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生活在北宋中期，历真宗、仁宗两朝。当时的形势，危机与光明并存，忧患与希望同在。儒家思想经唐代韩愈振臂，其复兴之势方兴未艾，传统儒学的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已渐渐成为一种潮流，孕育和滋润着新一代儒生。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享年五十一岁。南城位于旴江边，且李觏退居后创立旴江书院，故学者称之为“旴江先生”。《宋史》卷四三二有传，《宋元学案·高平学案》收录《常语》若干条。
宋真宗是宋朝的第三任皇帝，他在位期为公元998年至1023年。李觏出生时，宋朝已建国四十九年，当时国家统一，政局基本安定。宋初时的“强干弱枝”政策见到成效，宋辽之间的战争因1004年的“澶渊之盟”而告一段落，西夏连续二十年的进扰也因李继迁的死亡而告终。1004年以后，宋朝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稻谷丰收，整个社会呈现出和平丰裕、欣欣向荣之气象。李觏出生前一年，他母亲做了个梦，梦见两个道士在下棋，她在旁边看，忽然其中一个道士给了她一个棋子，于是就怀孕了，次年生了李觏。李觏自述道：“吾母处吾子，凡有所祷，无不至。祥符元年，梦二道士弈棋户外，往观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24]
据资料记载，李觏属南唐后裔[25]，李觏的先祖曾做过官，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依靠农业为生。李觏的父亲是个爱读书的人，家里藏书很多，但从没有应过试（“先君尝学，不应举。”[26]）。李觏自幼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尤其爱好古文。他父亲曾鼓励他读书，并教他写诗作赋。李觏之所以很早就能读书写字，以及他后来爱读书的习惯直接受他父亲的影响。六七岁时，李觏开始学习古文、字书和音韵，“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随父亲到田间劳动，期间在东郊睡了一觉，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本书，书名叫《王状元文集》。从此以后，他感到好像有了灵感，“或时开卷，敞然忆念”。十二岁时，已知音律，能写文章，因进步神速，故大器早成。
李觏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当时家境贫寒，衣食不足。由于其母亲郑氏辛勤耕织，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才使全家免于饥寒冻馁，而且使李觏得以出游，拜师访友，成就学业。李觏自述道：“夫人初有二男，为无服殇。既而生觏，十四年而先君没。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夫人刚正有计算，募僮客烧剃耕耨，与同其利。昼阅农事，夜治女功。斥卖所作，以佐财用。蚕月盖未尝寝，勤苦竭尽，以免冻馁。而觏也得出游求师友，不为家事罔其用心，卒业为成人。……先君尝学，不应举，以教其子作诗赋，亦乐施惠，尤直信，生平无所争，不识州县廷。”[27]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以及日后的成长与家庭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故儒家强调“齐家”、“治家”。李觏父母朴实、勤俭、正直的品质直接影响了李觏的性格和他后来平实刚直的写作风格。
三年服孝后，李觏十七岁，开始出游求学。二十二岁还家，娶夫人陈氏（陈氏为南城人，五岁养于其伯父家，嫁给李觏时，年十六岁，十七年后去世），时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这一年，李觏还谒见了当时刚被朝廷任命为新建县（距南城西北四百里）的知县余靖（北宋名臣之一）。他在《上余监丞书》中写道：“……窃闻执事以文辞判是非，取先天下豪俊。马首南向，尹兹大邑。盛名之下不获爱，坐卧越四百里，奔走来见。尝所著文，家贫弗及更写，仅献旧稿一策，凡九十五首，约万余言，以请命阶闼。……今执事识量足以鉴臧否，位望足以为升黜，亦奚吝开卷一览，思其所以哉？”[28]表达了他期望能得到推荐和赏识，实现他政治上一展鸿图的愿望。
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李觏二十三岁，著《潜书》十五篇。他在《潜书序》中写道：“泰伯闲居，有书十五篇，愤吊世故，警宪邦国，遐探切喻，辞不柔伏。噫！道未行，速谤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乃命曰《潜书》。”[29]书中，他对帝王和官吏有很多批评，指出了当时土地兼并的严重性，也批评了佛教，发出了“孔子之言满天下，孔子之道未尝行”的感叹。这篇文章是李觏后来思想的萌芽。
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觏二十四岁，著《礼论》七篇、《陈仲温进士墓志》等。《礼论》是李觏最具独创性的哲学著作，在李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后来余襄公（余靖）评价《礼论》道：“所示礼论七篇，推进礼经，准的世教，派仁义，赞刑政，正其本于礼，成一家之言。工古人之未工，导明王之要道，岂止独步江表，校声名于后俊哉！开益蒙蔽，不胜降叹。”[30]此言毫不夸张。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李觏二十八岁，著《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太平院住持记》、《冬至夜酒醒诗》、《甘露亭诗》等。至此，李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地。这年，因秋季在京城有一次贡举考试，李觏来到汴京开封，晋见了宋庠、李淑、聂冠卿、叶清臣等朝官。这四位官员官阶都较高，且在考试和文章方面都有特殊之表现。宋庠是1024年进士榜上的第一名；李淑早在十二岁时便有文名；聂冠卿的写作才华很早就被西昆体之领袖杨亿所赏识；叶清臣是宋朝开国以来首位以策论优异而通过殿试的人。李觏对四位分别上书，批评当时考试制度，希望他们能洞识他的长处与抱负，并能得到荐举。等待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适值贡举停止，他只好彷徨而归。
第二年，李觏参加乡举，应试不利落第，往鄱阳谒见范仲淹，二人自此相识。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江苏苏州）人。两岁丧父，其母改嫁长山朱氏，取名朱悦。少有志操。成人后，拜别其母，到应天复府书院求学。他学习勤奋，昼夜不息，冬季疲甚，以冷水洗面，常常食不果腹。范从不以为苦，他决心“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用”。举进士任官后，复姓范，更名仲淹。其后，范仲淹与李觏书云：“在鄱阳劳惠访，寻以改郡，不敢奉邀。”[31]此年十二月，范仲淹改任润州。到润州后，他把州学“新而广之”，又致书邀请李觏为润州郡学教授。他在《与李泰伯书》中说：“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经范仲淹的邀请和推荐，李觏去润州讲学，教授诸生。《易论》也可能作于这年[32]。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觏三十岁时，著《广潜书》十五篇、《命箴》、《野记》、《惜鸡诗》等。《广潜书自序》云：“岁辛未，泰伯以潜名书。后七年羁栖山岩，即而广之，复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呜呼！其亦见险而不能止者乎！”[33]李觏清楚地看到当时礼制之破坏，佛教之危害，以及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作《广潜书》，意在吊世警国，止险救民。第二年，李觏三十一岁，著《富国策》十首、《强兵策》十首、《安民策》十首。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全面阐述了他“康国济民”的政治主张，切中时弊，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其忧国之心、救民之意，溢于言表。这一年，“先生梦大雨震所居室，有一人紫衣而冠，谓之雷神，呼先生使前，授之题曰《春社词》，援笔得八句与之。及觉，记其首三句，颇怪丽。后七年以五句足之”[34]词曰：“吴台玩春琐春色，雨刷花光入龙国。田边大树啼老鸦，野云痴醉寒查牙。年华欲住风雷恶，兰脸知秋泪先落。时荣时谢无了时，扶起混沌须神医。”[35]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李觏三十二岁，儿子参鲁出生。他在《名男曰参鲁以诗喻之》中写道：“孔门有高弟，曾子以孝著。求诸圣人言，尚曰参与鲁。才敏谁不愿，顾恐难荷负。”道出了李觏为儿子起此名的用意。这年，范仲淹已改知越州，写信又邀请李觏来当地讲学，态度十分诚恳。这是李觏第二次受到仲淹的热情邀请。李觏应邀前往。他写了《登越山》一诗可以为证：“腊后梅花破碎香，望中情地转凄凉。游山只道寻高处，高处何曾见故乡？”这首诗也流露出李觏一种不愿久留的思归情绪，之后不久，他就回了家乡，继续过着著书立说的清贫生活。同年在《上江职方书》中写道：“觏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怜，以古人之性授之，读书属文，务道圣处，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盖多得其根本。汉以来诸儒曲见芜说，颇或击去，以此著书数万言矣。不幸少年缪计，屡乞乡举，求而不得，只自秽污。今兹行年三十余，固知非矣。方将削迹尘路，屏居林薮，张皇本心，洗涤外虑。未明者明之，未备者备之。使三代之道，珠连玉积，尽在掌上，所大愿也。”这时的李觏处在继续积极奔走、出仕立功还是从此退居立言的十字路口。
宋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十一月改庆历元年），李觏三十三岁，这年被当地官长推荐到京城应制举考试，所谓制举即汉代之诏举贤良文学能极言当时政治之得失者。隋唐以来至宋代，制举已失去本来意义，“其实皆取文辞而已”[36]。李觏应召，再度离家前往开封。考试前李觏拜访了四位高官：王尧臣、富弼、刘沆和吴育。王尧臣是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吴育是中书舍人，他们二人都曾得过状元。刘沆为右臣言，又是知制诰，曾得进士第二。富弼是中书知制诰，他与吴育都曾参加过制举考试且顺利通过。他们都是李觏所敬仰的人物，李觏上书仍然是希望他们赏识自己，并使他的思想和宏图能为国家所重视。
考试开始时，已经是李觏留京的第二年了。由于他的策论文理俱优，李觏“试制科得召第一”，也就是说被礼部评为所有赴考人中最优秀者。当时有长沙人萧注致书李觏云：“闻足下应贤良预一人召试，是时万口一发，万意一同，未有不心思目愿，欲识其面者。”[37]下一步，李觏就等待着奉诏到秘阁去参加资格审查试了。李觏参加的制举资格审查考试是在庆历七月十一日举行的[38]。不幸的是李觏没能通过，又一次落第。这一次的挫折对李觏影响很大，他决心不再参加任何考试。他在后来的《先夫人墓志》中写道：“庆历中，应科目罢归，乃自念亲老矣而数弃去。舟江湖，客京国，以为之忧。抑又穷空无以备干脆，非人子所宜，因决不求仕进。”[39]在归途中，李觏路过南康时，拜见了郡守祖无择。祖无择是孙复的高弟，后来他俩成为莫逆之交。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李觏三十五岁，退居家中，这年“南城始招立学，先生为之师，四方来学尝数百人”[40]。此间，李觏编集《退居类稿》十二卷，著《庆历民言》三十篇，作《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等。《庆历民言》被认为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祖无择称之为“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耳”[41]。此年李觏有《三贤咏》，诗曰：“鲁连誓蹈海，夷齐甘采薇。秦王不得帝，周武终见非。轻死议万乘，强哉三布衣。凡人欺贫贱，贫贱岂易欺。”[42]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李觏三十七岁，有《与胡先生书》、《寄祖秘丞诗》等。据《年谱》记载，这年，余靖推荐李觏于朝，其章曰：“李觏博学通识，包括古今，潜心著书，研极治乱，江南儒士，公所师法。”[43]闽中名士黄通以书与范仲淹，书曰：“李觏生圣时三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学，其智识材术，疑三代英灵复生于今，大江而南，皆呼曰先生。”[44]此时，李觏以一布衣儒士，名扬江南。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李觏三十九岁，著《礼论后语》、《删定易图序论》、《亡室墓志》、《答宋屯田书》、《答黄著作书》等。当时，有儒者章望之，著文指责李觏的礼论为怪论，有人持章文驳斥李觏，《礼论后语》回击了这种指责。在《删定易图序论》中，批评了刘牧五十二图为“疣赘”，“力穿凿以从傀异，考之破碎，鲜可信用”。在《答黄著作书》中，申明了黄汉杰对他的曲解，并重申了自己批佛、反佛已久，说明“责儒者之深，非尊浮屠”的态度。同年，李觏夫人陈氏病逝，李觏作了《亡室墓志》，“老丧妇，子幼失母，号啕之声，籀耳酸骨”，表达了他的哀切、悲痛之情。
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李觏四十一岁，是年范仲淹推荐他于朝廷。荐章曰：“臣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乡曲俊异，从而师之。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45]次年，范仲淹再次推荐李觏，奏章曰：“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序》为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经两次推荐，朝廷给他一个“将仕郎太学助教”的名义，后升为直讲。
皇祐四年，李觏四十四岁，集《皇祐续稿》八卷，并作序，刊行《周礼致太平论》十卷，《上孙寺丞书》、《酬陈屯田诗》等。是年广西侬志高叛乱，孙沔奉命征讨，李觏寄《上孙寺丞书》陈利害十事。孙答书云：“示教民病，非留心博爱，何以及此？”[46]次年，李觏著《常语》上中下三卷。
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甲午四月改为至和元年），李觏四十六岁，作《常语后序》、《袁州学记》、《清话堂诗》等。当时李觏的《袁州学记》、河东柳淇书、京兆章友直篆，被号为天下三绝。后清人吴楚材将此文收录其《古文观止》中。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国子监奏荐李觏为太学说书，旨令赴太学供职。奏答云：“虽因名儒论荐，命试一官，未沾政禄而养道丘壑，欲望朝廷差充太学说书，冀有裨庠学风化。”[47]
嘉祐三年，李觏被授通州海门县主簿，并继续担任太学说书。作《太学议》一篇。由于李觏“精通经史”，道德纯真，孜孜以求，诲人不倦，“东南人士，推以为冠”。天下皆曰“泰伯先生”。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李觏五十一岁，因胡瑗以病告假，李觏权同管勾太学。同年，李觏请假一个月回家迁祖母坟，不幸于八月卒于家中。据《年谱》，“临终无他言，惟执次公手以《明堂定制图》为托，《三礼》未成为恨”。可知先生当时在写《三礼论》，未成而绝笔。
李觏一生清贫，志笃好学，“学通五经，尤长于礼。以文辞自立，其言大而正”，是一位有系统政治主张的政论家。他的政论观点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三十五岁之前，即1038年西夏入侵北宋之前，他较侧重儒家理论方面的著述，其社会角色主要是一个儒家学者，其革新思想主要表现在学术理论上，对儒家外王之道的理念有深入的思考，也涉及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潜书》、《礼论》、《明堂定制图序》、《平土书》、《广潜书》和《易论》[48]都是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同时，他岌岌奔走，应试出游，期望能步入政坛，施展政治抱负，恢复儒家王道理想。他在《自勉》诗中写道：“月欲东升日又西，莫随儿女醉明时。黄泉一向埋愚鬼，不与人间史笔知。”
由于屡试不中，壮志未酬，三十五岁后，退居家中，从事教学和著述。这年西夏入侵北宋，国家形势内外紧迫。李觏由一个儒家思想的精炼者转而成为儒法兼容的探索者，他的著作里逐渐显示出法家学说对他的影响。他追随范仲淹，为“庆历新政”大造舆论，提出了一整套通变救弊的革新主张。这些思想集中在其所著的《富国强兵安民策》、《庆历民言》和《周礼致太平论》中。既然不能立功，决心立德、立言。在《自遗》诗中写道：“富贵浮云毕竟空，大都仁义最无穷。一千八百周时国，谁及颜回陋巷中。”南宋朱熹读李觏文，认为李觏之文得自经中……皆自大处起议论。清人王评论道：李觏乃“文章道德之大儒也”，其文章乃“明道之文”，其道德乃“经世之道”，“明道与经世合而乃见先生之人也。……先生独以一介书生，抵掌而谈当世之事，其所以心筹手画而见之纸墨者，皆琅琅金石，光芒万丈，长沙之明达，敬舆之恺切，无以过之，而先生讲明正学，竭力养亲，不慕荣利，故位虽卑而道则高也”。“昔孔子悲天悯人，惶惶济世，而孟子继之，说仁义陈王道，每津津于伊尹纳沟之耻，其于先生惓惓当世，明体达用，慷慨立谈，而可见之施行者独有合也。”[49]
据李觏墓志铭，李觏“门人升录者千有余人”，《李觏集》中收录了陈次公、傅野、邓润甫、李山甫、陈光道等三十八人。邓润甫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得力主干，曾上奏李氏遗书，并请求官其子参鲁。还有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是李觏的高弟，《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记》载：“郡治北有凤凰岗，先生创书院其下，学者千余人。南丰曾子固，其高弟也。”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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