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认为，礼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高准则。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7]依据孟子一系的儒学，仁义礼智信内在于心性，礼乐刑政则是仁义的外化。而李觏却把礼提出来涵摄一切，认为仁义智信是礼之道或礼的别名，乐刑政是礼之用或礼的支脉。他说：“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曰仁，曰义，曰智，曰信，礼之别名也。”
李觏把礼提高到如此的高度，实际上涵盖了政治、经济、伦理、文化、艺术以及个人行为规范、修身养性等各个方面。传统儒家也认为礼是人类社会、伦理的最高法则，是圣人仰观俯察，法天地、达人情而作，也就是说礼是道在人间的运行准则。这个思想本于《礼记》和《荀子》。《礼记·礼运篇》引孔子言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礼，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荀子》隆礼也强调“礼者，人道之极也”[8]。依此，李觏阐述了他的“礼之大本”：
“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人之始生，饥渴存乎内，寒暑交乎外。饥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茹其毛而饮其血，不足以养口腹也。被发衣皮，不足以称肌体也。圣王有作，于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谷；因水火之利，以为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酱酒醴酏，以为饮食；艺麻为布，缲丝为帛，以为衣服。夏居橧巢，则有颠坠之忧；冬入营窟，则有阴寒重膇之疾，于是为之栋宇。取材于山，取土于地，以为宫室。手足不能以独成事也，饮食不可以措诸地也，于是范金断木，或为陶瓦，脂胶丹漆，以为器皿。夫妇不正，则男女无别；父子不亲，则人无所本；长幼不分，则强弱相犯，于是为之婚姻，以正夫妇。为之左右奉养，以亲父子。为之伯仲叔季，以分长幼。君臣不辨，则事无统；上下不列，则群党争，于是为之朝觐会同，以辨君臣。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心不学则懵也，于是为之痒序讲习，以立师友。人之道不接则离也，于是为之宴享苞苴，以交宾客。死者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为之衣衾棺椁，衰麻哭踊，以奉死丧。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于是为之禘尝郊社，山川中溜，以修祭祀。丰杀有等，疏数有度。贵有常奉，贱有常守。贤者不敢过，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礼之大本也。”[9]
此段文字有四层意思：一、礼的起源，是人类适应生存和文明进步的必然需要而产生，礼在人类文明进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饮食、衣服、宫室、器皿等的制作，可以解决饥渴寒暑等生存问题，这是所谓的“养”；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等制度的制定，可以规范伦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谐，这是所谓的“分”。简言之，礼的用途在于处理人类生活中“养”与“分”的基本问题。二、在礼的形成过程中，圣王、圣人起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没有圣人，礼是不会产生的。此圣人即指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自伏羲、神农、黄帝”，“及夫尧、舜继禅，禹成其功，成汤、文、武翦其祸难，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于册，七十子之徒奉之以为教，而后礼、乐、刑、政之物，仁、义、智、信之用，囊括而无遗”[10]。三、圣王在制礼时，是“顺人之性欲”，“因土地之宜”、“因水火之利”，并非随意而为，也非出于个人自由意志。“因”与“顺”都强调了礼的产生没有违反人和物的天性。换言之，礼有客观性。四、礼不仅只是“顺人情”而已，同时还有节制的作用。李觏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欲望是无穷尽的，“苟不节以制度”，是“难以厌其心”[11]的。所以说礼是“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
以上所列的一、二、四点与荀子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荀子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故礼者，养也。”[12]又曰：“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13]荀子这种重视“养”与“分”，以其为礼之起源产生的见解，以及礼由圣王所制定的见解，基本上为李觏所接受。但是，同中也有异。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14]，所以主张“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15]。礼义是后起的，而且是用以矫饰的。对于荀子这个观点，李觏有所修正，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圣人率其仁义智信之性，会而为礼，礼成而后仁义智信可见矣。”[16]又说：“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强，人之所难也。……惟礼为能顺人情，岂尝勉强之哉？”[17]对此，夏长朴先生说：“（李觏）在《礼论》七篇及《礼论后语》中一再提出‘顺人之性欲’、‘顺人情’、‘因人之情’，强调‘顺’与‘因’，其实针对的就是荀子‘化性起伪’的理论。这是李觏与荀子意见不一致的地方。”[18]
关于礼产生的时间，李觏依据典籍，认为礼、乐、刑、政起源于三皇时代，“自伏羲、神农、黄帝”，“及夫尧、舜继禅，禹成其功，成汤、文、武翦其祸难，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于册，七十子之徒奉之以为教，而后礼、乐、刑、政之物，仁、义、智、信之用，囊括而无遗”。显然突出了孔子的地位，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传承体系。于是，在李觏看来，礼就是孔子所传之道，它“无不备，无不至也”。圣王著其义，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也是君之大柄，政之纲纪，“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周公作六官之典，而并为之周礼。”因此，“知礼者，生民之大也。乐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废，义得之而不诬，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圣人之所以作，贤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诸侯之所以治其国，卿大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身，无一而不以礼也。穷天地，亘万世，不可须臾而去也”。这样，礼就与道统一起来了，既然道无所不包，礼当然也就“无事不包，庶事之一”了[19]。
这就是“礼之大本”。在这里，李觏将孔子礼学思想中的两个层面统一了起来，而且是以礼统仁。他既走了荀子的路线，又对荀子有所修正，用李祥俊先生的话说就是：“用人性、天理层面的礼之体统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伦理关系、道德规范。”[20]儒家思想史上，继荀子“隆礼”之后，把礼再次提高到无以伦比的高度，李觏实是第一人。
在这个基础上，李觏提出，礼乐刑政不是并列关系，乐刑政只是礼的“三支”；仁义智信也不可与礼并列，而是礼的“别名”。
李觏认为，天下大和之后，亦即礼成之后，“人之和必有发也，于是因其发而节之”，所谓乐即“节其和者”；“和久必怠也，于是率其怠而行之”，“行其怠者，命之曰政”；“率之不从也，于是罚其不从以威之”，“威其不从者，命之曰刑”。乐刑政即是“礼之大用也，同出于礼而辅于礼者也”。李觏认为，礼的特征之一就是“有为而节”，乐刑政，不能自成、自治，必须通过“有为而节之”，然后才能成、能治。为了使礼大行于世，以别、以异，而强其名曰“乐”、“刑”、“政”，实际上，它们通是礼。如果把礼比作人，那么“三支”就如同人的手脚，“手足具而人身举，三支立而礼本行”。
关于仁义智信，李觏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定义。他说：“在礼之中，有温厚而广爱者，有断决而从宜者，有疏达而能谋者，有固守而不变者。是四者，礼之大旨也，同出于礼而不可缺者也。于是乎又别而异之。温厚而广爱，命之曰仁；断决而从宜者，命之曰义；疏达而能谋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变者，命之曰信。此礼之四名也。”也就是说，仁义智信是礼的四个不同的称呼。因为，仁之道不外是“百亩之田，不夺其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达孝悌以养老病，正丧纪以藏其死，修祭祀以飨鬼神，征伐有节，诛杀有度”；义之道不外是“定君臣，别男女，序长幼，兴廉让，立谏诤，设选举，正刑法”；智之道不外是“为衣服，起宫室，具器皿，异勤疏，次上下，列官府，纪文书，筑城郭，治军旅，亲师傅，广学问”；信之道不外是“为号令，律式禄，位班次，车马服御，官守民业，言而必中，行而必果”。这样，仁义智信就如同人的筋骸，也是同生于人而称呼不同罢了。
李觏把乐刑政、仁义智信都统摄到礼的名下，这是对汉唐以来儒学思想的独到发明。换言之，李觏是要把政治与道德统一起来，统一的旗帜就是礼，而不是仁。再进一步来说，若没有礼，不但政治不能和谐，道德也无从建立。用李觏的话说：“虽有其性，不以为法，则暧昧而不章。”
前面曾提到，孔子之礼包括修身立命和经世治国两个方面。修身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礼不但具有外在的规范作用，同时也具有内在的价值要求，对一个人的修身立命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个人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即使有好的动机、好的品行也会出现偏差，“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1]。孔子以身作则，一言一行都力图合乎礼的规范，甚至具体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学礼，无以立”[22]。礼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身份。要真正成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学习和遵礼是最基本的条件和前提。否则，即使“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而“动之不以礼”，也是“未善也”[23]。所以，在孔子看来，礼是个人修身之本。孟子沿着这个方面，更进一步将礼说成是恭敬之心、辞让之心等。孟子以心性言礼，使礼不再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而是根源于人心的东西，即道德。
另一方面，孔子之礼也是一种可以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适用的政治制度，礼于是具有经天纬地、规范社会与人生的权能，凸显了其治国安邦的方略及政治教化的功能。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24]是否循礼已经成为衡量和评价一国政治兴衰、社会治乱的价值标尺。因此，《论六家要旨》概括儒学的特点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25]荀子继承孔子的这一面，他一反孟子内倾化之礼，把礼视为外在的规范原则和行动准则，走向了经世治国的外王之道，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主张，使礼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李觏基本上继承了荀子的路向，且有所修补，也可以说有回归孔子的迹象。尽管他的很多提法出自《礼记》或别的什么地方，但这种说法，在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孟学方兴未艾之时，的确是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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