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慧梦几时圆”

雄鸡唱晓破霾天，史路崎岖三百年。

唤起莱翁共商酌，东西慧梦几时圆？

这首访欧杂诗之一所寄托的历史感情，一方面把高卢雄鸡所象征的法国革命启蒙，仍看做西方近代文明的凯歌；另一方面，对人类历史的迂回波折，又感到某种惘然。不仅17世纪以来的中国史曾可悲地经历过几度大的洄流，以致近代化社会长期难产，而且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暴露出种种畸形和弊端。仅就中西文化交流史而言，也行程坎坷，蹒跚了三百年。遥想17世纪时，当西学东渐、中学西传之初，东西方一些睿智的启蒙者都怀着多么美好的愿望，遥相呼应。徐光启、李之藻等对“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表示衷心欢迎，并力主“会通”，以求“超胜”；方以智总评西学“质测颇精，通几未举”，主张“借远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并有兼容各门学术编成一套大百科全书的构想。与此同时，莱布尼茨等在西欧，仅因读到白晋等介绍的《周易》、《中庸》等而盛赞中国的哲学智慧，曾满怀希望想亲到中国访问，并协助康熙皇帝建立中国科学院，发展中西“融合”（李约瑟语）的数理科学。这些美好愿望，全部都落了空。以后的历史现实，全是另一番图景：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被人为地中断了，中国在闭关封锁与文化专制下迅速落后了，终于导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相继狂暴入侵。举国仓皇，奋起救亡。抱恨重重，血泪斑斑。“西风一掬哀时泪，流向秋江作怒涛”；“愿将热血浇黄土，化作啼鹃唤国魂”。诗人的悲愤，无法挽救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无数烈士鲜血铸就的民族危机感，却成为一系列狂飙式革命运动的驱动力。

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在狂飙式运动中度过的。与政治风云相激荡，中国文化思想也经历了急剧变化。晚清以来，西方各种思潮汹涌而来，与中国传统思想汇聚冲突，离合纷纭，蔚为奇观。当时学界有句口头禅：“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正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中西和古今两方面矛盾交错的庞杂文化局面，不免感到惊惧和茫然。一方面，从中国主流文化思潮回应西学的态度看，似乎晚清时期大多“浮浅认同”，到五四时期“笼统辨异”，再到后五四时期才注意到由“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三段式的认识循环，似乎对大小问题都得如此，只有经过曲折和反复认识才能深化。另一方面，从中国主流文化自身的推陈出新的要求看，既溯源寻根，又各自选择。或以复古为解放，把礼运大同说、春秋公羊学等视为变法改制思想的先驱；或尊崇宋明儒学，把朱子、阳明塑为新统；或以朦胧的历史自觉，从不同层面对明清启蒙学术表示文化认同。可见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变迁，并非单向输入或被动回应西方思潮，西方学者所谓“冲击——反应”模式实属浮明误断；事实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既表现为中西的冲突与融合，又表现为古今的变革与贯通，可说是处在中西、古今错综的矛盾汇合和新旧文化复杂的代谢过程之中，绝非只是中国文化被西方化的单向过程。正因为是矛盾的复杂汇合，所以，几代人在探索中就不免相继陷入或踏过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误区，诸如：“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中西互补说”、“中西殊途说”、“国粹论”或“西化论”以及“传统至上论”或“全盘西化论”、“充分世界化论”或“中国本位文化论”，以及立论总倾向上的“西方中心论”或“华夏优越论”等。这些成对的思想范式，都有其历史形式的复杂原因，在历次文化论争中，虽曾把人们引入各种歧途，相反而相因，出此而入彼，迷途未远，今是昨非，故能一再流行，长期反复。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也是通过这些思想范式，逐步衍化超升而得以成形的。这表明，历史提出的复杂课题及其探索中出现的一些思想误区，只有当条件成熟时，经过历史的自我批判与全面反思，才可能找到圆满解决的途径。

斗柄东旋，时移势异。伫立世纪桥头，纵观国际风云。人们不难发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文化对峙的旧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殖民体系瓦解，冷战基本结束，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高科技、新体制，正使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迅速腾飞。有人惊叹“西方之没落”，有人呼唤“东方的觉醒”，有人郑重宣布“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当然也有人表示怀疑或唱唱反调。但世界经济、政治实力不可避免地向多极化发展，文化上长期盛行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近半个世纪，西方一再兴起“东方文化热”，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哲学、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成果累累。同时，中国对西方学术文化的译述、评价、研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广度，特别是经过对“从万历到五四”、“从五四到今天”的历次文化运动和文化争论中的成就、失误、遗留问题的总结反思，中国学人的思维模式、学术视野、价值尺度与文化心态都与以前大不一样，提升到了新的精神境界。今天，人们似乎回归到17世纪，而又比方以智、莱布尼茨等更有着无比优越的条件和无比广阔的思想空间，来从事中西文化的对话、交往和会通的工作。历史似乎又开始孕育着中西文化汇合交融的新的希望，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似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毫无疑问，应当满怀文化乐观主义的希望，迎接人类文化史的这个新时期。为了迎接这一新时期，人们应当具有一定历史自觉，作好思想理论准备。近些年，东西方都有学者乐观地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大发扬的世纪，或者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惯例，认为中国文化将在世界上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另有学者慎重地指出：“从全世界范围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这就需要对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作全面、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求融会贯通。这又必然会见仁见智，产生不同的学说或学派，所以我们面临的是“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海内外中国哲学的各流派，都将“在国际范围的百家争鸣中接受考验”。为此，中国哲学文化必须经过一个自我批判的阶段，进行系统全面的反思。克服各种“理论上的盲目性”^[1]。

这一论断，切实近真。所谓“理论上的盲目性”，究何所指，尚待在自我批判的实践中多方剖析。

就管窥所见，近半个世纪在中国实现的新的文化整合中，本来可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的繁荣开拓新的前景，但由于“左”道乱真，照搬苏联文化模式，造成严重后果。而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把学术文化简单化，直接地、草率地政治化。用政治标准代替其他一切标准而抹杀学术文化固有的特点和独立价值，用政治决定一切代替诸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用真理的单向运动代替真理的螺旋发展，用日趋僵化的指导思想来限制民族文化主体精神的发扬。诸如此类，就是理论上盲目性的表现。

面向未来，中国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中西哲学智慧的互补合流，任重而道远。

一方面，消极地说，中国哲学文化必须通过自我批判的反思和历史教训的总结，从根本上走出单一政治化的旧格局，而更好地恢复和实现学术文化固有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也必然由统合走向分殊，摆脱“统比分好”、“贵一贱多”的传统偏见，而走向真正百花齐放的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美国学者亨廷顿鼓吹在未来世纪，东西方只有“文明冲突”，不可调和。我们则预计东西方文化正由单向西化引起的冲突走向融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因为有冲突，才可能进行调和。“杂以成纯”、“异以贞同”。“君子乐观其杂”、“乐观其反”，正是在杂多中求其统一，在矛盾中观其会通。这样一种文化包容意识，更符合当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势。

另一方面，积极地说，中国哲学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当更好地实现“两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两化”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过程，必须善于兼顾，才能逐步圆满解决古今和中西两方面的矛盾的复杂交错的问题。要使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必须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其中当然包括西方文化发展的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内；但是再好的外国文化，如果不与我们民族特点和现实需要相结合，不经过民族文化主体的演化与现时代的选择，都不可能真正生根和发生作用。只有充分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才能真正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因此，“两化”是交涵互动的。只有把“寻根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解构重构，推陈出新，作出新的综合创新，才能有充分准备地去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世界学术文化多方面接轨、多渠道对话，从而对人类文化的新整合和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春兰秋菊，企予望之！

【注释】

[1]冯契：《智慧的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9－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