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风述要

提要　道家学风的首要特点是以“尊道贵德”为理论重心，力图超越可名言世界的局限，探究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道家学风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可概括为通过相对主义而导向辨证智慧。承认事物普遍的相对性，避免认识上的片面、绝对和独断，是道家坚持的慧解。

道家之学，源于柱下，依附隐者，流播民间。

在先秦，虽尚无道家或道德家之名，而论道各家，已蔚为南北诸流派，旨趣不全相同。但道家诸派，都无例外地祖述老聃，阐扬道论，以其特有的思想风骨和理论趋向，轻物重生，反抗异化，贬斥礼法名教，主张返璞归真，追求精神自由，从而形成了道家独特的共同学风。

一

道家学风的首要特点，是以“尊道贵德”为理论重心，力图超越可名言世界的局限，探究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道家独创的形而上学及其精神语言体系中，“道”成为超乎天地、万物、五行、阴阳之上，而又与“气”、“朴”、“大”、“一”等抽象处于不同层次的最高范畴。“道”被规定为：“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是“天地之始”、“天地之根”、“万物之母”、“万物之宗”，具有终极的根源性；“道通为一”、“道无终始”、“道未始有封”，即具有无限的普存性和永恒性；“道常无名”，“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即“道”属超名言之域，非通常的理智和感觉所能认知，而只能通过“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智”的特殊方式去体知。“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1]“道”并非不可知，而是“可传”、“可得”、“可知”的，只是需要人们在特定的实践中去体知。道家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区别于“认知”（依靠名言）的“体知”（超越名言），并论证了这种“外于心智”、超越名言的对“道”的体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机制。

道家从两个方面展开它的论证：一方面，由自然哲学引向社会哲学，从“道法自然”的原则引出社会批判的原则。道家力图通观人类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文明社会过渡的二重性，并着重揭露了文明社会所出现的争夺、祸乱、欺诈、罪恶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异化现象，“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2]，人们“以仁义易其性”，“危身弃生以殉物”，乃至“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夫！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3]！道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本是浑然一体的，人的本性与自然无为的天道也应是和谐一致的，而文明社会中的现实人类，却由“形（体）”到“心（灵）”都可悲地被异化、被扭曲了，“丧己于物，失性于俗”^[4]。因而，人不但不能体道，并且日益迷失本性，与道疏离，背道而驰，陷入了“不知其所归”的最大悲哀。为了克服和扬弃这一切伦理的、政治的以及人性的异化现象，道家提出可以从个人修养和社会改革两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个人修养方面“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专气致柔”、“涤除玄鉴”等和社会改革方面“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爱民治国，能为无为”等，都旨在否定和消解异化，以求得人性的复归——“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常德不离，民复孝慈”。道家认为，不被现实社会的权威、传统及流行的价值观所迷惑、所局限，而能够自觉地超脱出来，按自然无为的原则处理一切，“孔德之容，唯道是从”^[5]，乃是人能体道，自同于道的具体途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故事，更生动说明“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之类的“体知”，并非虚无缥缈、高不可攀，而是“大道甚夷”，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都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道家以贵己养生为立论基点，由自然哲学更深入到生命哲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医药学、养生学、气功学等应用人体科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中国道教的教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更重要的是道家对生命的深入探究，并非仅限于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实测与开发，而是旨在同时探究哲学意义上的“真人”与“真知”。道家认为，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特殊途径，在“微妙玄通”的自我生命体验中，“收视反听”、“耳目内通”，可以达到对“道”的体悟。这是道家所独有的内省方法。道家所谓“真人”与“真知”，即摆脱了异化枷锁、返璞归真的人所特有的对人天合和境界的体知。所谓“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6]，“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7]，并非神秘直觉，而是经过长期的修炼，逐步地意识到“人”（小宇宙）与“天”（大宇宙）、个体小生命与自然大生命乃是同质同构、互涵互动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8]，“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9]。因而通过个体生命律动的探求，“载营魄抱一”，“心斋”、“坐忘”等内在的体验自证，可以达到自我净化，“与天为徒”，乃至逐步由“外天下”、“外物”、“外生”到“朝彻”、“见独”、“无古今”而“入于不死不生”的自由境界，也就是人天、物我被整合为一的悟道、体道、与道冥合的精神境界。

道家关于道论体系的建构和对于“道”的体知途径的探索，可以说触及到了真正的哲学本体论问题，其所达到的理论深度，对现代人的哲学思考无疑具有启发性。

二

道家学风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似可概括为通过相对主义而导向辨证智慧，由齐物论、齐是非、齐美丑、齐生死、齐寿夭等追求，而昂扬一种可贵的超越精神。

承认事物普遍的相对性，避免认识上的片面、绝对和独断，是道家坚持的慧解。“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10]坚持矛盾两分的观点，并认定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11]。矛盾互相依存、转化，乃是恒道。这是道家由相对论导向辩证法而达到的对一般单向度、直线性认识的谬误的超越。至于道家思想家中，有的因“贵齐”而陷于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折中主义，则是理论思想顾此失彼的个别教训。

进一步，道家强调“别囿”、“去私”，“明白四达”，破除各种条件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12]“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即自陷于狭隘眼界和束缚于僵化教条，是各种思想局限产生的认识根源。故道家主张“贵因”，“因时为业”，“因物与合”，“舍己而以物为法”，即舍弃“建己之患”、“用知之累”，而坚持认识的客观性；进而强调“贵公”，“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即否定党同伐异的“私心”、“私虑”，而坚持“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13]。这样“以因循为用”，让黑白自分，并非消极无为，而是对师心自用所产生的各种狭隘偏见的积极的超越。

再进一层，道家注意到人类的理性能力及认知活动与名言工具等，有其固有的根本局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无形无名，不可道，不可名，即非一般理性和感性以及名言工具所能把握和表达的。必须进一步对整个认识的局限有所突破，才能达到“从事于道者，同于道”。道家深刻地揭示：人所面临的认识对象，既有可道可名的“有”世界（“天地万物生于有”），又有不可道不可名的“无”即“道”世界（“有生于无”）。这两个世界，都是作为认识对象而存在，都是可知的，但两者的界限在于“有”世界的被认识靠主客两分，而“无”世界即“道”的被认识靠对主客两分模式的超越。所谓“心有天游”，在“吾丧我”的“坐忘”中“堕肢体，黜聪明”^[14]、“忘年忘义，振于无竟而寓诸无竟”^[15]等，都表明超越了主客两分的局限，就能够置身于“道”之中，“与道徘徊”，自同于道。道家认为，经过长期的自我修炼，这是能够实现的一种精神超越。

不自陷于各种片面的局限，而能不断地开阔视野，不断地自我超越，这是道家学风的重要特征，似有助于突破现代哲学的某些困境。

三

道家学风体现在学术史观与文化心态上，更有一种恢宏气象。从总体上与儒、墨、法诸家的拘迂、褊狭和专断相较而言，道家别具一种包容和开放的精神。

早期道家对于“万物并作”、百家蜂起的学术争鸣局面，并非都很理解和乐观，甚至担心“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但他们基本上抱着宽容、超脱的态度。如老子提出“知常容，容乃公”的原则，主张“和光、同尘、挫锐、解纷”；宋钘、尹文提出“别囿”，主张“不苛于人，不忮于众”，“以聏合欢，以调海内”^[16]。彭蒙、田骈强调“静因之道”，主张“去智与故”，“与物宛转”。庄子继之，提出齐“物论”、去“成心”，更从理论上论证“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而主张“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17]。《秋水》篇等深刻揭示真理的相对性、层次性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的不同层次都有的局限性，把人们引向日趋广阔的视野，引向一种不断追求、不断拓展、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的精神境界。这是庄子对道家学风的独特贡献。儒、法两家都倾向于把“道”单一化、绝对化、凝固化。故韩非曰：“道无双，故曰一”，“明君贵独道之容”^[18]。孔子称：“朝闻道，夕死可矣。”^[19]庄子却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20]《庄子》上记载颜回对孔子毕恭且敬，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则回也瞠乎其后矣”！^[21]而庄子却对后学说：“送君者自其涯而返，君自此远矣！”^[22]这显然是两种真理观、两种学风、两种文化心态。

司马谈总结先秦学术时，正是从学风的角度赞扬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23]王充所坚持的“虽违儒家之说，但合黄老之义”的学术路线和学风，也主张要像“海纳百川”一样“胸怀百家之言”，才能成为知今知古的“通人”。唐宋以来的道教理论家，在为道教的系统理论化建设中，更是依托老、庄学派，阐发“重玄”之旨，大量地摄取儒、佛各家思想，尤其大乘佛法的理论思辨。诸如“重玄论”之有取于三论宗的“二谛义”，“坐忘”论之有取于天台宗的“止观”说，而全真道派更直袭禅宗学风，创始人王喆自称道教的最高境界也是“语默动静，无时非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而《道藏》的编者确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道教理论和学风的宏肆和兼容的性格。总之，无论是前期的道家或是后期的道教的学风及其对异己学术的文化心态，都是较为宽容、开放而具有广阔的胸怀的。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值得发掘的优秀思想遗产，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基因。

一九九五年十月

【注释】

[1]《庄子·知北游》。

[2]《老子·第十八章》。

[3]《庄子·齐物论》。

[4]《庄子·缮性》。

[5]《老子·第二十一章》。

[6]《庄子·大宗师》。

[7]《老子·第四十七章》。

[8]《庄子·齐物论》。

[9]《庄子，天道》。

[10]《老子·第二章》。

[11]《庄子·秋水》。

[12]《庄子·秋水》。

[13]《庄子·天下》。

[14]《庄子·大宗师》。

[15]《庄子·齐物论》。

[16]《庄子·天下》。

[17]《庄子·齐物论》。

[18]《韩非子·杨权》。

[19]《论语·里仁》。

[20]《庄子·养生主》。

[21]《庄子·田子方》。

[22]《庄子·山木》。

[23]《论六家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