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不同背景

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和走向无疑与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导向相联系，但它更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相适应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从中国哲学形成的先秦时期开始，虽然大致都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出现了一批标志着人类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的历史文化名人及其辉煌的代表性成果，在他们之间，其文化修养和理论造诣也有着若干相似性，但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走上了各自有别的发展道路。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工商业和贸易兴旺发达的情况迥然有别。自氏族社会解体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虽也出现了奴隶制的社会国家制度，但其奴隶制的发展却是以“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实现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反映的是同一历史事实。即使在春秋战国以后，土地的国有和私有共存也始终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现状。

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不充分形态形成对应的，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始终一贯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善和巩固。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奴隶制成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形态，而欧洲君主专制政体则又十分晚熟，乃至后来成为了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的庇护所和支持者。故当西方文明的奠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他们的哲学体系，并从而最终奠定其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已开始了由分封的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而走向“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道路。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群体的出现和中国哲学的成形，是与当时奴隶主阶级向地主阶级的权利过渡和“大一统”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伴相随的。

西欧封建君主制的姗姗来迟，带给西方人的是神学主宰一切和哲学的停滞倒退。而中国哲学在封建社会却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其间虽也有过小的曲折，如两汉经学的神学化和隋唐佛学的兴盛，但中国的神学从来没有在整个社会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对神学（主要是佛学）的批判，是由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以自我批判的形式来进行的，它大致在12世纪的北宋王朝时期便已基本结束。西方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则是在4个世纪后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革命等形式来完成的，它反映的是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

在这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和工业生产加速发展，机械力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结盟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因此而带上了机械论的色彩，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流行。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西方文明的这段历史时，便提出是唯物主义将主观能动性让给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对立，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绝对理念发展的辩证法的斗争。与此不同，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都没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都是注重辩证法的。如果套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发展模型，则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没有将主观能动性拱手让给唯心主义去发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哲学学派的二分对立格局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严重和阵线分明。

184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的哲人们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哲学形态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变形，但双方仍有巨大的差距，不可能完全同一。中国哲学始终是受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制约和推动的，它反映和表现的是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特殊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我们也就不可能用一把简单的尺子来笼统地评价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优劣高下，而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民族都有适应于自身文化背景和特殊社会需要的哲学思维形态，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肆意贬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理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