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

儒学^[7]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以经世致用为基本精神。

儒学之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平王东迁之后春秋之末叶。当时“天下无道”，社会蜕化，官失其守，争乱频仍，生民困苦。旧日所以维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风俗制度皆动摇崩坏，所谓“礼崩乐坏”。孔子生当乱世，以师儒立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思想虽以成王周公之制度为根据，然并非墨守成规，而是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于旧政之中，发明新义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后七十子乃心悦诚服，奉为宗师。

至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篡盗之人列为王侯，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没，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8]。孟子生当战国中期，与孔子有类似的使命感，他“辟邪说”，倡“仁心”、“仁政”，开创了儒家心性之学，为儒家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提供了依据。荀子生战国末期，亦尊孔，他“非十二子”，重礼，主富强，始终以礼义之言易强暴诡诈之术，奔走列国，由壮至老，开启了儒家现实主义方向。儒家自诞生起就承担了救世的历史使命。其后，每一次的儒学复兴都与弊政有关，皆以复古之名而行救世之实，都是在时代的呼唤中产生。

据牟宗三先生言，儒家代表一个常道，一个恒常不变的道理。既然是个常道，它在每一个时代中应该有所表现，担负起历史使命。纵观中国历史，儒学随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变换着理论形态。秦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很大打击，“孟子徒党尽矣”；汉代儒学由董仲舒吸收阴阳、名、法各家思想，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实现了儒家理论形态的转生；魏晋时儒学由两汉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向重义理的玄学转化，玄学以道家有无之辩为主旨，会通儒道，融合名教与自然；隋唐时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儒家经典仍是科举取士之书，然儒学不脱汉以来章句训诂注疏之风。时至唐代后期，皇室已衰，兵戈四起，时运学风又一变。以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通过积极的理论探索，冲破旧经学之藩篱，开辟了新的思想天地。韩愈扬儒排佛，柳宗元“统合儒释”，儒学开始由汉学向义理之学转变。他们之后，由于唐末五代的持续动乱，使他们的后辈失去了思考所必需的环境，也就使儒学陷于停滞的状态。直到北宋统一局面稳定之后，儒家学者才接续他们的工作，把儒学推向前进。

依萧公权先生的研究，“儒学大变于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为思想之背景；二为时事之背景。关于思想之背景，他精辟地写道：“孔子之学经孟荀等发扬以后，其精义殆已阐露无余。汉儒承兵燹之遗，收寻旧籍，爬梳章句，固不足预于义理之发明。董子、何君辈乃托‘微言’以预臆说，援阴阳以入孔孟。盖为穷极之变，势出自然。逮东京季世，其流又竭。老庄清谈，竟夺名教之席。降及李唐，儒学于九死一生之后虽有复兴之机，而道佛势盛，未获独尊。思想界三分天下之局面实与唐代之一统国祚相始终。且唐代为佛学全盛时期，新经大量输入，旧经继续进展。生气蓬勃，大异于儒道二教之衰老委顿。道教自度不能抗佛，乃仿效其一部分之组织与仪式。儒学不能觅得前进之坦途……”

关于时事之背景，他说：“赵宋立国之初，即有契丹之患。不徒石晋所割之燕云十六州始终不得收复，而辽势日盛，澶州战后，屡增岁币，以求苟安。西夏坐大，亦数内侵。元昊请和援例复遗岁币。以大事小，示弱于人。此诚奇耻大辱，而当时君臣居然可受者，殆亦深知兵弱财乏，故不得不姑忍之也。宋兵之弱，原于太祖。太祖由将士拥立以践阼，惩于兵强之危险，乃‘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总天下之兵集之京师，‘分番屯戍以捍边圉’。又募强悍失职及凶岁饥民以入兵籍。‘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然而其失也，悉变雄武可用之材为偷惰文弱之卒。内不足以为乱，则外亦不足以御侮。又况兵额日增，坐耗廪币。积弱之兵，复为积贫之直接原因乎？宋之财乏，其由不一。曰岁币，曰军费，曰政费，曰糜费。皆耗巨资，有增无已。而赋役无方，民生日困。国力衰削，危亡可虞。至仁宗时其势盖已可睹。朝廷不能及时整顿奋发有为，反‘解散天下而休息之’，真如燕巢鱼呴，坐视焚涸。于是深思远识之士，惄焉忧之，发为富强之议，图振萎弛苟安之习。”^[9]

因此，“破除汉唐以来章句注疏的藩篱，回归周孔经典，抗衡佛道，回向三代”；与“继承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精神，重建秩序，图振积贫积若之国家”，就成了北宋儒者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儒学一方面表现为心性之学的深入发展，受佛氏新血液之赐而崛起理学思潮；另一方面表现为经世致用思想，催生了北宋两次革新——“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之前，经世思想占主流；熙宁变法之后，儒家主流转向心性之学。

探索北宋儒学的复兴，可追溯到中唐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啖助、赵匡、陆淳等人。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关心着同一主题：重新诠释和彰显儒家之道，以便重建社会与道德秩序。从这时起就出现了两个不同取向，韩愈、李翱等侧重心性道德；柳宗元、啖助等侧重经世致用。然而，这些人的学术思想经过五代动乱之后，到北宋初年却“遗稿闷于世，学者不复道”。真正的复兴思潮发端于北宋的庆历之际。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领导的“庆历新政”是儒家复兴的政治契机，它促进了士林风气的转变，涌现了新型的学者群体。对此全祖望写道：“有宋真、仁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同文）在宋，泰山孙氏（复）在齐，安定胡氏（瑗）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琦）、高平范文正公（仲淹）、乐安欧阳文忠公（修），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之才）、邵古叟（邵雍父，古叟当为天叟）共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10]“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忠、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适）、杜（醇）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祖禹）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11]

代表江西之学的李觏、欧阳修与胡瑗、孙复兴、石介等一样，都是追随范仲淹，在庆历之际儒学复兴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在政治上，他们都主张励精图治，革新除弊。在思想学术上，他们都积极主张振兴儒学，恢复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独尊地位，力排佛道二教。他们都否定汉唐儒者所着重从事的章句训诂、笺注疏义之学，提倡以自己的体验来把握六经中的“微旨精义”，开始对儒家经典义理成分的阐述和发挥。在人格完善和名节砥砺方面，他们都开风气之先，主张正风俗、励人心，尚道德、重节气，力图扭转五代以来鲜廉寡耻和偷闲淫惰之习气。他们都不仅重言而且重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身先垂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他们都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利用讲坛，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开去，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学子士人。

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交错合一的特征，即追求一种“正心、诚意、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一致，“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关系，所以，以复兴儒学为目标的北宋学术思潮，都兼重内圣与外王。对北宋儒学的特色，钱穆先生指出，“北宋诸儒，眼光开放，兴趣横逸”，“多贵于独寻遗经，戛戛然自造一家之言”^[12]。韦政通先生说：“北宋诸儒表现出两大特色，一是他们回归到先秦的子学之儒，以别于汉代的经学之儒；一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特别强。把这两大特色充分表现于思想者，李觏无疑是重要的代表之一。”^[13]

李觏承继晚唐啖助、柳宗元经世致用的精神，“以礼制为立国之大经，富国为政教之标的，他力矫迂远空疏之谈，以事功为天下唱”^[14]。他说：“夫道者，通也，无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谓也。居东焉，则远于西；南焉，则远于北；立乎中，则四方均焉。故《易》曰：‘黄中通理。’凡卦以得中为贵，兹圣人之意也。有问身之安者，必对以导养也。有问食之美者，必对以牲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疾偃与床而不肯纳药石，曰人教我以导养矣，可乎？饿踣于地而不肯受糗糒，曰人教我以牲牢矣，可乎？缓急之势异也。古之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后之执王道者，是以轻药石而贱糗糒，病饿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尝井田矣，房琯亦尝车战矣，岂不取笑？孔子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而曰‘无道桓文之事’者，过也。荀卿之非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太史公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亦有以也。”^[15]

他在理学兴起之初就敏锐地看到了儒家心性派的弱点，指出，凡举一切修己治人之道，莫不以礼为准则：“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16]“性蓄于内，法行于外。虽有其性，不以为法，则暧昧而不章。”^[17]这一论断与荀子相承，荀子谓：“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学至于礼而止，夫是谓之道德之极。”^[18]凸显出礼的重要性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前提。以此为基础，李觏提出义利并重、王霸兼顾的新思想。对此，陈钟凡先生评论道：“吾国儒先，自孟子以言利为非，董仲舒以谋利计功为戒，直至李氏，始起而昌言之。不可谓非政论上一大进步也。”^[19]

李觏著《礼论》与《易论》兼及修身与治国两方面，从哲学上接续了从孔子到荀子，再到后唐诸儒经世致用的理论面相。不独如此，李觏也继承了孟子王道、民本思想、法家富国强兵的部分观点等。他的诸多改革措施和施政方法都体现了这一性格特征。《周礼致太平论》十卷五十一篇，依次析《周礼》之义为“内治”、“国用”、“军卫”、“刑禁”、“官人”、“教道”六个方面，并明确点出其意图“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他的《平土书》、《明堂定制图》都是为现实中的统治集团提供理想的政治蓝本。他的《庆历民言》，句句药石，字字规谏。萧公权言：“两宋致用之风气则欧阳修倡之于先，李觏广之于后。李氏之勋名远逊荆公，其立言之富有条理则有过之。”^[20]现举《周礼致太平论》要旨，略述如下：

（一）内治：男女之际，人道所重。

（二）国用——其细目如下：（1）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2）王者以天下为宗，未闻天子有私财。（3）能其事而后可以食，无事而食是众之殃。（4）人无遗力，地无遗利。（5）兴水利，备水旱。（6）简农器，修稼政。（7）禁游惰，重本业。（8）定税则。（9）置平准。（10）商贾不得操市井之权。（11）救凶荒疾病。（12）均力役。

（三）军卫：（1）乡军之法。（2）四时振旅。（3）凡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必备宿卫，从征役。（4）造兵械。

（四）刑禁：宪令所加，宽孟或异；苟失权时之制，则致远恐泥。

（五）官人：闾胥、党正、州长，月吉或岁时祭祀，属民读法，致其德行道艺，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而兴贤者、能者。

（六）教道：立人以善，成善以教。移风俗，敛贤才，未不有此道也。

李觏向往“三代”，他理想中的三代表现为：“昔三代之人，自非大顽顿，尽可以为君子。何者？仁义礼乐之教，浸淫于下，自乡徂国则皆有学；师必贤，友必善，所以养耳目鼻口百体之具，莫非至正也。”^[21]他提倡回向三代显示了两个与众不同的特色：第一是他根据《周礼》写出《周礼致太平论》，以《周礼》代表着三代文化的最后结晶，因此在详细研究了这部经典之后，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这种认真的态度在同时代人中是最为特出的。第二是他不仅有托古改制的具体计划，而且还积极地向当世有影响力的人推荐他的各种论著，希望获得施行的机会。他自负能“使三代之道，珠连玉积，尽在掌上”^[22]。他不甘以空言自限，而是迫不及待地寻求同道，实现其改革的宏愿。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在同一时代的儒者之中也是十分突出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