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这次会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周易》研究会、武汉荆楚书院、九江市社联、桂林市道家文化研究会、庐山白鹿洞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经过近半年的筹备，现在顺利开幕了。

关于这次会议的宗旨，我们在会议的“预约通知”中曾指明：“《周易》这部古代的珍贵文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几千年来，它对我国哲学、史学、文学、民俗、宗教以及天文、历法、数学、乐律、医学、气功等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近年来，随着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国际上出现了东方文化热。《周易》的义理及其象数思维模式，成为引人注目的议题。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决定今年八月在江西庐山举办‘《周易》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许多同志，是看到这个预约通知“闻风坐相悦”而来与会的。我们约请的十几位专家、学者，为了研讨易理，也不避跋涉之劳，前来讲学。我谨代表筹办单位向与会的同志们，向应邀来讲学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不言而喻，这次庐山论易之会与1984年5月东湖论易之会、1987年12月济南论易之会，有着某种学脉继承关系；又是中国《周易》研究会去年正式成立以来组织的首次学术活动。

“开物成务”，有必要“彰往察来”。回顾一下过去，正是为了把握现在这个转换的中介，便于迎接未来。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易学研究的热潮也在全国兴起。不期而然，但绝非偶合。其缘由枢机，可作多层次的分析和不同角度的理解。或以《易经》本为占卜之书或占卜书之源，而当前社会流行的占卜热等乃反映了商品经济所激起的贪求和机遇心理的滋长；这种看法似有所据，而失之狭浅。或以为人们对易学及整个辩证法思想传统的研究热忱，乃是为了反思十年浩劫中形而上学猖獗、斗争哲学横行的思维教训；这种看法，表达了不少同志确有的直接感受。或以人们对易象数学的重新评价和刮目相看，乃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对西方传来的“东方文化热”的一种回应，表现了一种民族自豪感的激情。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周易》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之一，8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周易》热，乃表现了一种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的深层人文意识的觉醒，也就是易文化所内蕴的在忧患中自强不息，在改革中通变腾飞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这番《周易》热的因缘客观上是多方面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愿意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几年来易学研究的新进展，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学术交流，十分活跃：1984年东湖之会以后，连年举行的大型和中型、通论和专题的学术讨论会达十余次之多，其中1987年在济南举行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展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起到了海内外交流的重要作用；而许多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如以“医易会通”为题的会就举行过四次，把研究引向具体和深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机构，纷纷成立：除全国性的“中国《周易》研究会”于1989年正式成立外，省、市级的研究机构已成立十余个。其中，1985年在四川成都市成立的“《周易》地质学方面应用的研究组”，1987年在山东淄博市成立的“华夏易学工程研究会”等，尤具特色；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更于1988年开始出版《周易研究》专门刊物，已出版五期，流誉海内外，至于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近几年出版的易学古籍和新撰专著，各报刊发表论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说是五四以来前所未有。

从上述大量研究成果的趋向看，更表现出学术上某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新特点。

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是易象数学（包括河、洛之学）得以复苏。长期被冷落、被荒芜，乃至斥为糟粕的易象、数、图学，重新得到广泛重视。不仅对汉易诸家象数，而且对魏伯阳、陈抟、邵雍、朱震、蔡元定等所传的先天图书之学，以至方以智父子、戴震、焦循的数理哲学，都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分别给予了文献学的考订和科学史的疏理；而且，由于现代科学视野和方法的引进，整个易象数学似已获得再生的活力。尚秉和先生的专著《周易尚氏学》经名家推荐，在“文革”前已排版付型，仍未得出书；而到1980年应运而出，宛如一阳来复，数点梅花，接着一大批关于易象数图的论著，便联翩问世。特别是一些学有专精的自然科学专家，转而研讨易学，对易象数图中蕴含的数理、物理、哲理或给予科学史的论证，或给予现代科学理论的诠释，澄清了不少问题。对于易象数学的历史还原及其中合理成分的科学解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与易象数学的复苏相联系，80年代中国易学研究的新动向，突出地表现为“科学易”的兴起。对易象、数、图中的数理、物理、哲理的研究，有的同志将其纳入现代科学的语境和视野，引进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予现代科学的透视和诠释。从而使一些曾被神秘化了的数理或原理，矩阵或图式，得到一定的科学化的说明，古老文献焕发出青春的光辉；这样被现代科学眼光照亮和说明了的易象数模式和推理方法，还可以反过来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并使之得到一定的证验和丰富化。这样生长出易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派——“科学易”，可说是当代易学发展中一项特殊成就。

“科学易”一词取自潘雨廷、赵定理二同志分别两篇论文的同一标题。他们的论文都各有严谨的论证，论证“科学易”是时代的产物，是超越传统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现代易学新流派。从西方莱布尼兹到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等曾有所探测；从20世纪40、50年代刘子华、蔡福裔等更有所实证；而20世纪80年代，易象数图的被珍视，多学科研究交叉方法的被应用，吸引了更多作者（如赵庄愚、邹学熹等）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扩充了“科学易”的阵营；而近年来，我们更读到王赣、牛力达、刘兆玖三同志合著的《古易新编》上下卷和江国梁新出版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等专著。刘惠荪教授在江书卷前所题《贺新郎》词后半阕云：

图南自启先天窍。

探魔方，左三右七，洛书义窅。

西哲东贤无二理，谁果先窥秘要？

说到头，无非符号。

数、理、化、生、文、史、哲，满园春，到处花枝俏。

阐绝学，看今朝。

颇能反映当前“科学易”蓬勃兴起的盛况。

再次，“考古易”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考古新发现提出的新课题。1984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公布和于豪亮、张政烺先生专论的发表，周原甲骨上数字卦的发现和徐锡台等先生的初步研究，可说是对易学考古新发现的研究的开端。这些年，研究成果大为增加，主要是研究质量有所提高。例如，有的研究者从《帛书周易》的排列及卦名的特点发现其与《归藏》有关，而卦序更与《先天六十四位卦方位图》暗合；又从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上小圆盘的刻画，发现其与朱熹《周易本义》所载《洛书》完全相符，仅此二证，似已足以核定《河图》、《洛书》及《先天图》等在汉初乃至更早实已有之（见《大易探微》刘大钧序）。“考古易”的成果，如此巧妙地了结了易学史上一大公案。

最后，近几年易学研究的新进展，也表现在与“科学易”相对应的“人文易”，通过易学哲学史的研究而受到重视，并自觉到“人文易”并非晋易、宋易中义理内容的重复，而应是对义理派、象数派的双向超越。“人文易”也是时代的产物，是现代人文意识对易理的渗透和诠释。“人文易”的研究，旨在古今贯通地展示易学中构成传统文化心理、深层的人文意识、价值理想、精神追求等。近些年，传统文化的讨论中，不少作者涉及易学中的人文意识。苏渊雷先生重版的《易通》，提出“生、感、变、反、成、时、中、通、进、忧患”等十个范畴作为论纲，对“人文易”的探究，有开拓之功。张岱年先生一再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渗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是我们民族经受各种苦难而得以发展的伟大的内在动力。

“人文易”在表述形式上还出现了“诗化易”的创作。近几年除易学会议中常有不少唱和的诗词外，还出现了以大型组诗表述易理的专门诗卷，如金文杰的《大易探微》与杨炼《自在者说》，一老一青、一古一新，堪称典型。

以上概述，极不全面，仅系例举。

回顾为了展望，展望这次会议主题和今后研究的趋势。这次会预定的主题——“周易与中国文化”，据我的理解，侧重点并非历史的探索，而是现实的审度，重在探讨易学的现代意义，易学（无论是科学易、人文易或占卜易）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文化更新、文化重构的正面、反面的意义，题目大，可以多向交流，自由驰骋。但看来，“科学易”作为新事物，可能是引人注目的议题。

首先“科学易”一词能否成立？如何界说？值得慎重思考和深入讨论。其次，如果能够成立，能够界定，又如何使其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而不致陷入迷途和歧途。

《周易》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但毕竟是我们民族文明发蒙时期的产物。按人类认识史的逻辑进程，按文化人类学的实证分析，它本身不能不是原始科学与神物迷信（宗教巫术）的结合（即使是“奇妙的结合”）。列宁曾依黑格尔对毕达哥拉斯哲学的论析指出：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是联系、结合在一起的，今天同样还有那种联系，只不过科学和神话之间的比例不同罢了。^[1]如果有“科学易”，它作为现代形态的知识体系，其建立和发展只可能是尽可能将《周易》中固有的科学与迷信的结合加以剥离。所谓剥离，并非外在地剖分为二，而是将其内在神秘性（各种拜物教、神物迷信、神秘幻想等）加以扬弃。这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过程。丹皮尔在其《科学史》中曾论道：“科学并不是在一片有益于健康的草原——愚昧的草原——上发芽生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这片丛林一再地对知识幼芽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2]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上科学和巫术是孪生的，不仅互相摧残，而且互相寄生，一同成长，俱分进化，科学与迷信作为对立物，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科学说过了头会变成迷信，迷信被解释了又会变成科学，真理多跨出半步也会变成谬论。因而“科学易”所必须进行的剥离、扬弃工作，又必须十分严肃和慎重。科学和迷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二者转化的机制、条件以及二者转化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等，不仅难于准确掌握，并且在工具理性范围内无从解决，而只能诉诸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性。

就易学研究领域而言，似乎探讨“科学易”之余更应着力于探讨“人文易”。我们提出“人文易”问题，并强调“人文易”是易学和易学史研究的主干和灵魂。

《易传》作者以其对《易经》的深刻理解，明确意识到“天文”与“人文”的联系和区别，而强调“人文”的意义。《贲》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前者为工具理性所掌握的自然知识，后者为价值理性所追求的人文理想。《易》象数、义理中都有其内蕴的人文理想。而“人文易”并非对传统的“义理易”的简单继续。而是对“象数易”和“义理易”的双重超越。与“科学易”相并列的“人文易”，理应成为我们研究、发掘的一个重点。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有幸在庐山召开，庐山是人文荟萃之地。庐山论易，不能不想起易学史中开拓性人物周敦颐。这位濂溪先生，一生只做过州县小吏，基本上是民间学者。而他之所以被人们怀念和敬仰，乃在于他1061年做虔州通判时道出江州，即在庐山脚下筑“濂溪书堂”，讲易其中。1063年在书堂写了千古名文《爱莲说》，因改名“爱莲书堂”。缅怀先贤，确有可资继承和发扬的人文理想。

首先是濂溪先生做人的人风——人的精神风貌，当时学者赞扬他“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一篇《爱莲说》，仅120字，“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其所反映的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人格美，流芳千古。

其次是濂溪治学的学风，堂庑甚广而融炼甚精，所著《太极图说》250字，《易通》2601字以及《姤说》、《同人说》等全阐易理，而其学风特点：敢于吞吐道、佛各家而归宗于《周易》、《中庸》，其“无极”、“太极”等范畴，来自《老子》、《庄子》、《肇论》、《华严法界观》等。“太极图”则来自陈抟，自认不讳：“始观丹诀售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从而，以极精炼的论著，开辟了笼罩六百年的一代新学风，更琢磨出一整套哲学范畴，把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和人文价值理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样的人风和学风，可说是易学传统中的精髓。发扬这样的人风和学风。我们这次庐山论易之会，一定开得“明通公博”，生动活泼，取得“富有日新”的学术成果；一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周易》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一九九○年六月

【注释】

[1]《列宁全集》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5页。

[2]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