得宋本，方为补足。
《二十四史》的清乾隆四年殿本不如原商务百纳本《二十四史》，尤其在对少数民族的描写方面。现在的中华校点本又有改进，越是后印的越好，自然也不免增加新错（断句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比毕沅的《墨子注》要好，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比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要有用，集解、集释又比单注本好些。同是《庄子集释》，新排印的比原来的木刻本又好。汉代帛书本《老子》可以改正通行本的错字，但也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胜过后来的王弼本。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有校勘记（排印本不如影印本，影印本自然又不如原刻本），浙刻《二十二子》多善本，石印本不如木刻本，而历代天文律历志又不如单行本汇编。
至于如何判定刻本的时代？有纸、墨、印、装、字体、刻书家姓名、藏书印记、古人题跋、避讳字样（如唐代改“民”为“人”，避李世民的讳；清代改“玄”为“元”，避玄烨的讳，“玄武门”为“神武门”；《弘明集》作《宏明集》，避弘历讳[14]）、刻本源流等专门的学问。总之，现在已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大体测定它的年代了。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懿辰撰）是记版本的，《古书版本常谈》（毛春翔著，中华，1962年）记各种版本，今人钱基博《版本通义》（古籍出版社）介绍了一些常用书的好版本，不限于哲学。
清末湖南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新中国成立后有排印本，是一本专谈有关版本学方面知识的代表作，今人唐弢的《晦庵书话》也是论近现代版本的书，此外各种善本书目、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可参看。再如章太炎《訄书》，初印本刻本有《尊荀》和《天论》，第二次日本印本就删掉了，到后来的《检论》又有改订，这反映了思想的变化，所以对同一书也要注意先后不同版本的研究。当然，我们不能把版本学神秘化，但作专门研究的必须有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则是应该的。手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透过它看作者思想改变的经过，如《鲁迅手稿全集》，不仅于作文有帮助，研究大家改文是最有益的。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管子集校》（郭沫若等）、《韩非子校注》（南京大学）、《论衡校注》（北大）、《太平经合校》（王明）、《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抱朴子》（王明）、《坛经校释》（郭朋），都是好本子。
特别是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等。
新中国成立前旧的两部大丛书：（1）《四部丛刊》（初、二、三编，商务印书馆），影印；（2）《四部备要》（中华），聚珍、仿宋（活字），也是很重要的参考书。
第四讲 校勘与训诂
先谈校勘学。校，比较、订正；勘，复看、核定、细查、审查。
后世学者于审订书籍，往往罗致副本，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号为校勘之学。古人又称校雠之学（章学诚实斋有《校雠通义》）。“校雠之名，亦自刘向定之，所谓‘一人读书，校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章奏上。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向校书时，广储副本，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有所谓臣某书，博求诸本，用以雠正一书，盖即后世致详版本之意。观向所为《战国策叙录》云：‘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然则向校雠时，留心文字讹误之是正，盖即后世校勘之权舆。由此论之，目录、版本、校雠，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5]
“古书流出日久，伪舛滋多，或误夺一字而事实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谊尽失，苟非善读书者，据他书订正之，则无以复古人之旧，此校雠之役，所以不可缓也。如有一‘不’字与无一‘不’字，‘相容’与‘不相容’，则意义相反。又如《尚书》，‘孔安国献之’，‘安国家献之’，则情况不同矣。”[16]
读书而不得善本，则必以不误为误。但校雠非易事，校书贵任专才，如天算、医学，必用专家。戴东原校历算，《二十四史》有天文律历表的校勘、断句问题。又如不懂梵文的佛学者校佛书，有时很难断句。
校理书籍而能各校所长，一人专校一类，斯固善之善者；如其不然，莫若择其性之所近，分校数种，用力虽少，而考证必精，愈于博学寡要者远矣。
校书必资众手，各用所长，单干不是好的办法。
校书必熟于群籍。
校书必深于小学，而校勘之役，尤非深于文字、声音、诂训之学不成。如《逍遥游》之“遥”亦作“摇”，“说”与“悦”，“齐”与“斋”，通假的例子很多：（1）形近而误；（2）声近而误；（3）因同字而脱字；（4）因重写而衍字；（5）因误字而衍字。陈垣撰《校勘学释例》所论甚详。
先讲校书要点、注意点（方法论）：
（1）不可轻易改字。校理书籍，期于不妄改、不妄增，一仍其旧，而俾读者自审定之，能事毕矣。郑玄解群经，于文字之显然伪误者，但云某当作某，而未尝轻出己意以改本文，此即后世校勘记之权舆。陆德明作《经典释文》，朱子撰《韩文考异》，皆据一善本为主，而附别本之异同于其下，云一本作某。清阮元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版，凡明知宋版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
（2）校书首贵广罗异本，其次莫若采相类之书以比勘其异同。如《汉书·司马迁传》校《太史公自序》（《史记》），以《淮南子》校《庄子》。又如《荀子》有《劝学篇》，《大戴礼记》亦有《劝学篇》，题既无殊，文亦少别，足供取证，为用更多。
（3）据古注以校正文。盖传《注》时代愈早者，其去古较近，所据为未经窜改之本，循本疏证，隐然可见古人原本之真，故虽正文以误，而犹可据注本订正之。故吾人今日校理古书，必有资于旧注矣。如以王弼注校《周易》、《老子》，何晏《论语集解》，郭象注校《庄子》，汉郑玄注《礼记》。
（4）论类书及古注不可尽据。可参考，但不可绝对化。若夫凭据类书，旁征子史旧注，以从事雠校者，大半过于尊信古人，鄙蔑今本，据彼援引失实之文，反以不误为误，斯则惑矣（《老子》、《德道经》、《道德经》之异）。卢文弨尝论校书曰：“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古人引书多凭记忆），殆不可以偏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
（5）论旧本书不可尽据，宋刻本不可尽据。读书所以贵旧本者，非历时久长、纸墨陈古之谓也，诚以传抄或翻刻之愈多，则夺衍伪误亦愈甚，故昔人每言所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人刻本又不如南宋本，后之翻明本者更不及焉。然雕版未兴以前，书皆手写，更不能若刻本之广传而行远，故在今日得唐写本数页，珍若拱璧，可贵更在宋椠上，其势然也。宋椠不能无误，前人论之审矣，即唐人所写书，其伪误亦甚多，汉代帛书亦然，若《老子》、《孙子》之例，而必资后世刊本订正之者，所在是也。如用今本《老子》、《孙子》校正《老子》、《孙子》之例。
由此论之，言校勘者固贵旧本，然远若汉简唐抄，犹有不逮晚出刊本者，则宋椠元镌，盖可知也，要在学者明辨而谛观之，毋贵远贱近可也。即原书手稿亦有错字者。
清代考据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作者）之言曰：“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17]然则段氏所以教示学者，固深恶妄改之弊，而引为历禁者也。世之中才，可以省矣。陈垣先生著《校勘学释例》以校《元典章》一书为例。凡得谬误一万二千余条，其间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校《元典章》一书）
所举“校法四例”：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讲，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这是基本的方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二）为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择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或手头只有一种版本者，最宜用之。
（三）为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如《庄》引《老》，《淮南子》引《庄子》，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四）为理校法。以内容思想条理校之。先要通读全书，有根本的认识。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鲁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难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
现在再略谈训诂。
什么是训诂学？训诂学是语言学的一种。我们过去已经提到的语言学向来分为三门（部分），即文字学（形）、音韵学（音）、训诂学（义）。文字学主要研究文字的形体（造字的原则），音韵学研究语音的形成及其变迁，训诂学研究字义、语义。方言往往保存古音（日本、越南、朝鲜等）。方言往往有不同的字义。训诂学也就是一种语义学，但非今日西方之语义哲学。当然三者又有关系，有互不可分的关系。
“训诂”这个词很早就有。最初单称为“诂”，或称为“训”。“诂”字亦作“故”。汉代以后才合称“训诂”，亦曰“诂训”。
《说文解字·言部》：“训，说教也。”不是教训之训。“道物之貌以告人曰训。”“诂，训故言也。”郭璞注《尔雅·释诂》第一条云：“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今人黄侃（季刚）先生（章太炎先生弟子、范文澜同志的老师）对训诂二字的解释：他把“诂”解释为“本来”，“训”解释为“引申”，也就是说，“诂”是探求字的本义，“训”是探索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可知黄先生主张研究训诂就是教人不仅要知古义，也要知今义。
至于文字学，由于古代训诂书常常把文字的形、音、义结合在一起来解释，而且有时还采用所谓“形训”的方法，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等，所以我们研究训诂学，当然也要有一定的文字学知识。也有形声的关系，义与声相关，所与音韵学也有一定关系。
我国的训诂起源很早，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萌芽。从西汉开始（汉代的经学，博士官所掌，基本就是一书的训诂），训诂有了更大的发展，确立了两种基本的体式，即（1）随文释义的注疏和（2）通释语义的专注（如《尔雅》、《说文》之类）。由此可以证明，训诂的发展是和社会的繁荣以及学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在注解盛行的汉代，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也开始出现，首先就是《尔雅》。汉代的训诂专著，除《尔雅》以外，还有署名扬雄的《方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是我国训诂学中一部重要的著作，但以字形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训诂学有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义疏”（如梁皇侃《论语义疏》）。义疏是兼释经、注的一种训诂形式，它萌芽于汉末，而盛行于六朝，较注重思想内容，不单是解析字义。
唐代，训诂研究沿魏晋南北朝的余波继续前进。孔颖达《五经正义》是代表（儒家经典），佛经注解也受到影响。其优点是详细，其缺点是繁琐。往往注文比经多出许多倍，甚至几十倍（烦琐哲学）。
宋代以后，训诂有了许多大的变化，由朴学的手段变成理学的工具（经学－理学），于是我国经学史有所谓“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之分（不一定是时代的严格划分）。六经注我，非我注六经，以心传心，道统说，法统影响形上学。
理学家反对汉代的朴学，说汉儒搞训诂、名物考证是“玩物丧志”。其实他们也未尝不搞训诂，注意借题发挥，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如太极、天理、人欲等）。到了清代，总结亡国教训，训诂学才由衰转盛，重新振作起来。而且在指导思想上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摆脱了理学的束缚，恢复了朴学的传统。顾亭林主张经学即理学，以经学反理学，开一代风气。清初的考据学与乾嘉时精神不同。清代文字狱与考据学、文化发达也是原因之一。文字狱之例：咏菊“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维”，助词，用于语首，《诗·商颂·玄鸟》：“维民所止。”考题“维民所止”（雍正断头）。
由于经济发达，清代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数量上也远远超越前代（《说文》、《尔雅》、《广雅》、《方言》等书都有新注），而且体式也比前代完备（主张字义明，然后理义明）。特别在乾嘉时代成为一种风气，有所谓汉宋之争，理由是汉距圣人孔子近，古文最接近真理。戴震、王念孙父子、段玉裁等称大家，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经传释词》，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辛亥革命后，我国训诂学的成绩也是很大的，如章太炎、王国维、黄季刚（侃）、闻一多、杨树达、刘文典等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其实今译今注也是一种训诂工作。外文翻译也是一种训诂工作。
我国的训诂学，如前所述，起源很早，两千年来又不断地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须要一部大辞典：《中文大字典》（台北）和《汉语大辞典》（编写中）。但是它和一切事物一样，有利必有弊。它的弊病也不少，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很大。尊孔崇经，解释得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不是训诂可以解决的，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改造，不能局限于前人的义训，要有新解。要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经过改造来加以利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斗争、思想体系等结合起来研究，要有历史、哲学的修养。外国人研究汉学之难处亦在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经概述西汉以后《经》说的利弊，认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唯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保守）。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乱）。洛（二程）闽（朱子）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主观、独断，如王柏、吴澄攻击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派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派性，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缺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其弊也肆（放肆、解放，如王守仁之末流，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文以拊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琐碎，如一字之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相胜负。”其中所谓拘、杂、悍、党、肆、琐六弊，虽不专就训诂而言，而历代训诂中，这些缺点确实都存在，总难免有所偏。要批判吸收，但不能照搬，要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
辨伪与辑佚、分类与分期，所谓辩证法、唯物论就是不带片面性的发展观。
明胡应麟著《四部正伪》（伪，吾禾切，同讹，伪也）。胡应麟作这本书，目的既不是在卫道，而在辨伪，所以他很能把伪书的性质作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他在叙论里，把伪书分成二十类：
（1）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
（2）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
（3）掇古人之事而伪者；
（4）挟古人之文而伪者；
（5）传古人之名而伪者；
（6）蹈古书之名而伪者；
（7）惮于自名而伪者；
（8）耻于自名而伪者；
（9）袭取于人而伪者；
（10）假重于人而伪者；
（11）恶其人，伪以祸之者；
（12）恶其人，伪以诬之者；
（13）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
（14）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
（15）伪而非伪者；
（16）非伪而实伪者；
（17）当时知其伪而后世无传者；
（18）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
（19）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
（20）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
这样的在证据方面、理论方面、心理方面、历史方面种种繁复的事实中寻出伪书的公例，确是一种很细密的工作。倘使他能够用了全力做去，钩稽参互，使若干部分的伪迹悉受约束于此公例之下，他的成功绝可与阎若璩相颉颃。可惜明代的学风务博而荒，浅尝辄止，他仅仅立了这些条文也就停工了！
至于他审核伪书的方法，尝在卷末写出八条：
（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
（2）核之群《志》（艺文志）以观其绪；
（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
（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逑；
（5）核之文以观其体；
（6）核之事以观其时；
（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
（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上面说的是造成伪书的种种原因，这里说的是揭破伪书的种种方法。一件事情，只要能够知道它的来踪去迹，又有方法去对付它，它即使像孙猴子一样有七十二变的本领，也无所逃于如来的一掌了！
疑古辨伪的风气，通常以为在两宋是极盛的；至于汉、唐的时候，则多以为辨伪的人毕竟是太少了，所辨的伪书也是很少。我觉得不唯宋儒之辨伪是受唐人的影响，而且疑心清儒之辨伪也是受唐人的影响的，总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是非之心是人人都有的，所以在一方面有人作伪，另一方面也就有人辨伪。
到了宋朝，这种事情才算比较活泼。如欧阳修之辨《易·系辞》，王安石之疑《春秋》，郑樵之攻《诗序》，汪应辰之不信《孝经》，叶适之不信《管子》、《晏子》，差不多辨伪书的事已成了一种小小的风气。在这种风气里，朱熹的收获最多，只就这一个小册子里所辑得的说，他所辨的书差不多已达六十种。
朱熹辨伪书的方法，他自己曾告诉过袁枢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真以臆度悬断之者也。”[18]这一段话，就是他辨伪书的方法论。所谓“义理之所当否”，是就理论方面说；所谓“左验之异同”，是就证据方面说。
在理论方面，朱熹所应用的是根据常识来推测，如他所说：“《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有三说，一说娶三姓女）之溺，决不得闲工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19]
在证据方面，朱熹所用的约有五种。
如他说：“《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识其人。”[20]
（1）这是因确知作伪者是谁，而知其书为伪书的。
“胡安定《书解》未必是安定所注，……又间引东坡说。东坡不及见安定，必是伪书。”[21]
（2）这是因为一书的内容与历史上的事实不符，而知其书为伪书的。
“《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著，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22]
（3）这是因一书中的思想与其所依托的人之思想不符，而知其为伪书的。
“如‘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23]
（4）这是因一书中的内容之抄袭凑合之迹显然可见，而知其书是伪的。
（5）另外，从文章或辞句上，朱熹也辨别出书的真伪来。如他说：“《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24]
这是从一书之文章的气势上，知其书是伪的。
这是从一书之文章的体制上，知其书是伪的。
这是从一书所用的语句上，知其书是伪，并能断定其作伪的时代的。
郭沫若先生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材料。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不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又说：“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25]这真是郭先生在研究工作上的甘苦有得之言，他所感到的痛苦就是我们读古书的人共同感到的痛苦。
古籍考辨的工作已有长时期的历史，在我国旧有学术里比较富于科学性，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这些古人的创造，萌芽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清代已濒近于成熟的阶段，这部分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决不容割断的历史。在将来中国的新文化中，这一部分旧文化定将由于谨严的批判，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建立起史料学来。
第五讲 辨伪与辑佚
中国古书多，但又真伪杂陈，所以要懂得辨伪，要有历史理论知识。谈释、道、儒三教伪书的情况：特别是前二者。先秦诸子多丛书性质，不必一人一时所作。
审定伪书之法，至刘（向、歆父子）、班（固）而已密。今以《汉志》（《汉书·艺文志》）所载传疑之书考之，复得六例：（1）有明定为依托而不能的指其人者。《诸子略·小说家》有《黄帝说》四十篇（传说黄帝在位一百年，在史多系传说，神话与历史参夹），注云：“迂诞依托”（此皆班氏自注也，下仿此）。此一例也。（2）有验之其语而知非出古人者。《诸子略·杂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此二例也。（3）有征之于事而知为伪者。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早二百多年），似依托者也。”此三例也。（4）有能推定依托之时代者。道家有《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国时。”农家有《神农》二十篇，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此四例也。（5）有明定为后世增加者。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按：此注末十五字句意欠安，当为“或又以近世有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字有误倒耳）此五例也。（6）有不能辄定而聊为存疑之辞者。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此六例也。
有斯六例，而后世辨伪之法，举莫能越于是矣。
右论汉人辨伪之法。
张舜徽先生论伪书产生之原因及其评价：
时代愈荒远者，其书愈不可信，司马迁所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者也。盖后世好事者每有造述，嫁名古人，由来已久，淮南王书尝论之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修务篇》）。舜徽案：淮南此言，第就汉以上造伪书者言之耳。自汉世尊崇儒学，罢黜百家，造书假托，其途复广，扬搉而言，盖有著作家之假托，有注述家之假托，二者所规不同，而足以启后世之疑则一，学者又不可不明辨也。《尔雅》为六艺之铃键，实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殆汉以前学者之共辑，而张揖目为周公之书；《孝经》乃七十子后学所记，略与二戴（戴德、戴胜）同趣，而郑玄谓为仲尼所造；窃商其情，良亦有说。盖玄注述大典，揖埤广雅训，皆欲推尊本一书以自取重，故不得不高远其所自来，上托周、孔，此所谓注述家之假托也。（赵歧《孟子题辞》谓七篇之书乃大贤拟圣而作，亦即此意。）至若王肃治经，不厌郑（玄）义，自以为名不逮玄，无由胜之，故解说《尚书》，题曰孔安国传；刘炫值求书之时，私造经传，上之官府，而目为《连山易》、《鲁史记》，斯并著作家之假托也。或激于私愤，或徇于公赏，所营各殊，要同归于弋名射利而已耳。虽然，亡有所作而必嫁名古人，其意盖欲籍昔贤以尊其书，以视后世悍然自矜其名，盗袭前人之书以为己书，攘窃时流之说以为己说者，固有间也。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弊，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东晋所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固全伪矣，姑降低时代，作魏晋人书读，必有可取者。）
按《古文尚书》凡四十六卷，伏生传《今文尚书》凡二十九篇，后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尚书》，较伏生传者多十六篇，孔安国承诏作《古文尚书传》，献之，会遭巫蛊事，未及立于学官，后遂亡失。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亦五十八篇，清儒阎若璩考证其为伪本。然自唐《五经正义》用梅本以来，梅本通行已久，一时未能遽废也。
右论伪书不可尽废。
论古书多附依之笔：似伪而未必全伪。
世之鉴定伪书者，固贵有证，尤贵有识，否则必以不伪为伪，则天下宁复有可保信之书？故在今日，鉴别书籍所宜留意者，须明乎书中多附益之笔也。颜之推《家训》曰：“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造，非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子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书证篇》）。
舜徽案：颜氏所言，信为通核。推此例以上论古书，则附益之例亦复有二：有编书者之附益，有抄书者之附益。古书不皆手著，而先秦诸子多出门弟子或宾客及子孙所撰定，故编书时每好记作者行事以附本书，乃并及于身后，如《管子》、《商君书》中载二人死后事甚悉，虽在童稚，犹知非管仲、商鞅所自著，然以古书通例衡之，无伤也。此所谓编书者之附益也。自雕版未兴，书皆手写，学者好取同类之文、相关之事，附注篇末，以资旁证，传抄既久，混入本文，斯又古书之通患也。《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太初以后，阙而不录，今《屈原贾谊列传》乃叙及孝昭时贾嘉为九卿事，《司马相如传赞》亦援引扬雄之言，皆非史公所及知，此所谓抄书者之附益也。明乎斯二例，则一书乍接于目，虽知中多附益，而未易遽定为伪书也。
右论古书多附益之笔。
对上述古书的复杂情况，要从多方面考察，作具体分析。反对疑古派，走向取消史学；亦反对盲目派，陷于迷信，同样不科学。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辨伪书：张心瀓《伪书通考》两册，顾颉刚《辨伪丛刊》，崔东壁《洙泗考信录》（见《崔东壁遗书》），《古史辨》。
略谈辑佚（辑，集也，聚也。佚，遗佚也。辑佚，搜辑佚书）
载籍历时久远，虽不经并灾而亡佚自多，已具论如前矣。故《汉志》著录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是。雕版至宋方盛行，宋以前书籍传布至难，故先唐之书散佚不传者尤多，于是而有好事之士，或私淑诸人，或歆羡其学，深憾书之不传于后，百思有以搜罗而补缀之，以复古人之旧，此辑佚之所由兴也。辑佚之业，开自宋人王应麟辑《三家诗考》（齐鲁韩三家，亦有序。汉代《毛诗》）、《周易郑氏注》（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采三十五家说）各一卷，为辑佚之权舆。明人如孙毂辑《纬书》逸文，成《古征书》，其途虽隘，亦仍王氏矩劐也。入清而此学遂称专门，上者乃欲将《汉志》、《隋志》中著录之书不传于今者，次第辑出，其所依据不外五端：（1）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一也；（2）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二也；（3）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三也；（4）取之唐释慧琳、玄应《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希麟有《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并收入《大藏经》中）以辑小学训诂书，四也；（5）取之史注（四史皆有注，新中国成立前北大文科研究班编有索引，商务出版）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宋李昉等奉命编）以辑遗文，五也。大抵北宋以前，古书多未散亡，其犹可赖以考见古人遗书者，有七八种：曰裴松之《三国志注》，曰北魏西晋郦道元《水经注》，曰南朝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曰唐李善《文选注》，曰慧琳《一切经音义》（玄应之书卷帙短简，不足与此书比），曰欧阳询《艺文类聚》，曰徐坚《初学记》，曰《太平御览》，凡此皆古书之渊薮也。即以《太平御览》一书言，所引秦汉以来之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考其书传于今者十不二三，则有此一书，不啻存秦汉遗书千余种矣。下逮明代《永乐大典》，包藏古书亦不少，清乾隆时开四库馆，馆臣从其中辑出佚书凡数百种，集部尤多。故搜集遗籍虽不能全复古人之旧，亦可缀拾某书之一部，理董成编，佚者使之复存，散者使之复合，其为功于学术至无穷尽也。
宋以上旧注及类书，固足为辑佚家所凭依，然古人引书，不必皆如后世考证家征用原文一字不易也。且有但取其意而简约其辞者。（论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
近代整理的古籍后多附有佚文，如《荀子集解》（王先谦）、《论衡校释》（黄晖）、《墨子闲诂》（孙诒让）等。
现新出各书多附有辑佚部分。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一部辑佚文，清嘉庆时《全唐文》同。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称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辑佚必须有识，否则妄以他书为本书，厚诬古人矣。注意同人名、同书名的，以免弄错。
若据后世伪误之本以上定古书，反以不佚为佚，则其失尤宏。故学者苟有志乎搜辑遗书，首必究心著述流别，审知一书体例，与之名近者几家，标题相似者有几，皆宜了然于心，辨析同异；次则谛观征引者上下语意，以详核之本书，庶几真伪可分，是非无混，别择之际，或可寡过耳。
论辑佚之难于别择。
如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吴承恩《西游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等混为一书。
论辑佚之必须有识。
昔人搜辑遗佚，大抵皆学成以后之事，或在钻研某书之后，既已博涉群籍，视天地间见存之书无复可究心者，不得已进而思得不存之书读之，非特势所必至，亦次第宜然耳。
要之学术有本末，而致力有先后，学者苟明于始终缓急之宜，则辑佚之事，非初学所宜言也。（论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有四：（1）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2）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尚书大传》，陈辑优于卢孔辑。（3）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例如秦辑《世本》劣于茆张辑。（4）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辑《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何如，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搜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
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抄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成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之《后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几部正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佚文和什么伪妄的《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未可本末倒置，大惑不解。[26]
第六讲 分期与分类
哲学史是一种历史的科学研究，凡是过去的就成为历史，所以社会科学其实是社会历史科学，所以确定一本书的时代是很重要的。按时代（年代）前后的排列是最广义的分期。外国资产阶级学者，过去多分上古、中古、近世（Anciant，medieval，modern），三时期大体相当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中国过去亦有模仿者，但界线不明，标准不一。（先秦上古，汉魏晋隋唐中古，宋以后近世，但近世划分标准不一，不科学）
中国古代史分期有八说，从略。
科学的分期，应是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须要百家争鸣来解决。但每一国各有特点，不必一律经过所有阶段。如蒙古、西藏，中国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变种，不影响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可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这是以非无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来划分的，甚至还可以细分许多阶段。中国近代的两种分期：1919年，1949年。党史有更细的分期与革命性质，苏联不同意1840年说。
社会发展史的分期与王朝分期的关系。两者可以分，也可以合，不必完全一致。王朝也有各自的特点。
哲学史研究也可以起帮助解决分期的作用，所以不全是被动的。
用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并不等于必须完全废掉王朝的划分不可，防止极左路线。如仍可讲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哲学分期与历史分期不必全同，意识可以落后于存在。学术思想学派的兴起、兴盛、衰落等也是一种分期，但是必须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服从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因为社会发展史的分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应用，是按生产方式来分的，是科学的哲学史研究者必须遵守的。二十四史就是按王朝的先后来分的，除《史记》是通史，也有两种的，如唐、五代、元。《史记》有年表、月表、春秋大事年表、中外大事年表。
但是也不要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因为人们的思想往往有落后于时代的，如辛亥革命以后，有人主张复辟帝制，现在也有人在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同时也有启蒙先驱。
我们研究哲学史的资料必须按时代的先后。人必须注意他的生卒年月（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也是为此。中国历史的编年体，如《春秋》、《资治通鉴》，佛教史多用编年体的，如《历代三宝记》（隋费长房）、宋志磐《佛祖统论》（以天台宗为主，内有《法志通塞志》，编年体，自释迦至宋）、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近代受西方影响，有各种《年鉴》。
分期的不平衡。这种分期大的是时代思潮，小的个人的思想也是如此。古代思想、近代思想，如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孙中山有改良主义时期（1905年）、革命时期和共产主义接触时期。鲁迅有前期、后期。近代历史变得快，尤其要注意分期，一个人也有几度转变。毛主席也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以后之分，《毛泽东选集》也是按革命时期分排的。
现在一般人也常说“五四”前、“五四”后，新中国成立前怎样、新中国成立后怎样。生来一贯正确是一种形上学，是错误的。
谈到一个人思想最详细的分期，莫过于著作系年，特别是结合生平行事的年谱，如《朱子年谱》（清王懋竤）、《王阳明年谱》（钱德洪等），马叙伦有《庄子年表》，李贽《诗文年谱》、《韩愈诗文系年》，孙诒让作《墨子年表》。多注意事迹，著作年代多不可考。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不科学的，太早的如《孔子年谱》、《孟子年谱》（有多种）就不完全可靠了。最近出版了《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杨殿珣编，文献出版社），这书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寻找年谱），年谱比一般的传记更详细，对专人作思想史研究，须要参考，主要是为了说明思想发展的线索和规律。著作家多注明年月，免得后人发生混淆。近来有专科分类分年参考资料。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日本有《模范世界大事年表》（日本、中国、朝鲜、越南、欧洲），翦伯赞有《中外历史年表》。
以下谈中国图书特别是古书的分类。
图书的分类和先后分期的性质可以是很不相同的，分期所强调的是不同的时代特点，并从而研究和发现先后变化的客观规律；分类是注意不同时代的基本相同的思想学术流派，注意基本思想的继承关系、渊源。例如先秦、两汉、隋唐的儒家、道家。同时这种不同时代的分类法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点，例如汉代儒家定于一尊之后，于是儒家学派的书就成了经（有常而不变的意思），带有正统权威的意思。先秦时儒家是跟墨家等站在平等的地位的，有所谓儒墨“显学”[27]，但汉以后就不成了，又有《儒林传》。同是儒家的孟荀两派都是诸子，都是《诸子略》，但唐以后《孟子》则成为经，而《荀子》则成为子。又如《老》、《庄》在过去是道家，属于子部，在唐代也曾一度成为经，以后又取消了，但在《道藏》中则一向列入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真经》、列子《冲虚至德真经》。
即使在没有完全成为定于一尊的时代，同是诸子，地位的高低在各个思想体系中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总之，各学派的人都把自己学派的先辈的著作看得高，而把反对派乃至不同学派的著作看得低，这也是很自然的。如墨家称墨子的著作为《墨经》[28]，孔子比孟、荀高等。
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历代不同的图书分类法，便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我国过去学术思想的变迁，因此结合目录学的历史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图书分类的沿革，对于我们掌握不同时代思想史料的特点，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也是很有帮助的。
一般说来，封建时期的分类法有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也就是统治思想与非统治思想（或所谓异端思想）的烙印。
资产阶级思想输入以后，又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如不再强调经、子的区别，中外思想近于平等的地位，但以学科的内容如哲学、文学、科学等来分类，有一种近乎平等的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代表了这种趋向。
到社会主义社会，就特别突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地位、无产阶级学术与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区别。同时图书分类法以哲学为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乃至其他的大分类则体现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先本国的，然后外国的，这也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中国又有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区别。
现在着重介绍过去中国图书的分类法。
分类是什么？就是使我们将各科学术思想的领域确定，然后就其中分别同异，注意思想的继承关系，使相同的性质或比较接近的著作归在一处，完全归在一类；相异的性质，把它们加以分别，以便于查考和研究，借以指示学习的门径。这是古代学术发达后流行的、不再限于一家一派思想的一种标志。它也是一个历史现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体由简趋繁，由粗到细，由不科学而日趋接近科学，反映了学术思想由形式到内容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春秋》、《左传》为经，今则为史，六经皆史。古代将墨辨与惠施、公孙龙分为一类，今则不然。
大家知道，先秦时代由于社会的发展，新兴阶级的出现，有了百家争鸣，学术比较发达，产生流派甚多。于是应时势的要求而有学术思想的分类，也是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一种反映。《庄子·天下篇》虽不一定是庄子作，论到各家，就是庄子学派对古代学术的一种分类。大体以各派思想的创始人为代表，还没有后代儒、道、墨的情况。《荀子·非十二子篇》就是对自己学派以外各家的一种分类，也是对其他各种的一种批评。《淮南王书》（即通称的《淮南子》一书，汉刘安门人著）中的《要略训》篇，就是他的一种分类。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就是前汉黄老学派的一种分类。
《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歆父子《七略》并参考了《六家要旨》，所谓九流十家（增加农、兵、杂、小说），就是班固作为当时儒家一派的代表的分类。
汉代以后则产生四部分类法。如《隋书·经籍志》所载：
一曰甲部，纪六艺、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皇览、传、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在这里，不用专门名辞，而以甲、乙、丙、丁（近似外国ABCD）为次，不著内容，亦如后世有以千字文部次者。
七略四部之间互竞了一个时期，至《旧唐书·艺文志》对原来的四部说作了局部修订，始立甲经、乙史、丙子、丁集之名，以道佛之书归入子部，可见统治者虽言三教，但归根结底还以儒家为正统。后世沿其例，于是四部之法乃应用于书籍全体，至是四部之制始完全确定。四部之下再分细目，如同是史部，再分正史、古史、新史等。
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但《通志·艺文略》（郑樵撰）则既不受四部之影响，复不拘于《七略》之成例，而大胆地改为十二类：（1）经类，（2）礼类，（3）乐类，（4）小学类，（5）史类，（6）诸子类，（7）天文类，（8）五行类，（9）艺术类，（10）医方类，（11）类书类，（12）文类（对于科学技术方面比较突出）。
至《宋史·艺文志》（元脱脱撰），其分类大多依《唐志》而略加损益，改甲乙丙丁为经史子集，将史移置子之前，可见儒家以外诸子的地位再行下降。同时《宋史》将儒林与道学分家，也是这种反映。
至清代编纂之《四库全书》，实为中国书籍搜集史上空前之伟观，其功罪要一分为二来看。全书总目二百卷。其分类仍四部之旧，但子目之厘定，颇多增删，计经部十、史部十五、子部十四、集部五，凡为类四十四。类下或分为属，如礼类为属六，目录类为属二，天文、算法类为属亦二，术类为属六，艺术四，谱录三，杂家之属六，小说之属三，词曲之属五，凡属六十五。其分类别属，可谓细矣。故四部分类法虽成立于隋唐，然实至清《四库总目》出而始臻完备也。
辛亥革命后，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四部丛刊》共三编，中华印行之《四部备要》，亦尚沿用四部分类法也。
至于《佛藏》与《道藏》之分类，则更加烦琐专门，大体是著述体例和思想宗派都考虑到了，我们这里就不准备专门介绍了。可参看《大藏经》及大藏目录，还可参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吕瀓《汉文大藏经目录》、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四卷。
至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图书馆多采美国十进分类法：
000总类（每类再分九类）
100哲学
200宗教
300社会学
400语言学
500自然科学
600应用技术
700美术
800文学
900史地
100暂以“哲学”类为例
110玄学
120玄学问题
130心、身
140哲学派别
150心理学
160论理学（即逻辑学、理则学）
170伦理学（道德哲学）
180古代哲学家
190近代哲学家
本以美国纽约图书馆长Melvil Dewey（不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杜威）所撰之《十进分类法》（Decimal Classification）一书为主，至今最通行之目录也。至于首先介绍杜威氏分类法于国内者为孙毓修氏，其《图书馆》一文发表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之《东方杂志》内。
杜威十进分类法：
200宗教
210自然科学
220圣经
230教理神学
240实际神及信仰
250传道牧师
260教会寺院
270宗教史
280基督教寺院及教会
290非基督教
至其分类法之是否能适用于中国之情，尚是一大问题。于是有杜威法之增补，大多将《四库》分类劈开，将其门类分别归纳于相当地位之分类法。查修氏首其例，有《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由北平清华大学图书馆印行。
其后尚有他人增订者，如刘国钧氏之《中国图书分类法》为其嚆矢，此书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金陵大学图书馆印行。
200宗教部
210比较宗教学
220佛教
230道教
240基督教
250回教
260缺
270其他各教
280神话
290术数
新中国成立后，如中国科学院、人民大学等亦自订有新的图书分类法，不详细说了。
第七讲 哲学理论与思想史料
理论指导史料，批判前人、创立自己的体系，如荀子。
研究哲学问题，须从前人积累的思想资料出发，或从今人研究古人思想的不同见解出发，从过去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特别是大哲学家往往又是大学者，则从系统地总结前人的思想、特别是理论思维的教训出发，归结到自己怎样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从而创立自己的体系。可说中外哲学史的情况都是如此。
原料与副料、副料之重要。例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虽是经过后人整理成书的，固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但也是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的重要著作。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固是康德哲学的代表作，但也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英国经验主义（洛克、巴克莱、休谟）两大派哲学的历史总结，要真的懂得康德，必须懂得上述两段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一书其实是他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应用，说明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史，用以证明哲学史发展到他那里就成了最高峰，所以虽是一部哲学史的著作，其实也是黑格尔的一部哲学著作。他把哲学的发展看作一个有规律性的过程，这是他的伟大贡献。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来建立科学的哲学史，从某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无非是在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同时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过去一切优秀哲学遗产的概括和总结。《费尔巴哈与德国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的唯物主义三种形态。
所以从事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首先本人必须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由也在于此，但决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并不神秘，就是用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最先进的东西来科学地（不是空想地）逐步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最后是在全世界范围取消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哲学。永远前进，决不停留在某一点。
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我们今后要建立的科学的哲学史，则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至于怎样才能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进一步科学化》的笔谈短文中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哲学在近代的发展概况，政治的与哲学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过去资产阶级的哲学比它的政治还要落后？
在中国古代哲学，《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正名篇》和《非十二子篇》，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古代哲学史著作。他们批评别家，就是间接说明了自己（如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观点（联合起来就是体系）。汉代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就是汉代初期黄老学派的哲学史著作。《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儒林传》，就代表当时正统地位的儒家的哲学史著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其实是一篇魏晋玄学史的论文。僧肇《不真空论》，是魏晋时佛教般若学的总结性论文。僧佑《弘明集后序》（《广弘明集》乃道宣作），是汉魏晋时代佛教与反佛教斗争的历史。《魏书·释老志》是一般佛教的历史。隋唐时期各宗的判教学说，是以自家为主的佛教史研究，都有自己一宗的历史著作。《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藏经》的《史传部》、《景德传灯录》，乃至后来的《五灯会元》，则是禅宗的历史。
以后《宋史》的《道学传》和《儒林传》分家。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更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理学史著作。濂、洛、关、闽成为正统，就是从这开始的。《道学传》就是根据这本书来的。这不是学术影响来的，当时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的影响更大，但是思想路数不同，并不居于正统的地位。《近思录》是一部理学一派的思想资料选，与《伊洛渊源录》是互相配合的。《朱子语录》里有关这些人的议论，也是互相配合的。清张伯行有《续近思录》、《广近思录》（正谊堂全书）。
从此，注意儒学正统与非正统的关系笼罩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明末清初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也未能免去这种影响。见闻学问不广，前有周汝登（海门）的《圣学宗传》，主禅学，搅金银铜铁为一器；后有孙夏峰（钟元，即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杂收而不加甄别（理学丛书）。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才改变这个局面，可称为中国第一部哲学思想史。后来的《宋元学案》一百卷，他没有编成就死了，他儿子黄百家接下去还是没有完成，后来到他的学生全祖望才完成。全祖望的思想不全同于黄宗羲，所以观点已不完全与《明儒学案》一致了。《宋元学案》还是以理学为中心，材料有点多而杂，如象数之学的东西（即邵康节、司马光等）很多，王荆公的地位很不重要（《荆公新学略》）。前有《序录》说明宗旨，仿《太史公史记自序》。这书的特点是，包括了一些除编者以外的各家评论和按语，往往对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有一定启发。
清代理学家唐鉴（曾国藩的老师）作《国朝学案小识》（即《清学案小识》），在清以考据学为中心、有反理学思潮的情况下，此书仍以道统的观点作线索，所以还不如《明儒学案》，反而不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附《宋学渊源记》）来得踏实。北洋军阀徐世昌有《清儒学案》，编成于众手，杂而不成体系，仅有资料价值。
近代梁启超和章太炎是最早用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的人，系统的著作反在胡适之后。特别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里的一些文章颇有发明。皮锡瑞（《经学通论》、《经学历史》）和四世传经的刘师培（申叔）的中国经学史方面的著作，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蔡元培先生著的《中国论理学史》是较早出版的系统著作，但多参考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也有个别见解是他自己的。一般说来，日本人用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发展起来，专业人员反比我国为多，实际上影响了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引有参考书，最早著有《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华），很少新见解。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1919年出版）是一部由中国人自著的书，用白话文、平等的眼光（虽是实用主义的），所以受到进步教育家蔡元培的赏识[29]。胡适还著有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共九万字，英文名为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此外，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小史》、《原道》，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武汉大学1933年，新旧观点混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摆脱日本人的影响，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并讲）、《魏晋之清谈》、《隋唐佛教史稿》（见最近《中国哲学》），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三册，境野黄洋《支那佛教史讲话》，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宇井伯寿《支那佛教史》、《禅宗史研究》三册，吕瀓《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印度佛教源流略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二册（提供一些资料），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陈寅恪的《陈寅恪文集》之二、三、《金明馆丛稿》一、二，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许地山的《道教史》上（注重史料考订），郭湛波《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原名《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等，都在旧中国有一定影响，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史（新中国成立前后）时都值得注意。
胡适的《中国禅学之发展》、《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1924年他试作《中国禅学史稿》，（1）印度禅，（2）中国禅宗的兴起，（3）中国禅宗的发展和演变，（4）中国禅学的方法（载1935年4月30日《师大月刊》第18期。Hu Shih：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32．vol．XV，No．4．）。
翻译日本的有好几种：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宇野哲人《中国哲学概论》。道教方面的有小柳气司太的《道教概说》、《老庄思想与道教》。中国的有傅勤家《中国道教史》、《道教史概说》，最近有卿希泰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汉到南北朝）。
至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同学们都知道，就不准备介绍了。
附录：
一、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宗旨）
故此编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名，总列诸儒之案。（有传与无传）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所列，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滴水，岂是学问？（学贵自得）
古人之于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书未免风光狼藉，学者徒增见解，不作切实工夫，则羲反以此书得罪于天下矣。
可见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他当时有一定的民主思想是一致的[30]，多少有反对定于一尊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进步思想。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吕思勉《理学纲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中的相关言论也很值得参考，从略。
二、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
我们今天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年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
第二，扼要的手段。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最重要的一点）。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第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其实就是受进化论的影响）
用资产阶级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是第一人。至于他说今后研究中国哲学史，如果不走他的路，休想站得住，那是不确切的（狂言）。有人造谣说他（胡适）是偷窃父说，不可靠。
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一）：
吾于写此哲学史时，对于中国古代史，亦往往有自己之见解，积之既久，乃知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官僚查案报告中常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语，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近人皆知其多为“查无实据”者，然其同时亦多为“事出有因”，则吾人所须注意者也。
《中国哲学史自序》（二）：
（信古、疑古、释古）
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编继续出版，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是之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故吾之正统派的观点，乃海格尔所说之“合”，而非其所说之“正”也。
吾作此书，见历史上能为一时之大儒自成派别者，其思想学说大多卓然有所树立，即以现在之眼光观之，亦有不可磨灭者。
它是中国人自著的第一部通史。
第八讲 论史料的引证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证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在不断提高中，以“五四”时期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始。一般说来，新中国成立后翻译的比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当然个别的也有例外，如《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等人也有自己的特点。吴黎平译《反杜林论》。马恩全集的翻译，过去（新中国成立初）一段时间从俄文转译的多，俄译也不一定没有错，后来才注意从德文原本译出，再参考其他外文译本。列、斯的译本也不平衡，大体上可说斯大林的著作翻译得比列宁的好，一则有本来文字难易的不同，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翻斯大林著作也特别认真。中外文与专业必须结合，新的《列宁全集》自然又超过以往的。一般说来，全集本比过去一些单行本有提高，但后来出版的选集本比全集又有提高。选集出版后，个别著作又有研究，在提高，如我校成仿吾小组翻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论文引用体例，凡选集有的，一律用选集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凡选集没有的才用全集本。凡有改动，须加注明，不能以英文代替外文。先作者，次书名，再次选集或全集卷数、页码。如《资本论》23卷、《唯批》14卷、《哲学笔记》38卷。凡对照原文（德、俄等）有不同意译文者，可以加注，但其他外文译本则从略（《资本论》的英译或法译的第一卷皆经本人校订）。凡引文最好引全句，非全句者应加删节号（“……”）。外文人名、地名，除常见者外宜附原文，不宜以英文代其他外文。凡经典著作引文较长者，须短二字空格。为表示醒目和重视，一般概用脚注。一句可注某某语。毛主席著作，著名者，单注作者及篇名亦可，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不常用者可加注《选集》卷数、页码，并须注明横排本，直排本与横排本页码不同，四卷本或一卷本则是一样的。单注一卷本或合订本不妥。其他国家领导人，必须以正式公开发行本为依据，否则不引证，但用其观点不必一一注明。
二、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引用、注释
本文的直接研究对象，如王弼、扬雄等，如新中国成立后有印本者，一般以新中国成立后印本为准，但须用全本。第一次注明书名，但以后只注篇名即可。新中国成立后无印者，则宜选一过去较好之印本为根据，第一次引文时亦须注明，改用其他版本时须注明。一般但在文中加括弧注明即可，不必用脚注，同文但注第一次即可。“文化大革命”时出版的各种选注本、活页文选等皆不足据。关键的引文，别本有文字不同且影响到理解的，可随文注明。有怀疑但无版本根据者，可写“疑作某”。在行文中，凡一些带关键性的词句，最好外加串讲，以减少读者困难。对直接表述和作者的间接叙述要加以区别，间接叙述时可以用批判分析的观点，即批判的分析。凡引用古今别人的重要成果，须加脚注，一般的话从略。此间又分为：①详见某书；②参看某书；③直接引用，则但注书名、卷数、页数即可。通常的注释书、白话译文等，不必注明。反驳者，除最有代表性者外，一般不必注明何人，但作“有人说”即可，但引文仍须注明出处，不提作者。反驳者，在人民内部须有商量态度，自己说话要谦虚，不能对别人轻易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要摆事实讲道理。凡反驳别人的观点，必须尽可能吃透别人的意思，不能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有可能肯定者仍须肯定，可以一分为二。凡一切引文，有特难之字，可注音释，但须以本文的含义为根据，字典上的解析与原文不合者，不可乱用。重要年代按公元纪年注在括弧内，著名人物有生卒可查考者，亦须注明。凡先秦著作，书名与人名必须分别，如老子其人与其书必须用不同符号注明。一般思想家皆直呼其名，如孔丘、墨翟、庄周、孟轲之类。古地名有今地名可查考者，亦须在括弧内注明。不用“蒙元”、“满清”等字样。皇帝名与本人名可连用，如“明太祖朱元璋”、“宋太祖赵匡胤”之例。一般以用名为主，少用字号。《二十四史》一律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三、清儒对理学的批评
清代学者，最初在明清之季总结明代亡国之教训，反对宋明理学之空疏，主张“经世致用”，如顾炎武主张：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31]
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
阎若璩（1636—1704年）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1632—1714年）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乃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
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
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朱熹《中庸章句序》。按十六字心传见《古文尚书·大禹谟》）
附录：梁启超论辨伪的方法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时代》，论辨别方法颇详，今节录于此，以供参考。
乙、思想方面
书籍是古代先哲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靠它以研究思想之发展及进步，如果有伪书参杂在里边，一则可以使时代思想紊乱，再则可以把学术源流混淆，三则令个人主张矛盾，四则害学者枉费精神。
一、时代思想紊乱：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评兼爱、非攻、息兵的话，这分明是战国初年墨家兴起之后才会成为问题。若认《管子》是管仲作的，则春秋初年即有人讲兼爱、非攻等问题，时代岂非紊乱？（石峻按：《管子》非全伪）
二、学术源流混淆：有一种书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学术源流都给弄乱了。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的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书，并载刘向一序，大家以为刘向曾经见过，应该不会错了。按理，列御寇是庄周的同辈，其学说当然不带后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讲两晋之佛教思想，并杂以许多佛教神话，显系后人伪托无疑。这样辗转附会，岂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三、个人主张矛盾：单就一个学者讲，以为有伪书的关系，可以使思想前后错乱矛盾。譬如《易经·系辞》究系何人所著，我们不敢确说。前人称为孔子所作，我始终不敢相信，因为里边有许多与《论语》冲突的话。孰为真孔，颇不易知。依《论语》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带宗教色彩。依《系辞》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孔子又是一个宗教家。到底哪几句话是孔子说的，这就成问题了。如果两书皆真，岂不是孔子自相矛盾？
四、学者枉费精神：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书，叫做《楞严经》，此书历宋元明清，直到现在，在佛学中势力还是很大，其中论佛理精辟之处固不少，但是与佛理矛盾冲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说是道家的主张，佛教本主无神论，然《楞严经》中不少谈及神仙的话，遂令道、佛界线弄得不清楚了。
【注释】
[1]本文是石峻先生生前讲稿，写作年代不详。根据文中提到的资料来看，应截稿于90年代前期，故编排于此。——编者注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2页。
[3]见该书卷四十四。
[4]《校雠通义序》。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1页。
[6]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2页。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2页。
[8]《中国文化史丛书》，张菊生元济七十寿纪念，商务印书馆。
[9]北京棋社，1927年。
[10]新近出版增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1]朱弁《曲洧旧闻》。
[12]叶梦得《石林燕语》。
[13]张之洞《书目问答》。
[14]参见陈垣《史讳举例》。
[15]张舜徽《广校雠略》。
[16]此段引文出处不详。——编者注
[17]重刻明道二年《四语》序。
[18]《答袁机仲》，《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十八，页五。
[19]不知何氏录，《语类》卷一百三十七，页一。
[20]《语类》卷十九，页十六。
[21]《语类》卷七十八。
[22]《语类》卷八十二。
[23]《语类》卷八十二。
[24]《语类》卷七十八，页八。
[25]《十批判书》，页二。
[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9～270页。
[27]《韩非子·显学》。
[28]见《天下篇》。
[29]参看《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30]参见《明夷待访录》。
[31]转引自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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