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与杂家的哲学思想

（一）阴阳家

阴阳和五行都是相伴于中国哲学而生而又贯穿于中国哲学始终的基本概念。但在先秦时期，专门从事于阴阳五行说的研究并最终又走向神秘化的则是阴阳家一派。《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阴阳家最初是由上古时期观天计时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在战国中后期曾风行一时，司马迁谈论六家要旨时把阴阳家列为第一家，可见当时阴阳家是颇有影响的。

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又作驺衍，战国时齐国人，为阴阳五行学派和齐国稷下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有《邹子》四十九篇和《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但在后来全部失传了，仅可从先秦的子史材料与佚文中窥见他的学说。他把先秦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系统化，并运用到政治学说中，提出了“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与“以小推大、以今推古”的方法论。

1．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　阴阳与五行本属于两种独立发展的思想观点，邹衍把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真正融通整合起来。

阴阳家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他们以春夏秋冬四季配东南西北四方，认为四季的变化是由木、火、金、水各自的盛衰所决定的，土则位于其中央而与四方相通。在这里，每一行都是一“德”，故“火德盛”，便是夏天，“水德胜”即是冬天，从此出发去解释自然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的交替运行又分别为五大行星和相应的天帝所主管，木、火、金、水即是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土星则在其中为镇星。与此相应，阴阳二气也被用于解释天时历象的变化。一年有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分别决定于阴阳势力的进退消长和相持平衡，万物则随着阴阳气的消长和四季的转换而经历着各自的生长收藏和生死变迁，阳长与阴消、阴长与阳消是一物的两面，故春天既是阳气生也是阴气消，秋天则既是阳气衰也是阴气长。而阴阳气交和是生，是春；阴阳气闭塞不通则是死，是冬。如此的阴阳盛衰与五行交替的对自然变化的解释也就可以结合起来。人们必须根据天时变化的预兆来处理人事活动。如“盛德在木”，阳气初生，人们只应耕种而不能收割；“盛德在金”，阳气衰落，人们则应收割而不能耕种。

显然，阴阳家的理论是将当时从事于星相观察、历法的制定实施及对各种奇异天象的解释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对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经验的总结统合起来的结果。由于这是“天地之大经（根本规律）”，人们也就不应违背。从四季推广开去包括八方位、周天十二等分、二十四节气等等，阴阳家都规定了人们遵循的条令，并以为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故对于天时历象来说，人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客观必然性在阴阳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五德终始说　阴阳家在当时具有极为广阔的宇宙视野，如他们已经提出，像作为“赤县神州”的中国这样大的地方，普天之下共有九九八十一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满足于将对天象运行的隐显赢缩和农作物生长的周期等自然规律的认识局限于自然本身，而是进一步把它们推广到社会，直接用自然知识来解释社会国家的兴衰和王朝的更替。邹衍便是其中的典型的代表。邹衍的代表性理论是“五德终始”，它的基本依据是五行相生相克（胜）说。

在邹衍，五行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五种物质元素因其性质的不同而可以顺“行”和逆“行”，顺行为德之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逆行则为德之相克，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而“五德终始”主要是采用了相克的原则。邹衍认为，自从天地形成以来，历史的发展便是按照五行（德）相克的原则循环变化的。历史上的不同王朝各自都代表着五德中的某一德，它们按照五行相克的次序交替运转，这便是所谓“德运”。因为每一德都有其盛衰，所以每一朝代也都有其兴起和消亡的历史。如舜帝代表土德，被代表木德的夏所克；夏则被代表金德的商所克，商又被代表火德的周所克，而能克周的火德者必然是属于水德，如此循环交替。故不久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便自认为是属于水德。

“五德终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了任一历史朝代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它如同阴阳五行的盛衰一样必然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并必将为新生的反映德运要求的朝代所代替。但在阴阳家，某一德运到底是兴还是衰，则完全取决于天意，人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又使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命决定论联系了起来。

阴阳家和阴阳五行学说对秦汉以后的自然科学，对儒家、道家与道教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亦是汉代流行的谶纬迷信的重要思想来源，历代封建皇帝号称的“奉天（意）承（德）运”来统治国家和人民亦概出于此。虽然后来的中国哲学中不再有阴阳学派的独立地位，但各家各派的学者都注意从阴阳五行说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可以说，离开了阴阳五行则不成“学”，这至今仍有其重要意义。

3．“以小推大、以今推古”的方法论　邹衍“以小推大、以今推古”的方法论是他在说明自己的地理观时提出来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指出：“邹衍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日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他的方法论特点是“先验小物”，然后“推而大之”，“推而远之”，即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今推古，由有限到无限。这种思想方法是在一定经验基础上进行类推。由此，他提出了“大小九州”说。“大九州”指整个世界有九大州，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州，名曰赤县神州。“小九州”指中国国内有九个小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指出：“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在邹衍的时代，商业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既扩展了陆上交通，又扩展了海上交通，打破了中国即天下的局限观念，使人们在空间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邹衍所在的齐国不仅是当时的商业中心，也是一个最便于海上交通的地理区域，航海交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发现中国内地隔海的彼岸还有陆地存在。邹衍大九州的推论与今天认识到的地球上大陆板块被海洋围绕的实际基本相符，这说明他在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推论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二）杂家

《汉书·艺文志》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杂家是战国中后期糅合各学派思想归于统一的一个学派。这派思想家有“兼儒、墨，合名、法”，同时兼综道家及阴阳家的特点。代表著作有《管子》与《吕氏春秋》等。

1．《管子》一书的哲学思想　《管子》一书虽然《经言》诸篇与大、中、小三《匡》反映了管仲本人的思想，但其他篇章可看作主要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学者的论文集。其思想有的属于道家，有的属于法家，有的属于儒家，有的属于阴阳家，此外还保存了其他各家的资料。其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构成独立的学术体系，代表稷下道家黄老学派思想。这里只介绍这四篇的内容。

（1）“精气”是世界本原：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老子第一个提出了“道”为世界本原的思想，《管子》四篇的作者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认为“道”即是“气”，宇宙的本原是“精气”。《管子·内业》指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止矣。”“凡物之精，此（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这是说万物由精气结合化生，充满生机。五谷、列星、鬼神、圣人等都乃精气所生，精气所为。精气有时飞空，有时幽远，有时柔润如大海，有时挺拔如高山。这种精气无法用力去抑止，用声音去呼唤，却可以用德性安顿，用心意奉迎，万事万物的奥妙都在于精气的生成变化之中。这种精气也就是道，精气生万物，亦即道生万物，“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精气”与“道”都是客观的、物质的，“道”还有规律的涵义。

《管子·内业》篇还涉及到精气与养生的关系问题：“精气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这里强调了精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说明“精气”与当时的医学已有密切联系。

（2）“静因之道”的反映论：《管子》四篇改造了老子的“静观”、“玄览”的认识方法，而用“静因之道”的原则客观地认识事物。所谓“静因之道”指认识事物抛开主观愿望与成见，而以客观事物为依据。《管子·心术上》指出：“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

“静因”是认识事物的原则，内心虚静才能避免以主观代替客观，用想像代替事实。怎样才能达到虚静的境界呢？必须对认识的主体加强修养，即“治心”。《管子》四篇提出“以道治心”的修养方法，即用体“道”的虚静来修“心”，达到心的虚静，从而客观认识事物。

“虚”、“静”、“因”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心“虚”后则“静”，“静”后方“因”。做到这三者，就是贯彻“静因之道”的方法论原则。

2．《吕氏春秋》的哲学思想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为了实现思想的统一，秦国的吕不韦集门下食客广泛吸取了先秦诸子各家之长而编纂成此书。此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其哲学思想融合了道、儒、法、阴阳、兵、农等各家思想，涉及到宇宙观、本体论、认识论、政治观等诸多内容。

（1）精气本体论：《吕氏春秋》一书探究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它认为：“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有始》，以下只注篇名）。这是说天是有开始的，轻微者成天，重浊者为地。又进一步说：“太一出两仪，两仪生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太一出两仪”就是太一生出天地，之后生出万物，万物从阴阳变化而来。《吕氏春秋》认为“太一”即“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大乐》）。“太一”也就是精气。《吕氏春秋》吸取了《管子》的观点，指出“灵气”即“精气”。“太一”、“道”、精气”、“灵气”是一个东西，就是说“精气”为本，精气的运动变化生成天地，有天地后生出万物。在万物本原论问题上坚持了“精气”本原论。

《吕氏春秋》还认为精气集于某物，某物就产生了能量，具备了相应的功能。“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尽数》）精气集于万物转化为巨大的能量，产生相应的功能，有物质与功能相统一的思想内涵。

（2）“感而后知”的认识论：“感而后知”是说感官接触事物后才能认识事物，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事物千差万别，怎样感知事物呢？

第一，抓事物的外部特征，即“征表”。“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观表》）圣人也要认识事物的外部表征，外部表征是认识事物的切入点。

第二，熟悉事物。“精而熟之，鬼将告之。”全面熟悉事物，即使最神秘的道理也能揭示出来。特别是作战时，更要熟悉双方的全部。“故凡战必悉熟遍备，知彼知己，然后可也”（《察微》）。

第三，抓住事物变化的前兆。《察微》说：“治乱存亡，……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治乱存亡是十分复杂的大事，刚出现时就像秋毫那样微小，若能明察秋毫，大事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第四，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局限性。认识上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观上的好恶。“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西望者不见西墙，南北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去尤》）。人们看事物，往往被个人好恶所蒙蔽，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个方面，犯主观片面的错误。只有除去主观上好恶、美丑的偏见，才能准确地认识事物。

第五，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事物的现象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事物表面看来非常相似，实际上却不是，这就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吕氏春秋》的认识论强调“得一”的作用。《论人》说：“故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若能真正做到“得一”，就会对宇宙全部真理有一个宏观的总体把握。这种认识论，突出反映了先秦哲学重视“整合统一”的思想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