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在儒家本来都是两个褒义词，义是五常之一；利是乾之四德之一。“正德、利用、厚生”本身也体现着义。但是，在把“利”和“义”放在一起、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时候，儒家向来是将“义”放在第一位的。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的“舍生取义”，到荀子的“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再到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4]，实际上，所有真正的儒家学者无不这样认为，无不“义以为上”[25]。然而，须知，这种观点有个范围，那就是针对个人道德修养而言，而且这里的“义”就是道德，这里的“利”代表物质利益和欲望。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在儒家看来当然要“贵义贱利”，这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时至今日，谁不厌恶见利忘义之人，谁不爱戴大义凛然之人？
当孟子揭橥“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26]之后，义利之辨遂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孟子把一个人道德原则推向了政治原则上。为了明白起见，将孟子原文摘录如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战国时期，强兵富国，征战夺地，是当时各路诸侯普遍运用的治国办法。孟子认为，这种霸道主义的方法虽能得人力，但不能德人心；虽能短期有效，但不能长期维持，所以不是最好的办法。为此，他主张施行仁政的王道主义。在当时，霸道主义以攻伐为先，以力为主，追求短期的利；王道主义以义为主，追求长远之利。正因为如此，当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的时候，孟子马上意识到对方讲的“利”是征战夺地一类，所以立刻打住话头，劝其“有仁义而已”，只有行仁政的王道主义才是治国的最好办法。这里的“义”指王道，“利”指霸道，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基本治国方略[27]。可见，孟子之“何必曰利？”实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而发，而且“义”、“利”之含义都特有所指。
个人原则的义利之辨有时与政治原则的义利之辨，从文辞上看，是非判断有时正好相反。一个人唯利是图是错误的，但一个国家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却是正确的。从孔子的“德治”到孟子的“仁政”都是关乎人类长久的治国理念，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但是，“仁政”利隐而长，不免迂阔；霸政（法家主张霸道）利显而近，不免实用。两者都没有脱离“利”。“仁政”从根本上说在于利民，而霸政从根本上说在于利君（尽管有时以利国为名）。倘若站在君王治国的角度看，为百姓谋利本身就是大义，其最终结果也对君主有利。但是，“仁政”至多也只是一政治基本理念，并不能代替政治的实际操作，因为政治的实际运作都以一个个的利益为目标。霸政也不见得一无是处，临危受命，迅速扭转局势，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国家危难、人民困苦的时候，做一些能够解决目前问题的实际事情，更多地关注一下眼前利益，并非不对，也并非必然与“仁政”冲突。但倘若站在个人（此个人，既包括百姓也包括君王）角度，绝不可“以利为上”、背信弃义或见利忘义，这是儒家的基本原则。
当孟子将义利之辨的个人原则推向政治原则之后，在后来的儒学与君主专制政权的结合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混乱：一是将重“义”轻“利”的个人道德原则混同于政治原则，以为光重视百姓教化、不重视百姓利益就是“以义为上”，错位了原则的适用范围，忽略了概念的切换，更忘记了在政治上重“民利”就是大义，张载所谓“义公天下之利”[28]；二是将“仁政”的治国理念当成了治国具体方法，把“贵义贱利”当成教条，谈“利”变色。实际上，这都是以儒家学说为名的“腐儒”对儒学精神的曲解。
孟子在儒家学术史上的地位在唐、宋时期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由汉唐时期的湮没无闻到宋明时期的孔孟并称，成为孔子之后儒家道统的传人。著名经学家周予同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孟子的“升格运动”[29]。孟子学术地位的变化起始于唐，定型于南宋，而其关键则在北宋，正是通过北宋诸儒对孟子的不断推崇和辩难，才最终确立了孟子在儒家学说发展中的地位。北宋时期，为了与佛老尤其是佛教的宗教哲学对抗，大多数学者都对人性论感兴趣。在发展儒家心性论的过程中，他们有意识地回到先秦原始儒家传统中去寻找资源，孟子作为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重镇，理所当然地受到北宋诸儒的重视。
在庆历思潮的推动下，“尊孟”成为当时学者流行的学术取向，稍后的傅野《述常语》指出，“及退之‘醇乎醇’之说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六经”[30]。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儒生承其遗教，多以言利为耻，孟子的“何必曰利”遂成教条。李觏针对当时学术和政治方面的类似情况，批评当时章望之等儒者只知道固守古人语词，不解古人精神。他写道：“学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诘其所以是非之状，或不能知。古人之言，岂一端而已矣？”[31]针对当时谈“利”变色之人，李觏高举“利可言”的大旗，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32]
李觏的思想在客观形态方面近似荀子，他必然要从治国的角度重视“利”的重要性，这在表面上似乎形成一种与孟子在价值上的歧异。因此，会受到当时崇孟派的反对，他们定然会抬出孟子作为权威。于是李觏连孟子一同批评，他说：“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33]认为孟子这句话言之过激。李觏是北宋中期批孟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常语》，对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做了多方面的批评，否定韩愈以孟子接续孔子道统的说法，他说：“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得传？”李觏的学生陈次公、傅野分别作《述常语》，赞同李觏的观点，其他赞同批孟的还有刘原父、张俞、刘道原、晁以道等当时的著名学者。
北宋发展到中期，在繁荣的背后逐渐一直潜伏着两大弊病：一是积贫，生产衰退，民穷财尽，国家财政空虚；二是积弱，军队制度败坏，边防薄弱，对辽和西夏都不能作有效的抵抗。李觏是站在治国的角度强调利国的重要性，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34]
我们看到李觏所谓的利，指的是财用，是他理财富国思想的价值体现。他从“人非利不生”的观点出发，指出：“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35]民无衣食，国无财用，任何王朝都保不住自己的统治。又说：“孔子谓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之趋荣而避辱，学者皆知其难也。”[36]用今天的话说，经济建设是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
如前所述，李觏是站在治国的角度谈论利的，这种利是公利，而非私利，公利本身就是大义。因此，强调公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与个人品德方面的“重义轻利”相矛盾，实际上，本不是一回事。换言之，李觏强调利的重要性并不与传统儒家“义以为上”相冲突，于是，如果仅因为李觏重利，就说李觏是功利主义者，也是言之过激（真正把功利放在第一位的是墨家）。
李觏在《袁州学记》中写道：“秦以山西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邪？诗书之道废，人唯见利而不闻义焉耳。”[37]在《广潜书》中引扬雄《法言》曰：“大人之学为道，小人之学为利也。”[38]这里李觏明显是批评重利轻义，我们不能据此又说与上述重利观矛盾，因为这种利是私利。
尽管李觏认为，利乃所以满足人之生活需要者，不可不讲，但也不能无限制地讲，必须以礼为准绳，所谓“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39]。对此，萧公权先生写道：“北宋诸儒表现出两大特色，一是他们回到先秦的子学之儒，以别于汉代的经学之儒；一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特强。把这两大特色充分表现于思想者，李觏无疑是重要的代表之一。”[40]“两宋之功利思想虽以王安石为中坚，而致用之风气则欧阳修倡之于先，李觏广之于后。”[41]他们都是江西人，也因此，陈钟凡先生将欧阳修、李觏和王安石称之为“江西学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