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要求我们：观察现实，应当有历史感；研究历史，应当有现实感。为了理解现实，必要追溯它的历史；而我们清理过去，又总是为了开拓未来。对于当前的改革，也应作如是观。

当前，当你站在珞珈山上，抬头四望，你所看到的再不是“烟雨莽苍苍”的景色，而是神州大地一派生机。席卷全国的改革浪潮，正冲击着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课堂、每一个人的灵魂。这次改革浪潮，是从农村掀起的，人们不确切地比作“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其实不如说这股冲击波是从我们民族最深厚、最广阔的底层迸发出的。王兆军的报告文学叫《原野在呼唤》，蒋子龙的小说叫《燕赵悲歌》，命题都很有深意。短短几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奇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巩固，农产品商品率的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极扩张，促使商品生产冲破各种束缚而迅猛发展。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及时地肯定“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这句话可说是字字千钧。在党的引导下，八亿农民起来改变经营方式，改革经济体制，卓有成效地探索着、创造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特殊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的创举。这一改革浪潮既来自我们民族最深广的底层，因而是不可抗拒的，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另外，从国外也袭来一股冲击波，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已经兴起的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的新产业革命的巨大浪潮。这已反映在许多西方学者的论著中，诸如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西德的弗里德里希斯和波兰的沙夫合写的《微电子学与社会》等，对这次产业革命的性质、内容和特点都各有分析和说明，大体上都肯定了微电子技术和航天工程、海洋工程、遗传工程等组成的新技术群的蓬勃兴起，将会引起一次新的产业革命，这又势必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极端重视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质变和飞跃。马克思在1856年就曾欢呼过：“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当前的新技术革命，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严重挑战。党中央及时传播了这个信息，大大促进了城市大型工业企业的改革要求。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城市大型工业企业的改革，既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又与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联系在一起，因而将是更为强大的冲击波。毫无疑问，城市工业改革的全面展开，农村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两者互相配合促进，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从物质技术基础到生产关系的诸方面，再到上层建筑的诸领域，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通过这样的改革，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将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振兴起来，对人类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当前的改革，我体会带有全局性的指导方针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对内搞活，另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实质都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从根本上摧毁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然经济基础。两者比较之下，对内搞活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直接经济效果较显著。当然在怎样搞活这方面还大有文章，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时时不忘生产关系、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等是否先进的唯一检验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解放生产力，能不能真正促进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较容易接受。对外开放，我理解不仅是个经济政策，应包括很多方面，特别是就指导思想来说，必须从长期形成的封闭型思维方式跃进到新的开放型思维方式，这是根本性的转折，不是很容易的，而且还会产生一些盲目的担心。这里有各种历史因素形成的心理因素及一些传统观念在起作用，思想障碍不是很小的，何况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一定能马上看得见效果，而且有些直接效果还明显地具有二重性，即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一些消极现象。由一种狭隘的历史经验所产生的闭关自守思想，加上小农经济必然分泌的那种落后的、近视的、愚昧的观念，两者搅在一起，就会更加感到不容易真正从心坎里接受中央这个决策。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自尊心，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有时我们脑子里并不怎么清楚。当前整个改革与对外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了加深对中央这一重大决策的理解，为了真正了解我们民族当前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我感到需要站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来进行一番严肃的历史反思。

（二）

古老的民族，悠久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创造，从未中断的独立发展，使我们经常引以为豪，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深厚源泉。但是，独立发展绝不等于孤立发展。恰好相反，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独立发展这么多年，恰好是我们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并且通过学习消化，勇于创新。回顾民族的历史，每当我们打开大门，欢迎外来文化，乐于引进，善于消化，又勇于创新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民族生命力蓬勃向上的时候。而每当我们民族由于各种原因搞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断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化处于衰败时期。回顾一下，非常明显。

我们的祖先在亚洲东部这块平原上进行文化创造活动，说起来是一百多万年的事情了。远古时期，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多根系的。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新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二十四个省市；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七千多个，遍布全国。经过长期的斗争、融合，形成了“海岱”、“河洛”、“江汉”三个历史文化区，最后凝结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华夏文化形成后，经历了尧、舜、禹时代，完成了治理洪水和南征“三苗”两大任务，终于通过分散的奴隶制部落王国而形成了统一的奴隶制大帝国——夏、殷、周三代。周代末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在统一的华夏文化指导下，又发展了地区性文化，诸如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关陇文化。当时因关中的秦国封建化改革较彻底，后来居上，统一了全国，形成秦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统一了全国的驰道、文字、度量衡等。这个统一是了不起的，使我们这个民族凝聚起来，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这样，我国就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形成了发达的封建制度和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对人类文化曾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纵观历史，我国文化独立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接受外来文化，比较大规模地引进、消化外来文化有两次。

第一次是公元1世纪到8世纪，正当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即汉唐盛世，我国迎来和消化了印度文化。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系统，经过引进、翻译、学习、消化，一共花了七八百年时间，终于使其融入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很多方面，经过消化后进一步再创造，反过来又丰富了人类文化。

我们民族在1至8世纪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其中有许多精彩场面，举一个为例吧！公元401年鸠摩罗什被抢到中国。鸠摩罗什是印度人，跟其母流落到中亚一带。他从小就学习佛法，学得很好，读了很多书，在西域成了一位知名学者。当时我国北方正当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族首领苻坚建立了前秦政权，他曾派三十万大军进攻西域，重要目的之一是把鸠摩罗什抢到中国来。这样“聘请专家”。他派去的大将军到西域后闹独立，抢到鸠摩罗什却没有送回内地。后来羌族建立了后秦政权，它的领袖姚兴又派大军去西域抢鸠摩罗什，这一次达到目的。公元401年鸠摩罗什被送到长安，拜为国师。鸠摩罗什在长安郊区大开译场，门下聚集了三千人，其中培养出优秀学者僧肇、竺道生等。在短短十二年间，他主持译出98部、400多卷佛学著作，高质量、高速度，出成果、出人才。精确地把印度大乘佛学中最精华的部分翻译过来，特别是传入了龙树、提婆之学，是非常了不起的！

到了唐代，我国更强盛，派了好多留学生去印度，其中成绩最大者是玄奘。他留学十六年，精通印度各派学术，满载国际声誉回到长安，唐太宗让全朝文武到郊外迎接他。玄奘带回大批印度书籍器物，除佛经外还有药物、乐器等。他在长安办了大型展览会，参观的人排了几里长，这说明当时我国对外来文化是敞开大门表示欢迎的。玄奘回来后，唐太宗接见了他，劝他还俗当官，玄奘拒绝了，立即着手翻译佛经，共译出了1300多卷。应该看到，当时传入的印度文化不仅是佛教。佛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思辨哲学，它的系统传入对中国整个哲学界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我国封建时代哲学在全世界达到了很高水平，与佛教传入有关。此外，印度的逻辑学、文法学、声韵学、医药学、天文学、数学、历法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都带进来了。同志们看刘禹锡诗集，刘禹锡患了白内障到处求医无效，后来请了个印度僧人用特殊方法才治好了。“反弹琵琶”等舞蹈、喇叭裤等装束，都是从印度传进来的，你到敦煌去看看壁画就知道了。8到10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衰微，13世纪回教入侵时，印度佛教文化就全部被消灭了。但我国恰好在7、8世纪佛教得到了大发展，创立了许多中国式的佛教宗派。智顗创立“天台宗”，法藏创立了“华严宗”，玄奘回国后创立了中国式的“唯识宗”，善导创立了“净土宗”，弘忍及其弟子神秀、慧能创立了“禅宗”。“禅宗”纯粹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在思想界影响尤其深广。举两个数字，唐代末年在民间流传的佛教经论达八千四百四十余卷，超过了儒家经传许多倍。1921年即日本大正十年，日本开始出版《大正大藏》，把中外所有的佛教著作搜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共有二万三千九百多卷，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学者的译著和专著，也有少量是日本、朝鲜学者的译著。这些著作表明中国学者经过译介、消化和再创造，反过来又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现已普及到全世界，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且被称为具有很高思辨水平的特殊形态的宗教哲学。这说明佛教曾被我们消化以后，反过来又充实了世界文化。受我们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日本现有佛教大学十余所，佛教学会五十多个，专门佛教刊物二十几种。日本学者编写了许多研究中国佛教的著作。再说德国，德国有位学者叫科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好友，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写了部书叫《佛陀及其宗教》，成为西方研究佛教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提到过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也经常提到他。马克思曾在信中对恩格斯说，他现在读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科本的著作，把它介绍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有段话说：“辩证思维只有在高级发展的人类才有可能。”在“高级发展的人类”后有个括号注明：“例如佛教徒和希腊人。”表明恩格斯肯定佛教徒有较高级的理论思维。恩格斯根据什么作出这个判断呢？据一位印度学者考证，恩格斯正是从科本的著作中了解到佛教哲学的思辨水平。再说苏联，有位沙俄时代的院士谢尔巴茨基，十月革命后继续聘请他当科学院院士，他是世界有名的佛教学者，同欧洲的一些佛教学者合编一部大型的《佛教丛刊》，已刊出二十多卷，全世界都很尊重他；谢尔巴茨基写过不少著作，能够用一些近代方法分析佛教哲学问题，写得很好。至于美国，对东方的研究本来是落后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大发展，佛教，中国化了的佛教受到广泛重视。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到美国去宣扬中国的“禅宗”，使“禅宗”在美国风行一时，据说美国现有“禅宗”研究中心好几十个，关于中国“禅宗”的专著有好几十种，他们把“禅宗”与存在主义相结合。印度本来是佛教的策源地，可现在搞反翻译，即把中国过去译的梵文佛经而梵本早已亡佚的，现再从中文倒译为梵文。至于《丝路花雨》的演出轰动了意大利，不过是我们过去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的一点再创造留在敦煌壁画上，现在摹了下来，搞成一幕歌舞剧，就丰富了世界的歌舞文化。

以上是说，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消化外来文化的任务，并经过咀嚼和再创造，反过来又丰富了人类文化。这基本是10世纪以前的事，现已过去一千年了，给我们留下的是保存在《大藏经》中的一份丰富的学术遗产，和保留在各地的石窟、名山古刹中的文化遗迹。赵朴初同志在外事活动中常即席赋诗，回顾和歌颂古代中印、中日、中朝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盛况。

我们民族第二次接受外来文化，从17世纪开始，直到现在还远未完成。17世纪起我们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我国开始汇合，三百多年来的历史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直到“五四”时期，通过十月革命的炮声，我们还接受了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就的马列主义。三百多年来，我国先进人物一直在吸收、消化、咀嚼西方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包括马列主义在内，至今还在继续进行，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民族历史地承担着的这一时代任务。

关于中西交通，很早就有历史记载。例如三国时，有一个罗马帝国的商人叫秦伦，漂洋过海到了中国，当时孙权在武昌接待了他，跟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孙权问他，你的国家在哪里，有什么物产，他一一作了介绍。孙权很高兴，把他留在中国住了八个月，然后礼送他回国。这是3世纪的事情。到了13世纪，元代形成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交通往来更频繁，突出的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忽必烈友好地接见了他，请他在朝廷供职，经常奉命巡视各省，还任过扬州总督三年。马可·波罗在中国做了十七年官才回国，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中国的文明。在元代，还有位蒙古族学者曾把欧几里德几何学原本翻译成蒙文，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一般说，尽管有这些来往，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文化水平高于西方，没有引进西方文化的需要，因而还说不上中西文化交流。直到17世纪情况变化了，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我国元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的变动，开始出现一个新局面。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走向末期。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年间，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浮食奇民”，在苏州的桥头上，这样的人什百成群，延颈待雇，他们“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样的人万历年间在苏州等地数以万计，长江三角洲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出现。古书上记载，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正典型地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在“三言”、“二拍”等小说中都有反映。类似这种现象，在两广的铁厂，云南的矿山，北京门头沟的炭窑，都同时出现了。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早期市民运动兴起。1600年，武昌市民暴动，把皇帝派来的税使陈奉捆起来丢进了长江。1601年，苏州爆发了织工大暴动，为首的叫葛贤，明朝政府派兵镇压，葛贤挺身而出，英勇牺牲。1606年，云南发生上万人的矿工大暴动。但这些早期市民斗争都失败了，后来这些人都汇集到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队伍里去了。所以明末农民义军的组织性、觉悟性都比以往的农民起义军高得多。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还兴起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热潮，被称为自然科学巨著、自然科学的巨人都出在16、17世纪。湖北的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药典，早有多种外文译本。徐弘祖写《霞客游记》，第一个研究了地貌学，勘测了黄河的源头。徐光启是中国科学史上重要人物，被竺可桢称为“中国的培根”，他主编《崇祯历书》一百卷，可说是当时一部世界性的天文历法百科全书。另外还出了一批兼有哲学修养和科学头脑的思想家，诸如宋应星、方以智、梅文鼎、王锡阐等人，都是同一时期涌现的。郑和等下西洋开始开辟了外贸市场。万历到崇祯七十年间，外国银元输入达一亿元；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又复苏，商品生产发展起来，又占有了国际市场，从康熙到乾隆一百年间，外国银元的输入达三亿五千万元。外贸水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低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扰，我国也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这里只是从分析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说的，中国当时有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可能和需要，而这时，首批西方学者也就合乎历史规律地来了。

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1582年到中国，先到澳门，后到南京。1601年进入北京，结交了当时上层学术界。前年是他来华的四百周年纪念，北京出版了利玛窦写的《中国札记》。1602年，随利玛窦之后，汤若望、傅汎际等带着七千卷书来华，有宗教书，也有西方的科学书，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等。他们来后与中国当时的知名学者，如李贽、徐光启、李之藻、王澂、方以智等交朋友，并译介了不少西方学术著作，如《几何原本》、《西学凡》、《名理探》等，从此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历史。

当时我国学者热情欢迎西方文化的传入，抱着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态度。徐光启有句名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因此，徐光启亲自翻译了《几何原本》，并领导汤若望等编著了《崇祯历书》，吸取了西方天文历法的重要成果。徐光启非常敏锐，西方的望远镜出现不久，他就想办法把它引进来了。利玛窦等传教士把一些科技知识作为宣传天主教的敲门砖，而我们的学者却把它们当做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来看的。有些学者如梅文鼎，他是17世纪中国大数学家，即说过应当“深入西学之堂奥，而规其缺漏”，他的一部数学名著就叫《中西算学通》。又如方以智也是当时著名学者，曾明确指出，“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这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相当精致，而哲学世界观则说不上。这都表明我国当时的学者不仅思想敏锐而且有很大气魄。方以智设想能够召集全国专家编一部百科全书，这部书要包括各门学术，“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即可达一百卷。由于明清之际的变局，方以智当了和尚，清政府逮捕了他，他自杀了。但这一历史要求在清代初年以另一形式实现了，乾隆时编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以上是学者的态度。

至于政府的态度，明朝末年政治相当糟糕，但对于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却放任不管。利玛窦把汤若望介绍给徐光启，被任命为钦天监的官员。到清初，以康熙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相当开明。康熙这个人有些方面确实需要重新评价。我举几个例子。康熙曾经与莱布尼茨有过通信。莱布尼茨是德国的大哲学家，二进位制的发明者。莱布尼茨给康熙写过一封信，表示他愿意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建立科学院。关于这封信我国有记载。据说康熙回了一封信，但德国却未查到。在德国的传说是莱布尼茨送过康熙一台计算机，到故宫查，结果清出十部计算机，当然不是现在的微型电子计算机，而是手摇计算机，但不知哪一台是莱布尼茨送的。康熙对国外的科技成就非常重视。1693年，康熙果然在畅春园中的蒙养斋里建立了一个算学馆。这个皇家科学院聘请了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每天去讲学。这个白晋回国后给路易十四写了个报告，介绍康熙，建议路易十四向康熙学习。白晋回国后与莱布尼茨通信，使莱布尼茨注意到中国的《易经》。这说明17世纪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是较正常的。再举一个例子。康熙南巡的时候，通过李光地读到梅文鼎的《历学疑问》一书，亲自加批注，给予很高评价；以后在南巡的舟中会见了梅文鼎，写了“绩学参微”四个大字相赠。康熙曾把他主编的《律吕正义》派人送给梅文鼎，请其指正书中“错处”。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后到康熙的蒙养斋肄业，康熙亲自教他代数学，因而梅瑴成在数学、物理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曾主持了32种物质比重的测量，并参加编写《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书，把当时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条理化。还有一个有名的蒙古族青年叫明安图，他在代数、解析几何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成就，也是在康熙的算学馆中培养出来的。康熙个人写了近九十篇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还学了几种文字，这在中国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例子说明，17世纪中国连封建皇帝也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样在明清之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代新思潮，新学风。从南到北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群星灿烂。诸如顾炎武、傅山、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完全够得上恩格斯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巨人”。在文艺领域更加敏感，诸如“公安三袁”、“扬州八怪”、“三言”、“二拍”、“临川四梦”等，都反映了当时启蒙思潮中人文主义的觉醒。这就是17世纪的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开始自己的民族觉醒和哲学启蒙，可以说有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历史车轮转到18世纪，即雍正时期，人为地中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由于宫廷里争权夺利而有外国传教士卷入，雍正为了防止政敌，一刀切地把外国传教士全部赶走，从此闭关自守。这一转折看起来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其实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按侯外庐同志的概括，雍正时期对外关闭封锁，对内钦定封锁，两相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的学术潮流，实际是大兴文字狱，强化封建文化专制，恢复宋明理学的权威，不允许民间有任何自由思想。所谓的“乾嘉盛世”，实际是个自我封闭的木乃伊，如果一开放，就会立即朽化。17世纪启蒙思想的火花，到这时候几乎都熄灭了。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次大的洄流。整个18世纪就是这个状态，几乎停滞了一百年。而恰好在这个时候，是西方近代飞速发展的一百年，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由英国转移到法国，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近代启蒙运动，从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科学准备到实际政治斗争，蓬蓬勃勃地展开。就是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在闭关自守中垮了下来，迅速落后于世界形势，一落千丈。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惨痛、深刻的。我们是不是没有人才呢？不是！就在当时“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统治下，18世纪也曾有不少的科学家、思想家，例如戴震敢于抨击理学是“以理杀人”，痛斥封建纲常伦理是用软刀子杀人。戴震还是一位科学家，提出重视“分理”的近代科学方法，在他的影响下，焦循、汪莱、李锐等数学家都卓有成就。直到19世纪初叶，有个戴煦（锷士），曾写过一篇《求表捷术》关于球面几何的论文，传到英国，“彼邦之士，叹为绝业”，把它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数学杂志上，这或许是中国人在外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又如1810年一位广东的女科学家叫黄履，自造了千里镜、寒暑表、照相机。1830年一位医生叫王清任，亲自跑到刑场，偷偷地解剖了四十二具死尸，重新绘制了腑脏图，明确指出脑髓是思维器官，写成了《医林改错》一书。1835年一位物理学家郑浣香还写成了一部光学专著《镜镜泠痴》。但这些事情都被历史洄流所淹没。清王朝对内镇压，对外封锁的政策，造成了极其可悲的后果。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来华写出《地图新说》一书，正式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卜勒的行星运动三规律，却被中国官员们斥为“异端邪说”。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破关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民族堕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从鸦片战争起，我国以深重的民族苦难而转入近代，可说是血泪斑斑。但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先进的中国人这时开始认真地学习西方。如果说17世纪是别人送上门来，平等交流；18世纪是我们关起门来，故步自封；那么19世纪中叶以后，则是别人破关入侵，我们被动接受所谓“欧风美雨”，以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急忙派人出国去向西方学习，开始了千辛万苦，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样一个历程。这时，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从魏源、郑观应、王韬、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思想脉搏，似乎猛然从睡梦中醒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起来，而自己一下子落后这么多年，怎么办呢？只能为救亡图存而急起直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短短八十年间，我们想跑过别人之三四百年的历史。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历史，一方面我们民族灾难深重，许多觉醒、奋起的先进人物，前赴后继，奋斗牺牲，可歌可泣。另一方面，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饥不择食，食而不化，芜杂肤浅。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同时我国戊戌变法却失败了。这里面当然有经济、政治的原因，也反映了戊戌变法运动的指导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学习西方，食而不化，自己缺乏必要的思想理论武器就匆匆上阵，结果无力战胜封建主义及其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同盟。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启蒙长期处在难产之中。“难产”，成了我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现象。所谓“难产”，就是指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的新旧纠缠，新的在突破旧的，而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态。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新的在突破旧的呢？当然是，但革命一再失败，几起几落，表明死的又拖住了活的。整个社会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新旧杂陈，矛盾交错，方生未死。比俄国的启蒙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更加艰难曲折。1905年列宁回顾俄国近代革命经历了三代，而我们可说是经历了五代。从万历到“五四”，三百多年的坎坷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软弱，而又早熟。早熟就是尚未成熟而过早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准备、理论准备、政治准备都不够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上台了。这样中国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哲学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完成却没有能够完成，这给无产阶级留下了难题。怎么办呢？只有双肩挑，一头把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由我们来完成。另一头还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正当中国近代历史处在难产之中，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列主义。首先从文化思想上开始了真正的革命，开始消化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马列主义，终于指导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由于我们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建设，先是美国的经济封锁，然后是苏联的毁约、逼债，我们不能不关门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面曾有不少失误和教训。至于思想文化战线的改革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偏差，如何正视历史形成的国情，勇于摆脱传统的束缚？如何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密切注视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如何在新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方面都有不少具体的思想教训值得总结。

（三）

经过以上的历史反思，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我想至少有这么三点：

第一，关于摆脱历史惰力的问题。历史的惰力曾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我国近代史上不少立志改革的先进人物曾经演出过不少思想悲剧，这个历史教训应当认真吸取。由于17世纪以来我国的哲学启蒙道路坎坷，近代意义的哲学革命长期难产，所以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大的历史惰力，使得一些改革思想家曾经勇敢地奋起冲决封建网罗，而最后又怯懦地自陷于网罗，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悲剧。龚自珍、魏源是我国第一代放开眼界看世界的人，魏源写了《海国图志》，现在读起来也是生气勃勃的。龚自珍是唤起一代风雷的人物，毛主席曾经引用过他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龚自珍、魏源的晚年都转而相信佛教，“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从呼唤风雷到重礼佛经，这不是一幕思想悲剧么？他们代表了一代人。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走到了变法的最前列，“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果然悲壮地牺牲了，最后临终绝笔：“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心杀贼”，他有心要冲决封建网罗，但是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牺牲算了。康有为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维新运动的领袖，风云一时，可是几年之间，一变而为保皇派，再变而为帝制复辟派。章太炎是辛亥革命的思想旗帜，笔锋所向无敌，但是，到后来“粹然成为儒宗”；这样的悲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人重演过，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改革派，而曾几何时就偃旗息鼓，落荒而逃了。这是“五四”以前的情况。“五四”以后，真正革命者经得起各种考验，千辛万苦，百折不回。但确实也有人以各种形式由趋新向复旧转化。在当前改革浪潮的冲击和考验下，恐怕也会有这种情况。这里充满着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关于这个问题，鲁迅眼光敏锐，观察很深，他看到我们民族有多么沉重的因袭负担，有多么可怕的祖传老病，他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所谓国民性的问题，就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及其自然经济基础所形成的愚昧、保守、近视的落后意识，要改造起来相当困难。这个问题的马列主义分析，不能仅从民族心理、性格、品德等方面去找原因，而首先要剖视它得以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基础，应该说那就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它必然分泌狭隘、保守观念，必然使封建传统意识得以寄生、蔓延，所以中央一号文件深刻指出要把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商品生产的大发展乃是“不可逾越的必经过程”。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根本上摧毁自然经济基础，从而扫荡依存于其上的一切封建残余阴影和小生产意识，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第二，关于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问题。通过历史反思，应该提高这一种历史自觉，认识到当前的改革是我们三十几年来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所包含的内容是我们的民族几百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历史总结。特别是对外开放，既要摆脱“中体西用”的老框框，又要反对失去主体的自卑思想，敢于引进国外的一切先进科学文化成果，善于消化，又敢于创新，这是我们民族发展到今天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任务。反思历史，预测未来，应该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17世纪开始，我们接触、消化西方文化，经过三四百年来的坎坷历程，到现在我们完全有条件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完全有条件实现对外开放。

纵观当今世界，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既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又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消化了印度文化。现在我们继续着17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正在吸取、消化西方文化。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融会贯通，让整个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国“聚宝”，然后反馈出去，那一定会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贡献。在现代世界史上用吸取外来文化的“聚宝”的方法来振兴自己民族的，还有美国和日本。他们的经验和长处，毫无疑问，应当学习。但我们更应当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特定责任，需要我们一代代付出艰苦努力。应当有这样的历史自觉，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当前对外开放的决策，理解这个决策所具有的极其深远的意义。

第三，有了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就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由于中国哲学启蒙道路坎坷，近代资产阶级哲学革命难产，这一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给现实的投影是双重的。一方面，资产阶级文化上落后，哲学世界观的匆促形成和急剧衰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胜利提供了顺利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建树少，远未完成其批判封建传统意识、译介西方近代文化成果等方面的历史任务，这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思想土壤不够丰厚的困难和局限。许多事实表明，我们正面临着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补课”任务。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向苏联广大青年和学术界提出过文化思想上的“补课”任务，他强调：“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方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他号召大规模地翻译和广泛宣传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战斗无神论文献，建议系统地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并成立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因为根据人类认识史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一定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育成长。

近代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各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和历史留下的“补课”任务。中央一号文件和一系列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实际上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扩大，必然引起文化思想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当前我们一定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要奋力吸收、消化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成果，向愚昧作斗争。

总的来说，通过历史的反思，应当提高历史的自觉，一方面自觉地清除封建阴影，摆脱传统束缚，打破小生产意识，抵制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型的指导思想，敢于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成果，大大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和理论思维水平，勇攀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努力培育更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着的真理体系在我国扎下更深的根，开放更鲜的花，结出更新的果！

我想这应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

一九八四年十月

【注释】

[1]此文据1984年10月19日在武汉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