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经世”思想，依本文的理解，就是“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和学说，也可以说是指“儒家外王之道”或“儒家政治思想”。
儒学从诞生起就与“经世”相伴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熔铸旧观念以成新思想，他“从周”、“复周礼”是取封建宗法社会之理想而为拨乱反正之标的。他的目的不是成圣，而是拨乱反正——经世。纵然孔子思想的起点，在假定一具有完美人格的君子，然君子必先修身，道备于己，然后齐家、治国以到达平天下之理想。修身从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亦即修身的目的是经世。孔子本人就是个经世派的大师，他热心救世，岌岌奔走于列国之间，“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经世致用”或“经世济国”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和思想旨归。《大学》更将其发展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发展顺序，使修身成为治国的必要前提。
然孔子之道，“尽善尽美”，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与命与仁”，子贡叹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我们从《论语》一书，可以看出，孔子既有一种浓重的天命情节，又有一种激流勇进的救世精神。他的“经世”思想不仅表现为一种入世、有为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理论雏形，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诠释空间。在孔子，求道包含了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修身与治国，亦即内圣与外王。内圣指向个人道德修养；外王指向经世致用。一个有志于求道的人既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为，“克己复礼”，又要勇于担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孔子那里，外王和内圣互为表里，前后一贯。内圣是核心，外王是目的。个人与社会完全贯通，毫无间隔。君子学道，退可以自修，进可以经世。修身中包含着经世，经世中包含着修身，或者说内圣中包含着外王，外王中也包含着内圣。“个人之仁心为政治之起点，天下之归仁为政治之终极。”[5]这一辩证关系深刻地体现在孔子“仁”与“礼”的关系中。
孔子之后，其弟子及后学各取其思想的一方面而加以发挥。孟子言仁心、仁政，发展了孔子的“仁”，并摄礼而归仁，张扬了自修成德的一面，使道德修养成为一独立之学问——心性之学。同时，孟子也将外王并入内圣，虽不无经世精神之高扬，但脱落了经世的理论发挥和实际效用。荀子生于战国纷争之末期，旧制度已摧毁殆尽，君权日张，富强是务，天下定于一尊的形势已略见端倪。荀子看到孟学于个人成德有余，于治国无益，他力非十二子，“隆礼”、“重法”，发展了孔子的“礼”，他摄仁归礼、注重外王的一面，开创了制度儒学，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儒家外王学说，凸显了儒家的基本精神——经世致用。
总的说来，儒家在立学之初，与其说内圣为其主要关切处，不如说外王为其主要关切处。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此两派学说以不同的形式，相互诘难，表现为两种性格特征，并各有其历史传承。他们虽然一致肯定孔子之道，但对此“道”的理解上显示出不同的思维向度。先秦汉唐的儒学多注重仁民爱物，休养生息。一言富强，即斥为法家之霸术，不以圣人之徒相许。“后汉王符、荀悦诸人虽针砭衰政，指切时要，然其所论亦不过整饬纲纪，补救废弛诸事，积极有为之治术，固未尝为其想象之所及。”[6]到了北宋儒学复兴时期，迫于时代要求，发生了儒学革新运动。一派以江西学派欧阳修、李觏、王安石为代表，接续后唐啖助、柳宗元经世致用之风，继承荀子经世理论，讲求富强之实务；另一派远溯韩愈之道统说、李翱之《复性书》，兼采佛家之心性与道家之象数学说，加以变通，以周敦颐、邵雍、二程为代表，遂成理学。
无论是功利一派还是理学一派，他们都自命继承了先圣绝学——孔子之道，理学派得佛学之助，依理以成事，形成中国空前的哲学系统，但对政治思想之贡献却非常少；而功利派，注重现实，即事以见道，面对国事之积弱而振救之，欧阳修倡之于前，李觏广之于后，促成了北宋时期的两次变法运动。如果说“经世致用”是儒学的基本精神，那么，注重实际的事功学派不但是圣人之徒，更是儒家精神的体现者，他们开辟了儒家真正的政治哲学。
黑格尔说：“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无论是怎样先验的东西，本质上却也是一种产物，思想是一种结果，是被产生出来的。”又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7]儒学也是如此。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或经世思想是在时代的呼唤声中产生，它与心性之学相比，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重“礼”。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8]儒家重礼，其根本目的意在君子人格的成就和社会秩序之建立。一是“即事而见道”。认为道在事中，离事而无道。道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道存在于器，器是道的形象。他们拒斥将“道”单独提出来，作形而上的玄思，以至于耽误了具体问题的解决。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施为本身就体现了儒家之道，不必专门去作高远的玄辩。孔子教士人自修，也只是依礼而行。既然儒家之道的基本精神是经世致用，那么它必定要具体化在现实的政治措施之中，表现在实事实功中，以制度化的形式将其落实。否则，再好的理想都只能是停留在思想和心灵中。后期理学家虽不废经世治国之理想，可惜一直在身心上做工夫，尽管在思辨哲学上有非凡之贡献，却无补于实际问题之解决。南宋永嘉、永康学派对理学家的辩难正中此弊。
李觏的经世思想正反映了儒家传统中的外王特征。他适应时代的需求提出了“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的政治思想，“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的富国思想，“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经济思想，“非教化则性不成”的安民思想，以“实效”考核官员的人才思想，“一致于法”的法治思想，以及“明本治军”的军事思想等。其大旨为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而参以荀子的礼治思想兼及法家的某些思想。他的大量的社会批评和政论文章，都着眼于现实的具体问题，同时也是儒家经世传统的发扬和政治哲学的丰富。现依照《李觏集》的内容，分为富国、强兵、安民三节，主要突出他对儒家外王思想的继承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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