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学术会

  此次郭店楚简学术会得以在珞珈山顺利举行，全赖海内外硕学鸿儒的关怀指导，全赖文史哲各科老中青专家的合力支持；特别是饶宗颐老师、任继愈老师，都以八旬高龄，亲临指导，而许多外国朋友也不远万里前来与会，言传身教，使我们深受鼓舞。

20世纪70年代以来，荆楚大地，频频献宝。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批竹木简和帛书以来，临沂、阜阳、武威、江陵、云梦、荆门等地陆续有新的发现，令人振奋。1993年底，荆门更传出惊人消息，有记者报道，称荆门楚墓出土了对话本《老子》，这一讹传引来海内外许多朋友函询详情，而我们茫无所知，也无从探问。1995年8月，杜维明教授来我校参加徐复观先生纪念会，会后由唐明邦、郭齐勇教授陪同他亲去荆门博物馆查访，得见若干散简，稍知梗概，未得窥其全貌。直到1998年5月，竹简整理完毕，经裘锡圭先生审订，由文物出版社推出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这才顿时引起普遍重视，迅速成为国内外汉学界的研究热点。继五月初北京国际儒联召开了首次学术座谈会之后，美国学者信息灵通，五月下旬美国达慕思学院（Dartmouth　College）就举行了一次“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地区的三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传媒迅速报道了会议情况，把郭店出土的这批简书称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接着，北京学术界在炎黄艺术馆召开了隆重的学术研讨会。从此，古墓新知，掀起热潮，多次会读、讨论以及硕、博士论文的撰写、答辩等，涌现出首批可观的研究成果。

为什么一座荆门古墓挖出了一批竹简，写有一万多字，竟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竟会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热门话题？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这批竹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太丰富、太重要了，几乎全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当时具有很高学养的“老教授”（如墓主可定为“东宫之师”的话），精心选辑的“最精美的图书”，代表了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学术思潮的主流。这批竹简，连同尚未公布的上博藏简一千多枚（保存古籍更多），比之西方1947年在埃及死海所发现有关基督教早期的资料或许更为重要。这批楚简，除三组《老子》、一篇《缁衣》以外，其他十余种全是今人从未见过的古佚书（其中仅《五行》一篇曾见于马王堆帛书），内容为战国中期以前以儒、道两家为主的重要理论著作。如汇合上博从香港购回的流失楚简及此前出土之简帛书，则涵盖益广，更是洋洋大观。

其次，中国学术传统中似乎有一特别引人注目的历史经验，即每一次地下重要古文献的出土和深入研究，往往会引发一次学术思想的大震荡，展开一场经久不息的学术大讨论，从而成为中华学术不断跃进的驱动力之一。这次大批简书的纷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1998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学术会中，饶宗颐先生曾深刻地指出：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饶公预见，立论高远。我想，沿此思路，回顾历史，略举数例，鉴古知今。

首举一例：汉初孔壁出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坏孔子宅以广其居，偶于壁中得古书数十篇，计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全是古文字（蝌蚪文）所写，与当时流行的经师口传、以今文（即汉隶）写定的经传，篇数与文字均大有出入。这批孔壁古书归还孔氏后，经孔安国整理，如《尚书》就比伏生所传多出了十六篇。因无师传，未得立于学官，与其他古文经传如《周礼》、《毛诗》、《春秋左传》、《费氏易》等，均在民间流传。文本不同，诠释各异。从此，引发了一场自汉至清持续两千年的争论。

西汉朝廷所立“五经博士”，全属今文学家，已形成章句训诂的一套传统模式。孔壁出书，冲击了今文经学的权威地位。当刘歆上书哀帝争取古文经传列于学官，遭到博士们的抗拒，引起激烈论争。刘歆写了《移太常博士书》名文，抨击今文经师们的“抱残守缺”。后虽借助王莽政治势力而使古文经学一度列于学官，但随又被废。东汉时，今文经学的谶纬化，招致古文学派的有力批判，再经贾逵、马融、郑玄、许慎等大师的努力，东汉古文经学大盛。汉末战乱，古文经籍多散亡。东晋时，梅赜称其发现了久佚的《尚书》古文五十八篇且附有《孔安国传》，震动一时。唐编《五经正义》，采用梅本，使其广为流行。宋以来，学者多怀疑梅本，或直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伪孔传》，到了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列举百余条证据，论证《古文尚书》及《孔传》皆为伪书；而毛奇龄又作《古文尚书冤辞》，逐条驳斥阎说，而崔述、段玉裁、王鸣盛、丁晏又各撰专著，参加争论，支持阎说。直到清末民初，交织着政治思想矛盾的经学论争，由于廖季平、皮锡瑞、康有为与章太炎、吴承仕之间的分歧而更趋激化和复杂化，至今余波未息。

孔壁出书所引发的经今古文之争，绵延两千年，初由经传文本及文字诠释的同异、是非、真伪之辨，渐扩展到两派的学术路线、思想倾向及学风、方法之争，更涉及传统文化及学术史观中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古史的疑信问题、孔子的地位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等等），足见其影响之广阔与深远！

再举一例：西晋汲冢出书。西晋太康二年（281），有位盗墓者在河南汲县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内容极为丰富，据《晋书·束皙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记载，有重要古佚书十六种，总共七十五篇，皆竹简漆书蝌蚪文，盗墓者烧简照取宝物，遂有残缺，晋武帝司马炎（当时宰相张华为博物学家）将这批竹简交著名学者荀勖、和峤、束皙、杜预等整理编次，以今文写定，编入国家图书目录《中经》，列为典籍。当时，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汲冢书出土不久，既有卫恒、束皙与王庭坚之间的考订、辩难和王接的公允评判（见《晋书·王接传》），又有多种类书和著名作者的广为引证。甚至，在汲冢竹书的书法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股热潮。惜经战乱，这批珍贵古书竟散失大半，现仅遗存《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四种，且都非原本，但仍然作为珍贵的出土文献，对传世的许多史实记载起着无可辩驳的证实或证伪的史料作用。

单就《竹书纪年》说，这本唯一出土的魏国编年体史策，以其记载朴实，“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杜预语），所以受到许多学者的特别重视。杜预注《左传》，郭璞注《穆天子传》，郦道元注《水经》，裴骃、司马贞注《史记》，范晔撰《后汉书》，李善注《文选》，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李昉编《太平御览》，刘知几著《史通》……都曾引证《竹书纪年》，足见其在历代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汲冢《竹书纪年》记有“舜囚尧”、“夏年多殷”、“益干启政，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摄行天子事等，与传统《经》、《传》及《史记》所载均大异，又引起历代史家的争议。实际上，《竹书纪年》所记更接近史实，对消除儒家美化古史的讹传有其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所以，诗人李白在其《远别离》名诗中唱出“尧幽囚，舜野死。九嶷连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正是以新出土的竹书文献为据，反映了他的新古史观。

原十二卷的古本《竹书纪年》，到宋代已仅残存三卷。到明嘉靖年间，又出现今本《竹书纪年》，乃范钦所辑录、伪作，重点在删去了“舜囚尧，复偃塞丹朱”等大异于儒家经传的记载，失去了存真的文献价值。清代学者又进行了《古本竹史纪年》的辑佚工作，王国维总其成，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书，大体恢复了汲冢所出古本的原貌。古本《竹书纪年》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开辟了新视野，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汲冢出书中还有一部奇书《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约公元前9世纪）十三年至十七年进行了一次西征昆仑山的大旅游，行程九万里，见到西王母。关于周穆王西征事，先秦古书《左传》、《国语》、《楚辞·天问》、《墨子》均曾提到，而此书记述特详，初出土，即有郭璞为之作注，历代被列入小说家。清代有学者重新考订，近代刘师培著《穆天子传补释》认为“西王母”系译音，即今波斯；丁谦著《穆天子传地理考证》，说“西王母”是古巴比伦的尼尼微城；顾实著《穆天子传今地考》，则认为穆王经波斯到了里海黑海之间的旷原。三说虽不尽可信，但至少表明，此书为丰富人们的西北乃至中亚地理知识，拓展人们的视野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举近代一例：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甲骨作为古文物被发现和收集，始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迄今，整一百年，国内外公私收藏的有字甲骨估计已达十五六万片。经过许多学者收集整理、断代、分类、缀合、释字、通读，甲骨学已蔚为一门专家之学；甲骨文所发现单字四千五百多个（现公认已能破读的字一千五百字左右，另有五百字尚在疑似之间），在多种甲骨文字汇编的基础上，胡厚宣主持编成《甲骨文合集》十三巨册，共收有字甲骨四万多片，国内外虽尚有小部分未及选录，但已是集其大成的皇皇巨著。

殷墟卜辞甲骨文（以及20世纪70年代周原甲骨）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地下文物考古的一项伟大的成果，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已享誉海内外。甲骨学的发展和成就，不仅直接地促进了我国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地理学、古民俗学和社会经济史、科学技术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史学思想、史学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第一个从文字学角度研究甲骨卜辞的孙诒让，他根据第一部甲骨文拓片资料、刘鹗所编印的《铁云藏龟》，1904年写成《契文举例》，1905年写成《名原》，最早认定这些卜辞是殷代文字，他庆幸自己“晚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详加考释，并据以校正传世古籍中一些错讹字，功不可没。罗振玉继之，考释了甲骨卜辞五万多片，出版了《殷墟书契》初、后、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王国维则进一步根据甲骨卜辞，对照传世文献，考证古史，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殷周制度论》、《释礼》、《殷礼征文》等，其中《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成为震动世界学林的名文，首次把甲骨文作为史料，证明《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记殷王世系的正确性。王国维在清华任教时又写了《古史新证》讲义，同时，郭沫若、董作宾在这方面也卓有成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而把甲骨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王国维自觉地在史学思想上纠正疑古思潮的偏颇，在史学方法论上提出把地下考古新发现与传世文献综合起来的“二重证据法”（后来，由姜亮夫、饶宗颐先生等再具体化为“三重证据法”，即善于把传世文献资料与地下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又可分为无字的古器物与有字的古文献）结合起来）。这就在古史研究上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既扬弃疑古思潮，又跳出泥古传统，为古史的复原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至今，我们对楚简的研究，仍然是继踵前修，实践所谓“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

孔壁出书、汲冢出书、殷墟甲骨的发现等，这些仅仅列举的史实，我想，对我们了解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包括近二十年来考古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启迪。近二三十年出土的简帛文献之丰富和重要，可说是空前的。且大地献宝，似乎作了某种合理分工，诸如：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所献，全是兵书；1976年云梦睡虎地秦墓挖出的，多为法律；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所献，全属医学（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亦有大量医书）；1973年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多为有关田租、赋税、徭役、商贸等的经济史料。而现在我们面对的郭店楚简（加上上博所藏楚简以及1972—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大量简帛书），则全是学术著作，且时代最早，前后相继，涵盖面广，形成规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这批楚简，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哲学的世界”。《易》、《老》开源，儒道纲举，百虑殊途，并行不悖。其价值和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愈来愈显示出来。从学术思想史角度，仅就一年多来的初步研究成果看，实际上已涉及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诸如：

先秦儒道思想的流行区域、相互关系、前后嬗变等的新证，便自然涉及整个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格局、思想脉络的重新审定。不少学者从简本《老子》无“绝仁弃义”等语，指出早期道家不反“仁义”，且与儒学有相通处。简本《老子》是否还透露出老学自身或有南北、先后的分派问题，蒙文通、冯友兰均曾论及，现从简本《老子》到帛书本《老子》的文字异同，似乎得到某些印证。

同样，儒门多杂，儒学分派问题韩非早言之凿凿。只是由于孟、荀独显，其他多晦而不彰，连子思著作也残佚无闻。今楚简儒书十一种十四篇，就其论点而言，研究者已指出可能分属于子思、子游、世硕、公孙尼子、县成、陈良等儒家各派。杜维明教授就此作出的“先秦儒学的发展是多元多样的”论断，是言之有据的。今后，上博藏简公布和更多的下简帛书发现，必然会提供更多证据，证明儒道两家各派以及与先秦诸子各家之间同源分流、多极显示、多元互动的固有格局，涤除道统论者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臆造和歪曲。

学术思想随时代变迁，往往有其原生、衍生、发展、变异、中衰或复苏的阶段。楚简重光，使我们从被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古佚书中得见早期儒家的一些思想精华。诸如“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自利）”的思想，“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的思想，“君臣不相戴也则可已”、“友，君臣之道也”的思想，“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礼作于情”的思想等。在秦汉专制皇权形成后，虽尚有儒生、经师如浮丘伯、辕固生、赵绾、王臧、畦孟、盖宽饶等坚持这些“微言大义”，甚至冒死实践，以身殉道；但自公孙弘、董仲舒曲学阿世的“儒术”得势以后，上述富有人民性、批判性的闪光思想，就逐渐晦而不彰，乃至中绝。如今从楚简儒书得到确证，始知黄宗羲、唐甄、王夫之等人“破块启蒙”所发挥的“公天下”、“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及君权“可禅、可革”等思想，乃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语）的先秦儒学的复苏。足以表明，楚简的重见天日和浚求博证，势必促成对先秦学脉、儒门多派、儒道关系、儒墨关系以及经学源流等重大问题的重新梳理和重新定位。一些论者，或从楚简多篇引据《尚书》、论及《尚书》的详密考订，重新提出了《六经》形成时代及先后排序问题、《逸周书》的性质问题、今古文《尚书》的争论问题等，这些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悬案。随着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的全面研究，这些大悬案势必得到重新审理，进而有可能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流变史以及楚国文化史等。

这次会议所汇聚的海内外专家提供的科研成果，斐然可观。通过讨论交流，无论从文本校释，或从义理考辨，都必将促进楚简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这是世纪之交令人感奋的大喜事。楚简《性自命出》篇有云：“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感奋之余，欣然成咏：

神明呵护墓门开，楚简缤纷出土来。

学脉探原儒道合，人文成化古今谐。

不传而禅公心美，道始于情六德恢。

嘉会珞珈瞩新纪，东方旭日扫阴霾。

（原载《文汇报》二○○○年九月九日《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