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

李觏作为一个有进取精神的思想家，目睹北宋军队无能，被动挨打的现实，从青年时期就对军事进行了研究。他曾自述道：“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45]他“朝谈仁义，暮学计策”，对法家、兵家思想都有研究，并针对治军之非策和军队存在的严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国防和军事思想。

一、强兵之术，仁义为本，本末相权

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的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有“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制敌之良策。

李觏强调了军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国之于兵，犹鹰隼之于羽翼，虎豹之于爪牙也。羽翼不劲，鸷鸟不能以死尺；爪牙不锐，猛兽不能以肉食。兵不强，圣人不能以制褐夫”^[46]。所谓兵之“本”指仁义，兵之“末”指诈力。李觏认为，“所谓强兵者，非曰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义存焉耳”。李觏如此强调仁义，显然是将儒家思想置于他军事思想的最基础地位。

打仗是杀人伎俩，怎么讲仁义呢？李觏答道：“所谓仁义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赏，姑息于人之谓也。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劝，恶者惩。赋敛有法，徭役有时。人各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此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47]因此，“为将者多知诈力，而为君者或不通仁义，故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此与孟子“以德服人”、“仁者无敌”思想、荀子“兵要在乎善附民”思想同。

尽管仁义为本，然而，李觏认为，只讲仁义，不讲诈力，是“得其一体而未能具也”。他说：“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李觏主张“本末相权”，他说：“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故君者，纯于本者也；将者，驳于末者也。孙子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道，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将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严也。’乃知君则专用道德，将则智、仁、勇、严并用之矣。”当年项王失仁义而刘邦得胜，成安君失诈力而韩信得胜，因此，本末不可偏废。

实际上，我们看到，李觏主张为君者应讲仁义，为将者可用诈力，或者可以说，在战略上要重仁义，在战术上不可不用诈力。

二、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

李觏认为，用兵之法，“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当时的边防问题是西夏和辽国侵扰，“彼戎狄豺狼，罔知礼义。强则犯上，弱则离散。执而诛之，用力非少。舍而弗问，时侵复轶”。对此，李觏主张置军屯田。他说：“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老其师，此策之上也。”^[48]

屯田之利早有人建议过，只是无法实行，原因一是“诚少旷土可以耕”；二是“今之禁卫卒素骄矣，诚无勤者可以耕也”。李觏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他写道：“边郡之民，有困者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内地，授以生业，使之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隶于屯官，则不患无田矣。”^[49]就是说，让边界附近的居民迁入内地，腾出土地供屯田之用。可是这样做会不会扰民？居民不愿迁徙有怎么办？李觏曰：“民得去兵寇，轻赋役而就善地，若水之于下，鱼之于渊也。今募其徙，是顺民之政也。汉武帝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余万口，后加徙猾吏于关内，当是之时，弗闻其扰也。”

然而，兵卒不会耕或不愿耕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李觏建议，边防军除了禁军之外还可以别置屯军。他说：“凡天下厢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愿从者，合而籍之，以隶于屯官，则不患无人矣。”田有了，耕田的人也有了，“然后辨其夫亩，列之庐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穑，明立劝课，时加督察”。这样一来“食既足，兵既练，禁旅未动而屯军已固锐矣”，真足食、足兵之良算。

乡军就是民兵，李觏认为，没有民兵就不能自卫。可当时的情况却是“乡无军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贼之来，则以袒裼之躯投饵于虎口”。其原因为“将吏未得人也”，“训习未得理也”。对此李觏提出：“如欲将吏得人，莫若精择。县令勿拘官序，一以材能。县令得人，则偏裨之选亦得人矣。然后明战阵之法以授之，则训习得理矣。如此则乡军日强也。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郡国之势皆王之藩屏也。”^[50]

三、精兵择将，用人不疑

李觏指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国之所有为国，能选择良将，将之所以为将，能爱养士兵。兵在勇不在多。他说：“为政者务兵多以强国，而不知其弱国，兵多则不择，不择则大抵怯耳。勇者尚怯，况真怯哉？驱十怯以向一勇，败不足疑。……胡不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而后气可复，庶乎强国矣！”^[51]当时北宋一大问题就是兵多而弱，李觏此论，正切中时弊。

李觏非常重视“择将”，在《强兵策》中，他大量地论述了择将问题。首先，他分析了择将的重要性。他说：“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何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余论，既往之陈迹，拟议于其间，不亦难乎？苟非有高世之识，出类之才，动如循环，一步百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52]有将才者，必习兵法，习兵法者，不一定是将才，“儒莫不读六经，而知道者鲜矣；将莫不读兵法，而适变者鲜矣”。战场是生死存亡之地，一将错用，后果不堪设想。赵王不听蔺相如言，用赵括，致长平之败。因此，择将切勿以言取人，“以言择将，天下皆欲言。婢儿庸保亦知诵书传、学计策以进，进者多矣，可尽用乎？”^[53]况且“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其次，李觏强调择将要“尽乎才用之宜”，人尽其才。他说：“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54]“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所以，用人不能过分求全责备，应发挥其长处，避开其短处，既不可大材小用，也不可小材大用，“置之有地，使之有时，一不可废也。小才之于大用，是匹雏不能以举千钧也；大才之小用，是尧舜不能以牧羊也”。

复次，李觏认为“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将与士之间分甘苦、推恩信，是制胜的关键。李广与士卒共饮食，吴起为士兵吮疽，而战不旋踵，就是先例。因此，李觏坚决反对临敌易将，认为这是“兵家所忌”。这样做的结果是上恩不能一言而融洽，下情不能一面而通达，如同“马之驰矣，而断其蹄，虽代以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乳，虽继以毛嫱，弗能育也”。战国时，燕国以骑劫代替乐毅，于是有即墨之败；赵国以赵括代替廉颇，于是有长平之降。前车之鉴，当悉心明察。另外，易将帅和赏罚的标准，不能单纯看一次是否胜败，而要看其贤与不贤。为人主在择将方面应深谋远虑，从长计议。他说：“夫任人当审其贤不贤，未可责其胜不胜也。不贤而胜，非国之福也，适所以召敌也。贤而不胜，非国之患也，适所以儆敌也。使彼胜而骄，我败而怒，以无功之将，用无功之士，竭智尽力，以求洒耻，则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坚，水之有溺，火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怀矣。孰能当其锋哉？……诚能注意贤才，期其远大，一胜勿遽赏，贼平之后，则茅土存焉。一败勿遽罚，事终不济，则钺存焉。困兽犹斗，况大将乎？是则耻不足洒，而贼不足平也。”^[55]因此，对将士的赏罚要十分慎重，如果凭一时之胜而速赏，凭一仗之败而速罚，都不是“使人之术”。

再次，李觏指出，要给将帅们以独立的指挥权，对将帅要充分信任，取消监军，不可怀疑牵制，不可“置节目于其间”，以便使将帅在变幻莫测的战争中，独立地发挥其才能。他说：“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独行也。……凤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因此，君王绝不可以怀疑将帅，“与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一旦选择了忠贤之将，就该充分信任，君臣一体，“君臣之义至深，国士之遇可怀”，如此，才能“将才如神，军锋如雷，功业易可成也”。

四、兵器的重要性

李觏指出，武器的优劣也是战争成败的关键。他说：“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夺剑，则千人披靡。孟贲袒裼，则童子关弓能杀之矣。然兵不利不若无兵之愈也。无兵则慎所击，而远于败矣。甲不坚不若无甲之愈也。无甲则知所避，而免于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坚，而假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则误大事、取大祸，莫斯之甚也。”^[56]

关于当时北宋兵器的状况，李觏描述道：“聚工而作，卒岁后已，未尝试也。连舆而出，方舟而上，无不受也。简阅不明，则精粗不别。精粗不别则制作必滥。制作必滥则工不必巧，材不必美，况天时乎？况地气乎？加以师兴之际，卒然求取，斩木为弩，伐竹为箭，或取非其时，或产非其地，备数而止，行滥固多。暴之日则焦，濡之雨则朽，以之应敌，不知其可。……至于郡国兵库，或久不启，战守之具，未尝修饰。事至而虑，亦非智者所能也。”^[57]

当时的都官员外郎景泰、集贤院欧阳修和御史中丞贾昌朝都指出过宋军“器械钝缺”的严重性。李觏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愚以为天下造兵，宜专命守臣以蒞之，总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选必难其人而进其食以优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价以来之。取之有地，来之有时，为之有法，日省之，月试之，善至多则赏，恶虽少而刑。”^[58]这样上下检查，严格把关，则“龙渊、太阿不独称于古，而蛮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北宋王朝，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入侵，而军队里冗兵太多，军事制度和武器装备都存在严重问题。宋朝皇帝总是担心将帅拥兵自重，对朝廷构成威胁，因此，始终不敢把兵权交给他们。派文官监视、控制武将，致使将帅们在战场上没有独立的指挥权。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导致北宋“积弱”的原因。李觏的论述针针见血，字字药石，只可惜他无权无位，空有一腹经纶。历史上，人称王安石为政治改革大家，须知宋神宗若无改革意向，又不让他做宰相，王又岂能如李觏积极稳妥，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