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宜中，道有因革

扬雄的政治思想十分强调君王自身修养的意义，他说：“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先自治而后治人。”（《先知篇》）显然，这继承了孔子关于为政在于正身的思想。扬雄之所以强调君王自身修养，目的在于让君王实行仁政。这主要有三点：首先，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核真伪”和“抓纲纪”（《先知篇》）；其次，要体察百姓疾苦，即所谓“审其思厌”（《先知篇》）；最后，要施行仁政就必须采用儒家的中和之道：“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法言·序》）

在扬雄看来，法家的法治和道家的无为皆有失于中，法家为“过”，道家为“不及”，过犹不及，故礼法宜中。关于历史是发展的，还是后退的，扬雄没有明确地表达，但通过他的如下一些具体论述，可以认为扬雄所持的是一种发展的历史观：“鸿荒之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问道篇》）“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谯乎！”（《问神篇》）“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唐矣夫！”（《孝至篇》）这几段话综合起来，表明扬雄这样一个思想：人类由原始野蛮状态进入有礼法的文明社会，圣人起了开创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夏商周三代都是盛世，自春秋战国直至秦朝，则是乱世，而到了汉代，又进入太平盛世。在这演变发展过程中，扬雄认为还存在历史的因革问题：“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问道篇》）这是有一定分析的，这表明在扬雄的历史观中，已蕴含一种关于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观念。

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或者说，左右、决定历史发展趋势的因素是什么？扬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或问：‘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秦十五载而楚，楚五载而汉。五十载之际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当时虽欲汉，得乎？大国蚩蚩，为嬴弱姬，卒之屏营，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故天下擅汉。天也。’‘人？’曰：‘兼才尚权，右计左数，动谨于时，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重黎篇》）这段话表明了“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作用，其中“天”主要指天时。“或问：‘六国并，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载而咸。时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请问：‘事？’……‘保？’曰：‘东沟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卤泾垠，便则申，否则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将相方刀；六国方木，将相方肉。激也。’”（《重黎篇》）这段话除了继续论人事，还讲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另所谓“激”，就相当于所谓“势（态）”。

综上所述，扬雄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大致有“天（时）地（利）人（事）势（态）”四个要素。笔者认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观中，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思想。不过，扬雄又认为，对历史发展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儒家圣人之道：“或问：‘其有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秦已继周矣，不待夏礼而治者，其不验乎？’曰：‘圣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继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舍之而用他道，亦无由至矣。’”（《五百篇》）这即是说秦朝由于“舍之而用他道”，即抛弃自夏商周以来的儒家圣人之道，改用申韩之术，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很快就灭亡了。换言之，如果采用儒家圣人之道，就可长治久安，永享太平。所以，儒家圣人之道最终决定着历史的兴衰发展。这表明扬雄的历史观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色彩。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