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佛教最大的派别

赵宋王朝，像它的先行王朝一样，对“儒、释、道”三教继续扶植、利用。北宋前期的社会上和学术界，仍然弥漫着浓厚的佛教、佛学氛围。虽然韩愈等人在中唐即开始树立起排佛的旗帜，但由于晚唐、五代乱世的社会现状，佛教出现了一个更加兴盛的趋势，而且逐渐形成了大规模的寺院经济^[3]。朝廷上，宋太祖、太宗兄弟和他们周围的大臣大多佞佛，对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也颇为欣赏。北宋前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者有柳开、田锡、王禹偁等人，他们继承隋唐以来的排佛思潮，其中韩愈受到高度赞赏。就北宋前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内涵分析，主要是从道统、功利、伦理几个方面展开，有不少辟佛老的言论，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新的理论建树不多。

北宋前期的柳开是以儒家道统论排佛的著名学者，他列了一个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的道统录。在这个名录里，孔子以下被列入者的主要原因就是排斥异端。其中王通、韩愈是排佛的功臣。他说：“佛于魏隋之间，讹乱纷纷，用相为教。上扇其风，以流于下；下承其化，以毒于上。上下相蔽，民若夷狄，圣人之道陨然告逝，无能持之者。天愤其烈，正不胜邪，重生王通氏以明之，而不耀于天下也。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4]柳开以儒家经典为标准，他把佛、老、诸子百家都看作是乱圣人经典的歪理邪说，他说：“大乎，圣人之经也！数其五。……老、佛之徒，起于夷，夷谓极于教也；至于中国，则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夷不知其经也，知其经则老、佛之教何有于夷哉？”^[5]柳开认为儒学不仅可以盛于中华，也可以盛于夷狄。这是儒家普世主义的最初表述。

田锡、王禹偁是太宗、真宗朝的名臣，是北宋前期弘扬儒学的中坚。他们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批评佛教。对宋太宗耗费巨资修建佛寺，田锡上书直谏道：“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6]王禹偁则上书宋真宗，指出奉佛于国，于民无益，而佛教的兴盛，形成了一个不事生产的阶层。这个阶层人口众多，自己不劳动，反而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来供养，再加上修建佛教寺庙等，构成了巨大的社会负担，劝谏皇帝“深鉴治本，亟行沙汰”^[7]。

到了北宋中期的仁宗、英宗时代，特别是宋仁宗“庆历新政”以后，怀抱儒家济世救民理念的士大夫阶层崛起于政坛、文坛，彻底改变了三教鼎立的传统学术格局。其代表人物有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有政坛、文坛上的巨擘欧阳修和“草莱”学者李觏。

孙复是当时首出的以与传统笺注经学立异而闻名的儒者，他写了《儒辱》、《无为指》等文，专排佛道。他写道：

“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矧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8]

孙复认为：“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舍其本则何为哉？”而佛、老的做法正是对儒学根本的破坏，对人伦纲纪的摧毁。他以三教鼎立为“儒者之辱”，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重振韩愈攘斥佛道的事业以复兴儒家文化。从孙复的言论中看到，他视佛老为异端，佛老的传布影响到传统儒家的政治教化。至于佛、老理论本身之问题，他没有直接涉及。

孙复的学生石介在这方面比他的老师走得更远、更激进。他写了《怪说》、《中国论》、《辨惑》等排佛道的文章，抨击佛老以“妖妄怪说”坏乱“圣贤之道”，着重突出了“夷夏之辨”。石介从宋朝中国本位文化——儒家文化出发，考察和阐明了与佛道的对立，也就是把排佛道提到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他甚至还把老子说成是“自胡而来”，名叫“庞眉”的“夷狄之人”。《怪说上》载：

“人君见一日食、一星缩、一风雨不调顺、一草木不生殖则能知其为天地之怪也，乃避寝、减膳、彻乐、恐惧责己，修德以攘除焉。彼其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远裔。汗漫不经之教行，妖诞幻惑之说满，则反不知其为怪，既不能攘除之，又崇奉焉。”^[9]

此进一步扩充了孙复的说法，批评人君崇尚佛老。《中国论》载：

“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麻丧泣所自制也，果瓜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毛衣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则乱。”^[10]

“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11]

在此，石介把中国与四夷之不同明确划分开来，持民族优越和自豪感。如果四夷外裔干犯中国的行为，就是乱天常、易地理、悖人伦，如此一来，中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了。石介认为，佛、老虽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12]。也就是说，他们要用戎狄的文化来取代中国本土文化。

石介的夷夏之辨，指出了华夏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含有排外情绪，但也揭示了文化侵略的严重性。如果佛老真的取代了儒学，那么中国的结局必然是非亡即乱的悲惨结局。为了解除这种可预期的困境，石介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对此，夏长朴先生评论道：“石介这种激烈的排佛老主张要如何去贯彻实行，的确是个问题。他是否能使当时的‘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为佛、老’恐怕也是个疑问。但他‘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以严夷夏之防的方式来排摒佛老，却相当值得后人敬佩。”^[13]

欧阳修兼排佛、道，但认为佛教之害要远胜于道教。他写道：

“夫老与佛之学，皆行于世久矣。……然而佛能钳制人情而鼓以祸福，人质趣者常众而炽。老氏独好言清静远去、灵仙飞化之术，其事冥深，不可质究，则其常以淡泊无为为务。故凡佛之动摇兴作，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独兴。”^[14]

佛教能洞悉人情，而祸福报应之说又能煽动人心，易于兴风作浪，而道教提倡清静无为、恬淡寡欲，一般不会形成祸害，因此，他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佛教上。欧阳修指出“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佛教造就了一批“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不仅坏人伦又妨碍社会生产。在他看来，佛教之所以如此泛滥，是因为中国“王政阙，礼义废”，儒失其守，使得佛教能乘虚而入。因此，他提出“莫若修其本以胜之”。这个“本”即是儒家的传统的礼义。他说：

“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又说：

“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15]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阳修认为，不能一味地攻击佛、老的弊害，而是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王道行，礼义兴，佛老异端自然不能乘虚而入人心。他的意图就是要效法孟子和董仲舒，针对问题的核心来处理，自己强大了，别人自然不敢欺负你了。然而，佛教入中国已久，已深入人心，辟佛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反对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做法，他说：

“佛之说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礼义之事则未尝见闻。今将号于众曰：‘禁汝之佛，而为吾礼义。’则民将骇而走矣。莫若为之以渐，使其不知而取焉可也。盖鲧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导之，则其患息。盖患深势盛则难于敌，莫若驯致而去之易也。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将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奚必曰火其书而庐其居哉？”^[16]

显然，欧阳修认为只要能复兴礼义，佛盛儒衰的态势自然可以改变。与前期排佛老的思想相比，欧阳修提出的处理佛老问题的办法更具体而有效。

以上是李觏之前排佛道的主要思想，综合他们的理由，可列为以下数项：一、佛、老废弛人伦，灭绝仁义；二、佛、老以虚无报应、生死祸福之说欺哄民众；三、佛、老构成了国家经济的负担；四、佛、老以夷狄之落后文化乱中国之文明教化。凡此皆属于实际人事方面的“用”的批判，并未涉及对佛老义理本身的“体”的批判，亦未考虑到宗教能慰藉人对死亡的恐惧，满足世俗对赏善罚恶的要求。就上述讨论来看，除了欧阳修提出具体的排佛老办法以外，其余各人都仅有消极的排斥态度，没有积极可行的方案。他们表现出满腔忧国忧民之情，却根本无法改变佛老满天下的局面。进一步的行动有待于李觏及稍晚期的张载和二程诸儒来继续推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