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全集》编者序

熊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坚贞的爱国民主志士。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曾化名周定中，晚年自号漆园老人、逸翁，湖北黄冈人。幼年家贫，勤读自奋；青年投身于推翻帝制的反清、反袁革命；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1918年发表第一部论著《心书》，蔡元培为之序，许其“贯通百家，融会儒佛”。稍后由梁漱溟推荐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深研佛法，首尾三年，逐步超迈旧说，发挥新义，博学精思，以建构其《新唯识论》的独特体系，成为“五四”以后卓立不苟、流誉海内外学林的一代哲人。

熊先生生于清末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卒于1968年。他的一生，正当我们民族经历着空前苦难，在苦难中觉醒奋起而屡遭挫折，又勉力克服艰危险阻而赢得进步的年代；同时，在文化领域，中西新旧各种思潮的汇合激荡，也空前剧烈。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诞生了熊十力这样充满忧患意识的爱国者和民主斗士，培育出熊十力哲学这样独具民族特色的辩证思维体系。这是我们民族的哲学智慧在苦难历程中的升华，是我国近现代的哲学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熊先生的学术创造，具有反映时代脉搏的深沉思想动力。他戎马青春，投身于辛亥革命。辛亥之后，亲见洪宪改元、张勋复辟，民主革命成果被封建军阀所篡夺，而曾经革命的人绝少在身心上用功夫者，忧时之思深，愤世之情急。如他自言：“吾年十六七，便以革命从戎……三十左右，因奔走西南。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自是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中印两方之学。”（《尊闻录》）他以如此深挚的忧国情怀，弃政从学，转入学术理论的钻研，其内在动力，绝非消极的“逃世”、“孤往”，而是满怀悲愿所激发的高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如他晚年追述：“余伤清季革命失败，又自度非事功材，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乾坤衍》）熊先生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中觉醒之一员，他深研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严肃的历史反思，其明确的目的，就在于总结“中国何由停滞不进”、“革命终无善果”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教训。他主要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着眼于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遗毒的清理，对此他观察敏锐，爱憎分明，认定“两千年专制之毒”，乃至《儒林外史》等所揭露的“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都需要大力清除；尤其历代统治者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宗法伦理政治信条，“支持帝制，奴化斯民”，更必须彻底清算。新中国建立后，他仍反复叮咛：“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另一方面，区别于一般菲薄固有文化、漠视优秀传统的崇洋论者，熊先生又深入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清季革命思潮自外方输入，自己没有根芽”（《原儒》），即民主革命的理论在中国缺乏应有的根基和思想土壤。因而，他上下求索，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去“掘发固有之宝藏”，竭力为他心目中的民主革命理想——诸如否定神权、反对帝制、“树立人权”、“宏大人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同于大公”、“协于至平”等，找到自己民族传统中的“根芽”，赋予它们以民族化的理论形态和现代化的时代内容，借用古代的语言和传统思维模式来表达新的时代精神。他对《周易》、《春秋》、《周礼》及《礼运》等儒家经传的独特解释，以及对历代政治学术的评论，几乎全是围绕民主革命和自由平等社会的理想设计这一主题。他采取这种“引古筹今”、“六经注我”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实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东方近代化的理想价值和特殊道路的探索和追求，力图使西方输入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革命理论得到系统地中国化，从而对先天不足的辛亥革命进行理论补课。尽管他对自己从儒经中发掘的所谓“革命”、“自由”、“民主”乃至“社会主义”等意蕴的阐释，往往是托古论今，不免穿凿，但跳动在熊先生说经评史论著中的文化寻根意识却是时代的脉搏，深刻地表露了他对民主革命理想的忠贞，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中华文化慧命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细读熊先生书，无不有此感受，并自会得到崇高的精神激励。

熊十力先生的学术创造，具有熔铸百家、敢破敢立的思想特征。他生当20世纪前半叶风雨如磐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西化惊涛，复古逆流，相反相因，交互激荡，使不少人迷惘不知所归。熊先生正当此时进入学界，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异乎寻常的苦学精思，自循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自觉地把王阳明、王船山视为自己的哲学先驱，把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视为中西新旧文化迭嬗的枢纽，更广博地扬榷古今，另开一条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学术途径。论者或把熊先生的学术道路简括为初由儒转佛，出入空有二宗，旋又由佛返孔而归宗于《大易》。这也并非无据。但熊先生治学立言的根本特点，不在学脉数变，而在于自有主宰，不囿成说，力破门户，强调“夏虫井蛙，学者宜戒”，而主张博采兼综，“以平等心究观古今各大学派”，“析其异而观其通，舍其短而融其长”，因而与当时的崇洋论者和复古论者都各异其趣，与拉杂比附而浪言融通者亦卓尔不同。他虽自谦对现代科学与西方哲学了解不多，而就其博涉所及，确能以高一层次的哲学思络，通贯古今，平章华梵，衡论中西，出入于儒、佛、老、庄及宋明诸子，自立权衡，自创体系。其以“新唯识”或“体用论”为名所自创的独特的哲学体系，有人称之为“新佛家”或“新法相宗”，又有人称之为“新儒家”或“新陆王学”或“新易学”等，其实，作为开拓性的哲学家，自当熔铸丰富的先行思想资料，故其论著中，睥睨西学，痛斥奴儒，且明确自称：“吾唯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然吾毕竟游乎佛与儒之间，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而已矣。”（《新唯识论》语体本）这就难于以某种固有的学派范式去加以评定，或诃其乖违佛理，或赞其不坠儒宗，或美其归宗大易，或疵其抨击宋儒，似皆持论有据而与熊氏思想全貌实未必相应。熊先生的哲学思想，虽有其自为经纬的严整系统，在其境论（本体论）、量论（认识论）、人生论、价值论中也各有其理性思辨的范畴体系，但熊氏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以“体用不二”为致思途径所展开的“本体与主体合一”、“德慧与知识并重”、“内圣与外王一贯”的思想，自强不息，高扬在文化创造、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原则和“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不仅在后“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论坛上独树一帜，卓然成家，而且以其所达到的现代思维水平，以其所阐扬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既与20世纪世界哲学思潮相汇通，又保持了“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貌”，故得以蜚声海内外，在中国和世界文化思想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熊氏哲学虽不免有其固有的理论矛盾和时代局限，但其博大体系中的人格光辉、智慧探索和多方面的学术贡献，则是我国近现代哲学领域中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

熊先生一生贫困坎坷，长年衰病流离，而以极其深挚而悲苦的忧患意识与文化责任感，勤奋讲学，著述不倦，共写出专著近三十种，发表论文、札记近百篇，与人论学书简更不计其数，共约三百余万言。除自成体系的哲学巨著以外，尚有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等多方面的学术成果。20年代至40年代曾刊印专著十数种，新中国成立后新印行八种，60年代以后有的在台湾地区、香港及海外也曾重排或影印出版。但过去海内外已刊著作，印数既不多，编校又失之零散而不够精善；至于熊先生生前未刊之遗稿、书札，流传不广的讲义，及散见于报刊上的文字，更亟待搜集整理。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开始出版的《熊十力论著集》，稍经辑校，仍属选集而非完璧。为了保存这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为了提供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及熊十力思想全貌的完整资料，我们在海内外许多师友和熊先生亲属的热情支持下，决定广搜穷索，重新序目编校，辑成《熊十力全集》，共分九卷，约计三百五十万言，幸得湖北教育出版社慨然以保存乡邦文献自任，惠予排印出版。

这部《熊十力全集》，先专著，后论文、书札，拟大体按年代顺排，足以展示熊先生思想的衍变、发展；拟收入已刊和未刊的全部论著及其原载的诸家序跋与附录；特别可贵的是，已搜集到的熊先生自存校订本上的笺条、夹注、眉批等，将全面反映在校注或校记之中，力求完整和存真，旨在巨细无遗地向读者展示熊先生学术思想的全貌。至于散见于报刊的论文札记和大量未刊的书信、题词等，亦大体按年代编辑，无论宏篇或是片语，均收录在卷，以备检索。当然，全集之“全”，只能是相对的，虽力求网罗无余，总难免沧海遗珠。我们恳望熊先生生前好友、门人及其家属，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能将所收藏的熊先生的佚文、书札、照片、手迹等，提供给我们，使纳入本集的后出诸卷，使这部全集能够日趋完善，不胜企望。

萧萐父序于东湖

一九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