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蟾与理学

在白玉蟾的《道德宝章》中，明显可见他对理学思想的吸收。例如，他把老子所说的“治人事天莫若啬”解释为“以天理胜人欲”(《守道章》)，把“重积德则无不克”解释为“克人欲求天理”(《守道章》)。又如，白玉蟾认为世人之所以“心不正、性不明、神不灵”，其原因就在于“好荣华、贪嗜欲、舍道而逐物，人欲胜天理”(《益证章》)。白玉蟾还把人欲与天理这对范畴用于阐释性命内涵。他说:“性命之在人，如日月之在天也。日与月合则常明，性与命合则长生。命者因形而有，性则寓乎有形之后。五脏之神为命，七情之所系也，莫不有害吾之公道。禀受于天为性，公道之所系焉。故性与天同道，命与人同欲。命合于性，则交感而成丹，丹化为神则不死。”(《紫清指玄集·性命日月论》)“七情”即人欲，“公道”即天理。七情有害公道，即人欲有损天理。性与天理相通，命与人欲相关。白玉蟾要求“命合于性”，实即“存天理，灭人欲”。可见，在白玉蟾的性命双修理论中也融入了理学内容。

在白玉蟾所编辑的《修道真言》中，更明确地反映了他对理学的某种认同和兼融。如所谓:

“今之文人，只因理障，难以入道，不知道即孔孟之道。濂溪尧夫非此乎，不可专作道家看。要知儒与道是合一的。周邵二子，何尝出家修行耶。今人将道作出世一派而畏之，何其误也。”(《修道真言》)

“昔人教人，寻孔颜乐处。此乐非章句可能寻，在天命也。心静则神清，神清则气和，始可得之。”(《修道真言》)

“修道总是炼得一个性。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本来虚灵，是天命之性。日用寻常，是气质之性。今一个天命之性，都为气质之性所掩。若炼去气质之性，即现出天命之性，而道自得矣。”(《修道真言》)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所以，白玉蟾与理学的关系可以从白与朱熹的关系中得到集中的反映。那么，白与朱熹的关系如何呢?

在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三卷中，陈兵讲到朱熹热衷于道教内丹之学，曾派弟子蔡元定入峡访得邵雍象数学秘传三图。并说:“或许蔡元定所得图与南宗白玉蟾、彭耜师徒的丹法有关系。”(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第178页)而在南怀瑾先生《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一书中，更详细地讲到，白玉蟾在福建武夷山潜修时，朱熹也在武夷讲学，两人曾有往来。朱熹外示儒术，内慕道法，屡次想从白玉蟾处讨教丹道，都被白玉蟾委婉拒绝。到了晚年，朱熹化名崆峒道士邹诉，竭力研究《周易参同契》而无所获，引为终身遗憾。后来虽有白玉蟾的开示，却碍于一代入学宗师的身份，不能诚恳谦虚请益，最终还是不得其门而入。以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尚且还要向白玉蟾求学，可见白玉蟾的国学功夫了。

这则“史实”很重要，富有启发意义。但可惜缺乏论证。如果说白玉蟾生于1194年，而朱熹去世于1200年，那么，这则“史实”便显然不能成立;但假如白玉蟾生于1134年，这则“史实”或许能够成立。因为，朱熹晚年确实一度钻研道教。但遗憾的是，至于朱熹本人是否曾想向白玉蟾请教丹道，由于缺乏材料证明，笔者不敢肯定。但可断言，白玉蟾对朱熹是怀有深厚的敬佩之情的。他曾作过数首赞叹或悼念朱子的诗词，写道:

“皇极坠地，公阳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鸣蝉。”(白玉蟾《朱文公像赞》)

“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头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白玉蟾《题精舍》)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太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说。”(白玉蟾《朱文公像疏》)

可见，白玉蟾对朱子怀有深厚的敬意。因此，他吸收了朱熹及其他理学家的一些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