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医学思维方式

哲学功能的实现，哲学对认识和实践的指导作用，是通过思维方式这一中介实现的。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哲学传统的不同，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具有各自特点的思维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哲学思想丰富多彩，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这些思想注重整体、分化、相互作用、内在矛盾。在漫长演进中，形成了中国人整体观的、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方式。在欧洲历史上，早期影响最大的是原子论和元素论，近代则深受机械论和实验方法的浸润。西方的思想传统注重粒子、实体、可分解性、外部作用，进而形成了西方探究“宇宙之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形成中西医学术差异的内在根源。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学形成了不同于西医学的思维方式。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象数思维、整体思维、变易思维、中和思维、直觉思维、虚静思维、顺势思维和功用思维。中医学的象数思维主要体现在取象运数的思维方法之中，运用取象比类，分析人的生理功能，建立“藏象”学说；对疾病的认识上，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象”，建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既表现在将人体本身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也表现为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整体联系和统一中考察人体生理病理过程，并提出相应的治疗养生方法。中医学的变易思维将生命、健康和疾病看作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着的过程，不仅重视疾病的传变转化，而且重视治疗的应变而动。中医学的中和思维强调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生命问题时，注重各种矛盾关系的和谐、协调或平衡，如在疾病的认识上，中医学侧重于“阴阳失调”的关系性因素，提出了以关系失调为核心的病因病机理论；在治疗上，中医学注重的是宏观地调和人的阴阳状态，而不是微观地消除病原体，提出了调和致中的治病、养生学说。中医学的直觉思维又称为“心悟”、“心法”，在直觉思维过程中，人们的思维能动性被充分发挥，思维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从而具有逻辑思维无法替代的功能。中医学虚静思维的目的是通过“虚”心、“静”神的体证方法，达到生命的最佳状态，养生的“恬惔虚无”，情志的“清静安和”，诊脉的“虚静为保”，针刺的“无营众物”，都体现了这一思维特征。中医学顺势思维表现在顺应自然之趋势以及事物时序变化的因素。这种思维方法既考虑了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各种反应性，又考虑到了各种内外因素对机体反应性的影响。中医学的功用思维注重从事物的功能、属性、效用出发考虑问题，从功用上把握人体藏象、从功用上认知病因病机、从功用上调节气血偏颇。

中西医学的本质区别是思维方式的区别，中医思维方式具有重合轻分、重用轻体、重象轻形、重时轻空、重悟轻测、重道轻技的特征，中医思维模型具有符号性、功能性、超形体性、时序性、过程性、模糊性的特性。事实证明，中医思维方式无论是在揭示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还是指导中医预防、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都是有效的、有用的，它使中医学具有整体、动态、灵活、简便等优点。当然，中医学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从哲学角度考察，中西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医学观上各有优势。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和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和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和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和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在疾病观上，中医认为疾病主要原因就是人体气血脏腑功能的失衡，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及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等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在医学观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并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而中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虽然中西医学都将人的健康当作自己的目的，但如何才能获得健康，却有不同思维指导的实践。中医是和合性思维，认为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态、稳态、和合态就是健康，因而治病的根本原则就在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亦即采用调节、调和为主的治疗方法，将失衡的状态调节到动态平衡态、阴阳和谐态；西医则主要是对抗性思维，即通过对抗性治疗，杀灭致病因素，从而达到健康状态。同时，应该看到，中、西医学又各自有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