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灾异观

在春秋时期，像朝聘、会盟和征伐等外交、军事活动，本来无一不与宗教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但孔子修《春秋》即从这些神秘的氛围中超越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白寿彝先生指出，“像这样把历史跟神话和宗教分开，这是《春秋经》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它进步的地方。”^[1]

如果说《尚书》中还存在利用“天意”、“天命”来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现象，那么，在《春秋》里则几乎找不到这种叙史方式了。在《春秋》里尽管记录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异，例如日食、地震、雷鸣，星异（如陨星、彗星之类）、陨石、山崩、大雨雪、火灾、大水、不雨、大旱、螽（蝗虫）、螟（蛾幼虫）、多麋（麋毁农田作物）、蜚（一种食稻害虫）、蜮（一种食苗叶的害虫）、霜、无麦（麦无收成）、饥（饥荒），等等，对这些怪异现象，《春秋》只是如实记录，而且尽可能记载具体发生的时间（年、时、月、日）——这是一种很谨慎的态度，符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性格。应该说，这是颇能表明《春秋》的灾异观的。

从公羊学史的角度看，《公羊传》和汉代公羊学家关于灾异的解释，似应与《春秋》有一定联系^[2]。只是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所谓“口说”形式传递下来，就不免仁者见仁而智者见智了^[3]。因此，不妨通过《春秋》与《尚书》的简单比较来进一步说明《春秋》的灾异观。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指成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尚书·金縢》）

显然，这反映了一种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但是，遍览《春秋》，的确看不到类似《尚书》上述记载的言论。这表明在如何对待“灾异”问题上，《春秋》比《尚书》显得更为成熟、更为慎重。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孔子所谓“畏天命”（《论语·季氏》）的思想。

这里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孔子为什么提出“畏天命”？如果认为孔子的“天命”就是指那种迷信意义的“天”，恐怕理解错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这句话具有普遍意义。每个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去体会、去玩味“天命”的深刻内涵。孔子对“天命”的态度是非常严肃、郑重的，这就可以排除那种主观虚妄的“天命”。在孔子思想中，所谓“天命”包含两种意义，一是指那种非人力所及的、客观外在的必然性，它主宰人的生死寿夭、贫富穷通；二是指那种由天所赋予的内在于人的、尚需加以自觉弘扬的德性、本性^[4]。孔子强调“据于德”（《论语·述而》），实质上就体现了他“知天命”、“畏天命”的思想精神。这种意义的“天命”，关涉到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首先是宗教性和道德性。这里所谓“宗教性”，不是指对“上帝”的信仰，而是指人对某种超越的、形而上的价值本体的终极关切。这是孔子之所以提出“畏天命”的思想根源^[5]。

总而言之，孔子强调“据于德”，使得《春秋》对那种外在于人的“天意”作了进一步的排斥，更加注重人本身的行为规范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春秋》天人观中蕴涵了一种“察天人之分”（《春秋繁露·天道施》）的思想。当然，《春秋》的着重点不在乎“察天人之分”，而在乎人道本身的“名分”观念，这就是所谓“《春秋》道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