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分”

提要　综观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合分与分合，是互涵递进的。合中有分，分久必合，这乃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客观法则。如果从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这个广阔的视角看，“文化中国”的范围可以概括为五个层面。“文化中国”这一范畴既涵摄世界华人文化这一综合性概念在内，又包容了世界各国学者、作家和友好人士对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就其对中华文化的保存、弘扬和认同而言，是一脉相通的，具有统一性；而就其各自对中华文化的取舍、丰富、发展而言，则又各有成就，各具特色，展现为杂多性。由一趋多，多中显一，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在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之际，我们应该以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包容意识来回顾过去，疏观现在，展望未来，以实现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的交融互补，为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合”与“分”

“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987年春，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来信，热情洋溢地谈到他在海外、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宣扬“文化中国”观念曾得到广泛共鸣，我在回应他时，曾有小诗一首纪怀：

文化中华不可分，

血浓于水古今情。

百年风雨嗟回首，

同赋《无衣》盼好春。

因触感于伟勋教授的热情来信，我的小诗虽从文化说起，而更多地牵情于政局，想到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经受的苦难和风雨，想到了《诗经·秦风·无衣》的深情呼唤：“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尔戈矛，与子同仇”！更想到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对祖国统一和中华腾飞的共同向往。诗可以情绪化地表达“不可分”的愿望，而从客观史实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则只能说中华文化曾经“有分有合”、“合中有分”、“分久必合”。由此，促使我一再思索中华学术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分、合”问题。

田野考古的丰富成果证明：我古先民在亚洲东部广阔平原上创建自己的文化，从来就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1000余个，遍布黄河、长江南北以及云贵高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7000多个，更是布满全国。经过长期交流、融合，很早就形成海岱、河洛、江汉等史前文化区；又经过夏、殷、周三代的统合、发展，形成了华夏文化共同体，更辐射为燕齐、邹鲁、三晋、秦陇、荆楚、巴蜀、吴越以及辽沈、西域等地区性文化；晚周政局分裂，却蔚为学术上的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奇观。在百家争鸣中，显学崛起而又不断分化，儒分为八（还有子夏在西河、曾子在武城，各树一帜），墨离为三（还有苦荻、已齿等南方之墨者，相谓“别墨”），相反相因，盛极一时。汉、唐、宋、明相对统一，似乎政局统一，也必然学术一统，韩非、董仲舒均有“贵一贱二”之说，“罢黜百家”之议；而事实上，经分今古，义旨歧出，理趣学风，南北迥异。佛学东渐，与儒、道鼎立而三，长期对立；迨融为宋明道学，虽有胡广之流编所谓“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企求“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实际上，北宋新儒学一产生，就有范仲淹等凸显“易庸之学”，王安石父子又独创“荆州新学”，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司马光创“朔学”，二程创“洛学”，三苏创“蜀学”，他们之间的各种观点，复杂对立；到南宋，既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之间的激烈论争，又有陈亮、叶适别倡经世事功之学；郑樵、马端临更首辟文化史研究新风，一反“欺天欺人”的心性空谈，而独步当时。明代王阳明以对朱、陆的双向扬弃而另立宗旨，王学又以良知说的内在矛盾而导致王门各派的多向展开；通过泰州学派的分化而由何心隐、李贽引向“异端”，而通过东林师友的“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实践工夫，而由刘宗周、黄宗羲完成对王学的自我否定，终于在明清之际的新思潮中，孕育出新的整合。

曾经有一种违反客观史实的流行偏见，夸张政治风云，忽视文化生命，以为政治第一，决定一切，文化只能隶属于政治；又总以为“合”比“分”好，贵一而贱多，党同而伐异。如果深观文化生命和民族智慧的动态发展，就会发现，合分——分合，是互涵递进的。真正的新的整合，必以分殊为前提，苟无分殊，何来整合？合分——分合，合中有分，分久必合，乃是中华文化慧命持续发展的内在生机和客观法则。

分则为殊、为异、为多，合则可统、可同、可一。就“文化中国”所摄地区、层面之广，则必须进而思考“文化中国”内涵的“一”、“多”问题。

“文化中国”的范围及其内涵的“一”与“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史学会首次国际性的宋明理学讨论会于杭州举行。冯友兰先生在会上特讲到哲学与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认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包容性最具有民族的凝聚力。陈荣捷先生在会上概述了在美国开拓中国学的研究、译介中国哲学文献的甘苦，并深情地谈到数十年来漂泊异邦，仍与祖国人民忧乐同怀。会后陈荣捷先生寄来诗笺，其一云：“廿载孤鸣沙漠中，谁知理学忽然红。义国恩荣固可重，故乡苦乐恨难同。”眷怀乡国之情，溢于言表。景仰高风，步韵敬和：

盈盈春气遍寰中，

梅萼天心几处红。

莫道海山多阻隔，

炎黄遗裔此心同。

诗中所说“炎黄遗裔此心同”，乃指民族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素质的某些共性。这种共性，可以超越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格局所造成的民族的分离、隔阂和差距。“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正在于以中华文化精神的共性，来唤起认同感，促进统一的进程。但如果着眼于世界华人文化这一视角，则不能仅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化学术的“分——合”运动，仅局限于文化认同的政治功能意义，而应当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华人文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观察世界华人文化的若干类别及其共殊关系，观察中国哲学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和历程。即是说，作为“炎黄遗裔”的华人，且不说箕子入朝鲜、徐福客日本、慧深远赴美洲、李白生于碎叶等，单就17世纪以来，大批华人的移民海外，散居各国，已达5000多万人。他们作为移民群体，大多成为所侨居国的一个民族单位，保持着中华民族的血统和中华文化的传统。由于所侨居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所能保持和发扬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必然发生各种变异，这就使“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范围大为扩展，而其内涵也变得极为繁富。

仅就世界华人文化的地区性的分化发展而言，当今已形成的格局，似有若干层次可以分疏：

（一）大陆母体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虽屡经沧桑，如在公元1至10世纪曾有中印文化交流的激荡，近四百年更有中西文化会合、欧风美雨冲击的影响；古老的中国已日易故常，变革多有；但在大陆母体，历史的积淀毕竟最沉厚，考古文物与传世文献毕竟最丰富，在人们思想和生活各个侧面所体现的传统精神也最强固、最活跃，因而自然成为“文化中国”的主干和本根。但正因为中华文化自本自根，自有其涵化外来文化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因而也容易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温床。

（二）港台地区的中华文化。数十年政治经济格局所造成的隔离，港台地区中华文化在某种独特条件下自己发展，其特点是既特别尊重民族性的传统，又比较注意吸纳西方现代化的成果，数十年来，不断更新，多维互补，时有创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一种模型。

（三）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各国华人聚居地区的中华文化。17世纪以来，长期持续的移民开发，使东南亚各国聚居的华人群体，已成为各国的民族构成的重要部分，既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又使华人移民群体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善于不断地吸收、消化各国各地的先进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不断地吐故纳新而具有新的特色。

（四）散居世界各国的华人所拥有的中华文化。一般说，散居欧、美、澳各国的华人及华人群，侨居异乡，入境随俗，对所侨居国的文化耳濡目染，涵泳其中，往往有较深切的理解；同时对远离的祖国及本土文化怀有更深沉的依恋和文化认同感。他们在融通中西，即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与所在国的先进文化融会贯通而别有创新方面，往往作出了突出贡献。

（五）外国朋友的汉学研究中所弘扬的中华文化。自从汉唐以来，中华文化向东亚各国的辐射、移植，早引起东亚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形成环太平洋的“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而经过耶稣会士的译介，中学西传以来，在欧美各国传播、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也日益增多，特别是西欧的德、法、英、荷等国的学界，有着深厚的汉学研究传统。他们以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比较的视角，从不同侧面探讨中华文化，并以独特方式加以弘扬，往往取得别开生面的成就。

以上五个地区化的分疏，跨越人文地理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的距离，也超出了民族、语言、学派等的歧异，而就其对中华文化的保存、弘扬和认同感而言，是一脉相通的，具有统一性；而就其各自对中华文化的挹注、取舍、丰富、发展而言，而又各有成就，各具特色，展现为杂多性。由一趋多，多中显一；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文化中国”这一范畴，既涵摄世界华人文化这一综合性概念在内，又包容了世界各国学者、作者和友好人士对中华文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多种研究成果，这就使其内涵广阔而生动，富有而日新。

“文化中国”的未来与文化包容意识

“文化中国”的地区范围涵盖如此之广，其思想内容自然杂而多端。在价值取向、观测角度、重心选择乃至文义诠释上，都会表现出许多歧异。这就需要以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包容意识来回顾过去，疏观现状和展望未来。同是炎黄子孙，虽曾山海阻隔，仍然心同理同。但这个“同”是以“异”为基础的“同”。如王船山所云：“杂统于纯”，“异以贞同”。“理唯其一，道之所以统于同；分唯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独。”正因在分殊中能“珍其独”，才有可能在总体上“统于同”。“文化中国”在过去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分殊发展，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兼综并育的融合期。

“文化中国”的分殊发展，在于不同地区的华人，散居地球村，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异质文化的氛围中，而近世以来又长期处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劣势。虽然今天时移势异，某些敏感的观察家已在纷纷评论21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华人“正作为一个遍布世界各国的各地区以及各城市的民族，一个全球部落而崛起”。“由于彼此大规模的投资使他们凝聚在一个‘经济联邦’之中，并由于久远的家族、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使他们的关系得到加强。”这是着眼于经济前景的乐观估计。而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华人过去和现在始终面临着东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古今（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之间文化思潮的矛盾冲突，面临着如何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的难题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交融的难题。正是这样共同的时代课题，吸引着世界华人有可能同心协力促进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及其各个部分的互相整合，也激励着东西方中华文化的珍爱者和研究者，奋起探讨中西文化精华可能交融互补的前景。可以相信，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的互补交融，二者将互为条件，同步进行。经过这番历史的熔铸，“文化中国”将闪耀出新的光华，必将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前年访德，因有感于德国汉学研究的丰美成果，为数不少的德国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衷心向往，我曾浮想联翩，在纪行杂诗中表达了对莱布尼茨等文化先驱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企望：

雄鸡唱晓破霾天，

史路崎岖三百年。

唤起莱翁共商酌，

东西慧梦几时圆？

这首小诗所寄托的历史感情，把象征法国革命启蒙的高卢雄鸡看做欧洲近代文明的开端，而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历史道路却在坎坷曲折中蹒跚了三百多年。17世纪时莱布尼茨因为白晋介绍《周易》等而首次论到中国哲学，当时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曾促使莱布尼茨满怀希望，梦想到中国来协助康熙以法兰西科学院为模式设计和建立起中国的皇家科学院。历史的曲折，使这一美好的愿望全盘落了空。今天，人们比康熙、白晋、莱布尼茨更有条件作广阔的思考和幻想。历史似乎又开始孕育着中西文化会合交融的新的希望。

希望，总给人类的历史实践及文化创造注入生生不已的活力。

一九九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