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思想家群体中，可以说老庄是最善于从反面静观社会弊端的。在他们看来，“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57章》），因此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以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老子·64章》）的思想主张。正是立足于这种“无为”思想，老庄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首先，老庄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者的违背自然之道的统治行为。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在宥》）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马蹄》）
这两段话都是根据老庄哲学的核心观念，即“道法自然”、“道恒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原则所作的阐发、发挥。庄子在《应帝王》中所讲的“浑沌之死”的寓言，更为深刻地表明了统治者应该“无为”的政治思想。
其次，老庄进一步批判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文化。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胠箧》）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缮性》）
所谓田成子盗窃“圣知之法”，唐、虞“兴治化之流”，均为托言批判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所谓“文灭质，博溺心”，“世与道交相丧”，则是批判由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所影响、所控制的社会思想文化。在这衰乱之世，不仅田成子盗窃“圣知之法”，表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而且，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刁民、盗跖之徒也是“盗亦有道”（《胠箧》）。因此，庄子深刻地指出：“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胠箧》）这句话很有警省意义。在衰乱之世，“不善”固然可非，但所谓“已善”者，从另一种角度而言，可能更需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第三，老庄更进一步地批判当时整个社会的一般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
“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乐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徐无鬼》）
这两段话中，第一段是抽象的、概括的批判，第二段则是具体的、分类的批判。庄子为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感到悲哀，表明他对人类本性的自然存在状况被异化的情况特别敏感、特别深刻。这种人类的异化现象[31]，简直可谓“天刑之，安可解”（《德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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