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王与隋唐佛教

隋唐帝王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对佛教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隋唐帝王对儒道佛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政策，从而促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但不同帝王对待三教的具体态度有不同的特点。隋唐佛教就是在不同帝王的三教政策下时起时伏，曲折发展。

隋文帝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复兴佛教不无关系。他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他于即位次年，即在京师敕建国寺——大兴善寺。其后又在各地陆续兴建大批寺院。在度僧方面，他听许百姓自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50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在写经方面，缮写新经13286卷，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卷三)。在建塔方面，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立塔110所。在造像方面，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年)，建造金、铜、檀香等像大小1.6万余躯(《辩正论》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设置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诸寺多毁于战火，造成“钟梵响辍，鸡犬不闻”。

隋炀帝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等等。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广度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又铸刻新像、修治旧像成千上万躯，修补故经、缮写新经共600多藏。炀帝还在洛阳创设翻经馆，继续开展译经事业。但另一方面，像文帝一样，隋炀帝对于佛教也有限制的一面。他于大业三年(607年)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又于大业五年(609年)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这样造成了因僧废寺的现象。

唐代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年)，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又重兴译经的事业，度僧3000人，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一批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禅宗等宗派相继成立。稍后，武则天(684～704年)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其时，新译《华严经》完成，华严宗也随着建立。玄宗时(712～756年)，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这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但安史之乱后，佛教在经济上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这是因为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百姓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而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进行多方牟利。因此，从敬宗、文宗以来，唐朝政府渐有压制佛教的意图，唐武宗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年)，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致影响到天台、华严等宗派日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