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哲学思想

张载，字子厚，号横渠，生于公元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卒于公元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他是一个“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的人，年轻时一度有结客夺回洮西之地的念头。十八岁那年，上书并谒见范仲淹，希望范氏能助成他的愿望，不料范劝他去读《中庸》，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从此张载埋头于学问，泛滥于佛道及诸子百家，最后归终儒学。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他首重《周易》，其代表作《正蒙》是在《易传》的基础上写成，其中表述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从而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张载是宋明理学重要的开山人物之一。

关于李觏对张载的影响，根据史料分析以及从他们的哲学著作和学术活动的关联中可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李觏长张载十一岁，李觏的主要著作在张载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已流传于世。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李觏在汴京“权同管勾大学”，即仁宗亲批李觏暂时留京管理太学。这时李的学术思想、改革政见早已闻名于朝野，而又身居太学校长之要职。此时的张载正是考中进士（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之后一度在汴京设座讲《周易》，并曾同程颢、程颐兄弟争论《周易》。李觏研究《周易》的专著又是论战性著作，早已流行，且在当时学术思想界影响颇大，张载不可能无视李觏的《周易》专论及其哲学著作。虽然迄今尚未找到文献记述的确凿史料证明李觏对张载的影响，但我们从他们的思想脉络中确可看到诸多相同之处。代表张载学说的气本论思想在李觏的易论中已见端倪；理学家中，首次从哲学理论的立场批判佛教者就是张载，而这一思路直接承续了李觏的排佛论；张载主张实行“井田制”、推崇《周礼》、提倡利民、坚持改革弊政的思想，宛如步李觏的后尘，与李觏同出一辙。另外，他们二人都曾得到过范仲淹的赏识和栽培。

一般认为，张载以“气”为核心话题的易学体系，奠定和开拓了气学派易学。然而，这一风格李觏更倡之于先。李觏在以儒解《易》中，吸收阴阳二气理论来诠释八卦的位、象。“于是观阴阳而设奇偶二画，观天地人而设上中下三位。纯阳为乾，取至健也；纯阴为坤，去至顺也。”^[27]由此他批评刘牧河图产生八卦说，认为河图八卦说有违有气而后有象的原理。“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口鼻手足是也。《河图》之数，二气未会，而刘氏谓之象，悖矣！”^[28]从而李觏提出八卦出于《洛书》的主张。他认为洛书四方的数，是阴阳奇偶的会合，符合有气而后有象的原理。就此而言，李觏应属于宋易义理派中的气学派。^[29]

张载以他的《易说》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天道观，张载的天道观以“气”为中心，来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他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30]又：“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31]又：“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32]气之聚则为万物，气之散则为太虚，万物有形有象，太虚无形无象，但不论是有形的万物还是无形的太虚，都不过是气的暂时形态，气才是宇宙的根本。张载以“虚空即气”以及“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的观点辟佛、老。依佛老空寂、虚无之说，气之聚为实为有，气之散为空为虚，张载则认为“聚亦吾体，散亦吾体”，气本身是不生不灭的，这样，使佛老空虚之说失去了根据。关于“气”为宇宙之根本，李觏早有表述：“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又：“厥初太极之分，天以阳高于上，地以阴卑于下。天地之气，各亢所处，则五行万物何从而生？……天气虽降，地气虽出，而犹各居一位，未之会合，亦未能生五行矣！譬诸男未冠，女未笄，婚姻之礼未成，则何孕育之有哉？”^[33]尽管李觏在此主要说明只有阴阳二气合才能生物，但也明显表露出李觏视“气”为宇宙之根本。关于张载所谓的“太虚无形”，李觏也认为“吾以为天地之先，强名太极，其言易有太极，谓有此名曰太极耳，非谓太极便有形也”^[34]。

张载气化论的最大特点是，他所谓的气并非单单指一种物质的存在，同时也指精神的存在，也就是说张载之气兼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特点。《正蒙·诚明》云：“性通乎气之外，命行乎气之内；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张载认为气即是“清、虚、一、大”，也即是天道，也即是神。“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35]牟宗三先生评论道：“横渠以天道性命相贯通为其思参造化之重点，此实正宗之儒家思理，决不可视之为唯气论者。”^[36]这种从宇宙论的进路打通天道与人道的观点在李觏的易学思想中也很明显。李觏道：“大哉乎乾元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诂未能显阐，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无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干物，读《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干之，必有其状。窃尝论之曰：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干者，其性也。……是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唯君子能法乾之德，而天下治矣。”^[37]此李觏也是将气、形，与天道性命联系在一起。在《删定易图序论》中，李觏虽强调易道在人事方面的应用，然李觏总是在发挥《易传》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义理，以明宇宙秩序与人间道德的关系，这与张载在气化论的基础上确立天道性命相通的作法属同一思路。

唐君毅先生说：“理学家中反对佛学而有一套哲学理论者首为张横渠……横渠之反对佛学，自尚有其他理由，但主要是自形上学的立场说。”^[38]但在张载之前，最先提出从学理上批判佛学的就是李觏。在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已经提到，李觏对佛理有相当的研究，他已经留意到佛教在学理方面的长处，他曾说浮屠的优点在于“见性”，又提到“佛以大智慧，独见性情之本”。李觏从排佛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传统的儒、道二家也有自己的心性之学，儒学完全可以借鉴老子、庄子，他说：“释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苟不得已，犹有老子、庄周书在，何遽冕弁匍匐于戎人前邪？”^[39]李觏试图在心性论上挖掘儒学资源，以抗衡佛学，这在北宋儒者中实属最早动作。后来的张载即是顺着《易传》、《中庸》而建立起儒家心性本体论。李觏在《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云：“无思无为之义晦而心法胜，积善积恶之诚泯而因缘作。空假中则道器之云，戒定慧则明诚之别，至于虞、袝、练、祥春秋祭祀之仪不竞，则七日、三年、地狱劫化之辨，亦随而进，蕃衍光大，系此之由。”^[40]“无思无为”出于《易·系辞上》，“积善积恶”见于《易·坤卦文言》，“道器”见于《系辞上》，“明诚”见于《中庸》。李觏不但说“释之言虽有可爱者，亦吾圣人先已言之矣”，而且也有从形而上的立场驳论佛学的迹象。可能由于李觏的关注点不在此，故未能进一步从道德性命上对释老作根本的批判。结果此一工作真正开始于比李觏小十一岁的张载。

李觏、张载、王安石，都认为贫富不均是不合理的，他们三人都推崇《周礼》。张载在外王方面的思想中，主要以恢复古礼为职志，他以《周礼》为典范，期望由此而得三代之治。其中典章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经济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这些主张主要见于张载的《经学理窟》及《正蒙·王禘》。张载认为唯有实施周礼所说的井田制度，才能使天下平治。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41]张载在《经学理窟·周礼》中详细说明了土地分配的细则，并附带说明赋税劳役的一般作法，这与李觏平土均田的主张以及李觏《平土书》中的细则非常相近。此外，在政治体制方面，张载提倡封建制度，即周代的封侯建国，也提倡宗法制度，似乎比李觏理财富国的思想更加理想化。但他们的初衷基本是一致的，即都以《周礼》为蓝本，企图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改革弊政。

张载对礼的理解也与李觏非常相似，他说：“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礼即天地之德也，如颜子者，方勉勉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源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五常出于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为，但不知耳。”^[42]此与李觏视礼为仁义智信以及乐刑政之本，且把礼提到道的高度非常相似。张载又言：“举尽利之道而措诸天下之民以行其礼，《易》之事业也。”“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皆是也。”^[43]这是将易道归于礼，指出时中即礼，即道，与李觏的易学思想几乎完全一致。总之，李觏与张载二人在外王思想方面十分接近，他们都向往周制，欲借《周礼》而改革当时政治之弊，都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详举，读者观二人文集自可知。

然而，张载对儒学外王思想并没有进一步的开发。张载与程明道同一年中进士（嘉佑二年，公元1051年），做过云岩石（陕西）县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宋神宗曾召见过他，问他治道，他说：“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他所希望于神宗的，与李觏、王安石一样，也相信《周官》能行于今日。张载曾拜会王安石，安石问他对新政的观感，他答道：“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他只是表示对王安石的用人问题有不同看法。由于张载对新政的反对派洛学有较深的关系，且其弟张戬与安石争新政，使他感到左右为难，故五十岁就托疾辞职回家了。此后在家乡横渠镇，苦心力索，治学极为勤奋。一头扎入《中庸》，致力于儒家心性之学，不问政事，认为“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并发展出一个新的系统。他提出的许多观念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发展方向。北宋儒学从外王方向转向内圣方向，纵然受佛道的激发，周敦颐、邵雍有功，也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