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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基本主张人的性情是恶劣的

时间:2023-08-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李觏很了解荀子的思想[37]。接着,夏先生详细地对照了李觏与荀子的相同之处。4.谈到礼的起源的根据,夏先生认为,李觏与荀子的说法大同而小异。荀子认为礼义是后起的,而且是用以矫饰的。这是李觏与荀子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夏先生得出结论:“就学术史的立场来看,说李觏的礼论与荀子的隆礼理论有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应该是恰当的。”

李觏很了解荀子的思想[37]

有关李觏与荀子思想之间的关系,凡研究李觏的学者对此都有涉及,大都认为李觏的重礼思想根源于荀子(如韦政通、姜国柱、谢善元)或合于荀子(如萧公权)。台湾地区的夏长朴先生对这个问题讲得最为详尽,现笔者通过介绍夏先生的观点来阐明笔者的看法。

关于李觏与荀子的关系,夏先生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将李觏的言论与荀子的隆礼言论加以比较,会发现二者对礼的看法有相当多的相合之处,这种相符绝不是偶合的,所以不能以偶然视之,但是通观李觏的集子中,提及荀子的只有两处,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一件事。”[38]笔者也认同这种说法,但对夏先生的“费解”有点费解。继承一个人的思想,在于继承其精神,不在于在作品中提及之次数,此理甚明,无奇怪之必要。接着,夏先生详细地对照了李觏与荀子的相同之处。大体如下。

1.对礼的重要性的强调两者是相同的。荀子隆礼强调“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39]。这与李觏视礼为“人道之准,世教之准”的说法非常相似。荀子在《劝学》篇中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种把礼当作法制、法的总纲、总名的说法与李觏“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的说法也完全一样。

2.关于礼的范围,两者的意见也是相同的。荀子之礼,“上自人君治国之道,下至个人立身处世之道,乃至饮食起居的细节,莫不为其所涵摄。礼不但是行为方面的准绳,且亦是思想言论方面的准绳,不但是处理社会现象的准绳,且亦是应付自然现象的准绳。故荀子所说的礼,包罗着言行的各种规范,可说是一切规范的总称”[40]。李觏所说的礼,把乐刑政以及仁义智信等全部包括在内,内而修身正心,外而民生日用以至治国平天下。所谓“圣人之于礼,其言盖参差:言其大则无事不包,言其小则庶事之一耳。故周官三百六十职,题曰‘周礼’以该之,言其大也。其次则曰礼典,与治教政刑事配焉。其小则曰五体,与射御书数并焉”[41]。可见,两者也无二致。

3.在强调礼的节制作用方面,两者也是相同的。《荀子·正名》篇云:“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近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致士》篇亦云:“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教,礼以定伦。”荀子认为人欲与生俱来,是人性所本有,虽然不可尽不可求,但却可以用礼来加以合理的节制,表示礼有“节”的作用。李觏在文集中再三强调“礼者,为而节之之谓也”。可见就对礼的节制作用的重视,李觏与荀子的意见是相同的。

4.谈到礼的起源的根据,夏先生认为,李觏与荀子的说法大同而小异。《荀子·礼论》载:“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无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荀子·荣辱》篇云:“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执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

夏先生陈述道,此处荀子提出礼产生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养”;一个是“分”。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为了满足欲不能不求,求而不可得必然发生争乱的现象。先王提出礼,一则在养人之欲,使人获得起码的生活需求;一则在划分阶级,使有贵贱、长幼、知愚、能不能之区别,人人能各安其职,各如其分,则止争息乱,达到和谐发展的境界。这种重视“养”与“分”,并以之为礼的起源与产生缘由的见解,与李觏相同。但是同中亦复有异。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主张“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42]。荀子认为礼义是后起的,而且是用以矫饰的。对于荀子这种观点,李觏并不完全赞同,他有自己的看法。如前所述,李觏虽也同意礼是后起的,但却认为礼之产生是顺人情而来,绝非“化性”所致。在《与胡先生述》一文中,他反驳胡瑗“礼反人情”的见解,在《礼论》七篇及《礼论后语》中一再提出“顺人之性欲”、“顺人情”、“因人情”,强调“顺”与“因”。这是李觏与荀子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夏先生得出结论:“就学术史的立场来看,说李觏的礼论与荀子的隆礼理论有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应该是恰当的。”[43]

陈钟凡先生则谓:“是故李氏隆礼,与荀子同,其言礼之起缘,则大异荀卿。盖荀子言人性恶,李氏则主韩愈性三品之说,而谓人情有向善之可能,必赖礼以把持维系之者也。”[44]显然他认为李觏与荀子不一致的那一方面不是“小异”而是“大异”,其原因是荀子主性恶,而李觏主性三品。一个视礼为“因人情”,一个是“化性起伪”,两者确有差别,而这种差别极有可能导致以“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有强弱差异,因为,“因人情”有向善的可能,可以教化;“化性起伪”只有积善的可能,虽亦可教化,但侧重了强制性的一面。因此,就礼的起源问题,我认为李觏与荀子完全不同。李觏继承了荀子的重礼、重法制、重儒家“外王”的一面,但他对荀子“化性起伪”的修正上也不能说不大。因为,在这两个不同的人性论(“性恶”与“性三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礼”可能表述相同,但现实操作效果会出现不同。法家“以吏为师”的政治前提正是性恶论。

《礼记·礼运》中对礼的描述更像李觏的思想。《礼运》曰:“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义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45]但李觏的重礼思想来源是相当广泛的,《礼记》、《周礼》、《周易》、《论语》、《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他都熟悉。他一生好读深思,集前人的思想汇为自己所得。他居安思危,忧国忧民,关注现实。李觏处在北宋儒学复兴的初期,他写《礼论》的时候,王安石、张载才十几岁,二程兄弟刚刚出生,孟子还没有“升格”。李觏与荀子有相当多的相合之处,但同时李觏也深受《礼记》、《周礼》及《论语》的影响。

礼源于人情是儒学的传统说法。夏长朴先生也认为,李觏批评胡瑗以天下人为动物,实际上揭示出了胡瑗情恶论背后所依据的荀子的性恶论。李觏“礼以顺人情”的论述在其后的新儒学思潮中得到了发展与深化。后来的王安石、张载都倾向于李觏,苏轼、苏辙兄弟在礼与情的关系上也主张顺人情。苏轼说:“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皆举礼也。”[46]二程也认为礼顺人情,程颢说:“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则义也。三年之服,礼之至义之尽也。”[47]程颐说:“礼之本,出于民情,圣人因而到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48]

综上所述,就李觏与《荀子》的关系问题,笔者完全认同夏长朴先生的前三点,但对第四点,即就礼的起源问题,笔者完全不能苟同。礼是“顺人情”而起还是“逆人情”而起?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直至后来的道德与法律之争,以及道德的“自律”与“他律”之争,无不源于这个问题。李觏之礼试图建立一体用、合内外的礼学体系,用礼统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伦理关系、道德规范,用礼贯通仁义礼智信五常和礼乐刑政四政,大大丰富了儒家礼学的内涵。清代傅振铎评论道:“尝读先生礼论,推本见末,正名责实,循乎所至近,包乎所至广,虽刑政为帝王大法,仁义智信为天秉良彝,悉范围于兹,准且绳之存乎其礼,神而明之存乎用礼之人。……非徒解经,有为之言也。”[49]

【注释】

[1]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中国哲学》2008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第42页。

[2]王杰等:《早期儒家礼文化内涵的嬗变》,《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第45页。

[3]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41页。

[4]《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礼论·序》。

[5]《李觏外集》卷二,《余侍郎三书》,第474页。

[6]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第689页。

[7]以下只要是没有注脚的引语均来自《李觏集》卷二,《礼论七篇》,第5页。

[8]《李觏集》,《礼论》。

[9]《李觏集》,《礼论第一》。

[10]《李觏集》,《礼论第七》。

[11]参见《李觏集》卷十八,《安民策第四》,第173页;卷十四,《道教第七》,第118页。

[12]《荀子·礼论》。

[13]《荀子·荣辱》。

[14]《荀子·性恶》。

[15]《荀子·性恶》。

[16]《李觏集》,《礼论第四》。

[17]同上书,《与胡先生书》。

[18]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19]本段所引,皆出自《李觏集·礼论》,第524页。

[20]李祥俊:《道通于一——北宋哲学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8、421页。

[21]《论语·泰伯》。

[22]《论语·季氏》。

[23]《论语·卫灵公》。

[24]《论语·学而》。

[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0页。

[26]《李觏集》,《礼论第五》。

[27]《李觏集》,《礼论后语》。

[28]《李觏集》,第317页。

[29]《李觏集》卷二十八,《与胡先生书》,第317页。

[30]《李觏集》卷二十八,《与胡先生书》,第317页。

[31]同上书,第15页。

[32]同上书,第13页。

[33]《李觏集》,第12页。

[34]同上书,第15页。

[35]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第691页。

[36]《李觏集》,第19页。

[37]《李觏集》卷十二,第108页,《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官人第六》载:“荀卿有言:‘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李觏集》卷十四,第21页,《道教第九》载:“荀卿曰:‘圣王有百,吾执法焉?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然则舍周其何适哉?’”

[38]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39]《荀子·礼论》。

[40]夏长朴:《李觏与主要研究》,第24页。

[41]《李觏集》,《礼论后语》。

[42]《荀子·性恶》。

[43]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第25页。

[44]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45]《礼记·礼运第九》,第305页。

[46]苏轼:《礼以养人为本论》,参见《宋全文》第44册,第486页。

[47]《二程集》,《程氏遗书》卷十一,第127页。

[48]《二程集》,《程氏遗书》卷二十五,第327页。

[49]《李觏集》,《傅振铎旴江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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