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哲学与哲学的诗化

伟哉中华！诗的国度，诗的海洋！微波巨浪，浩瀚无疆！

在中国，古今知名及无名的诗人之多，历代传世及失传的诗作之富，诗作中的体裁、律式、风格、流派之繁，诗，对民族精神生活各个层面浸润、影响之广且深，均可说是举世无匹。诗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灵动、最具有渗透力的精神文化基因。

诗的渗透力，表现在它弥漫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庙堂雅颂，军旅铙歌，折冲樽俎之间的应对，男女怨慕之情的表白，直到山村民谣，野老踏歌，市井俚曲，小红低唱，无处非诗。而在文化深层则突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诗教”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渗入。儒学正宗一贯宣扬诗教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强调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如孔子把“诗”的价值意义归结为“思无邪”，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后《毛诗序》等更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或“温柔敦厚”的原则，强调诗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特殊功能，可以发挥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巨大的社会作用。由此，奠定了诗作为政治伦理教化工具的价值取向。中国历代许多诗人，无不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感时议政，忧国忧民，化民间疾苦为笔底波涛。诗，在对现实政治参与中，实现着人类理想的美和善的统一。这是中国诗美学传统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表现为诗心对哲学文化的渗入。许多哲人认定哲理与诗心的合一更能达到形而上学的内在超越，因而强调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这两者又几乎是同一的心路历程。“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乃是中华哲人和诗人们共同缔造的优秀传统。他们在这一心灵创造活动中实现着美和真的合一，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独特的追求最高价值理想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学最后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学最后仅局促于科学实证，而是把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归结为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即审美与契真合而为一的境界。中国哲学的致思取向，从总体上乃是诗化的哲学。且不说《周易》、《诗经》、《尚书》及《逸周书》等古文献中已存有不少富有哲理的古歌谣，中国第一部哲学专著《老子》，竟是精心琢磨出的全可韵读的哲学诗篇；《庄》、《列》、《文》等道家诸子，多用诗的文辞或充满诗意的卮言、寓言等来展示他们的哲学智慧。至于儒门，孔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孟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乃至王阳明的“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凡此都饶有诗趣。荀况更有《成相》、《赋》篇，以民歌和赋体来诗化自己的哲学。屈原问天，贾谊哭，司马迁以“无韵之离骚”合而传之。从此，形成中国哲学中一个追求诗化的优秀传统，陶、谢、嵇、阮，各有名篇，李、杜、王、孟，纷呈异彩，直到晦翁的“源头活水”，阳明的“海涛天风”，梨洲的“此意无穷，海怒鹏骞”，船山的“光芒烛天，芳菲匝地”……春兰秋菊，葳蕤不绝，神思慧命，绵延至今。

诗化哲学，形貌繁多。就作者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旨趣之不同，似乎可以区别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家或其他作者所创作的哲理诗，即用诗的形式及诗的语言来表达某一哲学义理或哲学境界。中华哲人，大多能诗，大多乐于在散文论著之余，用诗心及诗语来对其哲学思想核心作出艺术概括，程伊川用“数点梅花天地心”来绎解他所悟得的《周易》“复卦”义理，即是显例。由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诗处于崇高神奇的地位。《诗纬》云：“诗者，天地之心。”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正是“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立心”。所以，古今哲人大多精心创作过若干哲理诗。历代的哲理诗（诸如玄言诗、步虚词、禅门诗、道学诗等以及言志、咏怀、山水、游仙等其他诗体中也有不少含有哲理的篇什），在中国诗坛占有相当比重，如果裒辑起来，会有很大的数量。但蔚为茂林，必多枯枝。这类哲理诗，易流于仅注意排比一些“理语”入诗，而缺乏“理趣”的涵泳。真能做到哲理与诗心互相凑泊，浑融无间，“如水中盐，蜜中花，体慝性存，无痕有味，观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上乘之作，实不多见。故虽邵尧夫、陈白沙等大家，其许多哲理诗作，也难免“徒为理语”、“难入诗格”之讥。

另一类乃是诗人们用韵语所写的对历代哲人的精神风貌、思想精华等进行述评的诗哲学，实为诗化的哲学评论。中国诗人既长于抒情、言志，也善于评史、论学，并在评史、论学中，更能深入到哲学思辨领域，以简驭繁，由一显多，为历代圣哲的灵魂“画像”，寥寥数语，往往传神。例如，陶渊明的《咏贫士》、《读史述九章》中，论及荣启期、原宪等高士和伯夷、叔齐、箕子、七十二弟子、屈原、贾谊、韩非、鲁二儒等哲人，着眼于诸人的人格风神，语约而意深。陈子昂《感遇》中的“吾爱鬼谷子”（咏鬼谷），王维《偶然作》中的“楚国有狂夫”（咏楚狂接舆），李太白《古风》中的“庄周梦蝴蝶”，“君平既弃世”（咏庄周、严遵），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咏孔丘）等，均论及思想史上的专人，托事显理，体察入微，真如《诗品》所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故成为诗史上的名篇。至于正史中系统的《史赞》，间有涉及思想家者，类多浅近；以《史赞》形式专门论述历史上哲人者，则有朱晦翁之《六先生画像赞》，分别赞述了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康节（邵雍）、横渠（张载）、涑水（司马光）等六位哲学家，要言不烦，颇中肯綮。今人苏渊雷先生有《风流人物无双谱》之作，以窅窕诗心，尚友古贤，其所敬慕的“风流人物”共三十六位，半属哲学家，半属文学家，人系一绝，简注点睛。如赞司马迁云：“龙门史笔发奇文，独擅千秋一席尊，读到伤心铭骨处，始知血泪铸精魂。”简注除录《报任少卿书》一段外，只从《人间词话》转引了尼采的“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者”一语。引而不发，堪称妙笔。但专门以历代哲学家的哲思及行迹为对象的系统诗作，即系统的诗化哲学评论，纵观哲坛，索诸诗史，尚付阙如。

方任安先生，桐城诗人，坎坷求索之奇士也。顷慨然将其新著《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一书书稿寄示，临风展读，击节神移，不胜钦佩！深感他老骥伏枥，停云浩歌，洪钟一诺，奋笔十年，终于写成古近体诗六百六十五首，系统地评论了中华古今哲学巨匠八十七人，每人系一小传，诗后缀以必要的史迹和绎注，既便省览，更有意将哲理、诗心、史感三者融为一体。继志前修，踵事增华；神交先哲，招魂玄圃。就其全书体制的一贯性，评及古今哲学家思想的系统性和涵盖性，乃前之所未尝有，实为拓荒补白之力作。

通读《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力图对古人思想成果作出平实的概述，公允的评价，不溢美，不苛求；而对一些作者所特别心仪感通的对象，则往往语出自然，意在言外，成为诗化哲学评论的传神之笔。例如，评老子云：“自然为法高层美，艺术人生亘古今”；评商鞅云：“纵然车裂为秦死，灭旧生新一产婆”；评司马迁云：“百家思想同扬弃，一史风骚共月明”；评仲长统云：“仲长不失其中杰，疑是长沙去复来”；评柳宗元云：“遭逢不幸长沙似，何处招魂岭外天”；又如，化哲学思辨为诗意语言，论二程云：“仁者浑然与物同，消融内外更从容”；论叶适云：“道原于一成于两，两物相摩变易源”；论方以智云：“东西总合终成体，今古纷陈尽是诗”，“错综三五如妙叶，代错无妨变异呈”……凡此，虽尚未完全摆脱“理语”筌蹄，但已力求取精用宏，发掘其中的“理趣”，读之引人入胜。

《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对历代哲人的述评的又一重要特点，是既注意到历史的客观性，历史述评应力求如实和公允，但又毫不隐讳作者倾注其中的主观情思和历史爱憎。因而书中对不同人物及其思想的诗化述评，详略、精粗，抑扬、取舍，各具特色，实际上体现了作者鉴古筹今的价值取向和历史感情。书中，对破旧趋新的改革家和批判思潮的旗手，总赋予更多的表彰和同情。如对管仲、商鞅、庄周、屈原、贾谊、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安石、陈亮、叶适等，诗与注俱较绵密，且语多褒扬。尤其对明清之际的大批启蒙学者，更是作者纵观历史之后的别具慧解，一往情深，如称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为具有启蒙意义的“时代新潮”，肯定何心隐“卓尔新思自古稀，不为名教所拘羁”，而李贽更是“发聋振聩”的一面“大旗”；对方以智、黄宗羲、王夫之、戴震、龚自珍、魏源直到章太炎，尤为重视，赞扬他们是“绝世才”，是“哲海奇珍”、“民主先河”，认为他们的学术贡献是“一代哲人集大成”，“擘开门户拓新天”，不愧为“高空传木铎”，“人寰一大师”。如此笔锋带感情的启蒙讴歌，反映了作者的中国哲学史观和反思传统的价值评判意识，与当前某些论者所持的弘扬国粹、反本开新的观点有所不同，读之也足以发人深省。

至于本书的其他特点和优点，读者品味自知，毋庸赘述。

方任安先生与我神交不久，秋水伊人，尚未握晤。我仅从他惠寄的《求索斋诗词》中，略知他的坎坷经历与坦荡襟怀，风雨征途，感慨略同。今又得读他的会心之作《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一书，启迪实多。遵嘱草序，期符雅意。言之不足，再缀一律：

耕烟锄玉忒殷勤，种得瑶花灿烂春。

赤水珠还劳象网，兰陵赋就颂蚕云。

庄狂屈狷缘殊性，孔乐佛悲有共因。

一卷高吟入玄圃，契真融美见精神。

一九九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