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在深入研究儒道两家经典与充分参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学、历史分析、比较研究与价值分析等方法，运用人生哲学、阐释学、文化心理学、政治学等研究成果，对孔子与庄子的生涯发展思想进行挖掘与解读。

（一）文献学的方法

首先是对文本的选定，如研究孔子的生涯发展思想，选取的文献版本为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研究庄子的生涯发展思想，选取的版本为郭庆藩先生的《庄子集释》、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等。

（二）历史分析的方法

首先必须把孔、庄的生涯发展思想放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特别要联系到当时的职业分层、各阶层的职业流动状况、政治官僚制度及文化背景等，找出中国人的职业倾向的官本位、拜金与享乐主义的产生与存在的历史原因。其次，对儒道两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做一纵向的梳理考察，分析生涯的线性发展模型与非线性的混沌发展模型的历史全程，以加强对儒道生涯发展思想的整体把握。

（三）比较研究的方法

对孔、庄的思想进行比较，才能发现儒道两家的生涯发展思想的异同，如比较发现：儒家对待个体所体现的核心是“教化”或“人化”与“化人”，个体规范化（Normalize）的过程，被合理而又正当地融入以主流文化为本体的主流社会，表现为生涯心理学的个别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而达成的“工作满意度”（Work satisfactions）。然而在道家看来，作为人伦礼乐的道德规则，不可能是天道对于人的生命的必然性要求，道的实质只是生命本身；个体的社会化在道家看来是对个体生命之自由的戕害，在本质上是人之生命的异化，其结果只能带来个体生命本真与自由的失落与丧失。因此道家认为个体的成长应彻底走向自然去人伪、反文反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现为生涯心理学的个别发展（Individual development）而达致的“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s）的重新建构。“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这对矛盾在个体的生涯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冲突与调试，在生涯周期的各个阶段达到基本的平衡：这就是笔者通过比较得出的儒道互补的新视阈。

（四）价值分析的方法

生涯发展思想研究的是个体如何对待其人生职业的问题，在如何对待人生这个问题上，儒道两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人生价值指向完全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孔子与庄子各自所追求的价值标准，这是把握两家生涯发展思想异同的钥匙。

二、概念界定

英文中的career当前译为中文的“生涯”。在英语文化环境中，career一词的演化是这样的：西方工业革命初期，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做工，当时的工作稳定性较差，专业性不高，在同一工作岗位的工作持续时间不长，这时称之为“work”或“job”；工业革命的发展伴随着工作性质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涯个体逐渐在某个工作活动领域固定下来，这时的工作称之为“occupation”，意味着占据某个工作职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及生产力的向前推进，如果生涯个体感受到某一职业工作是自己的命中注定，并从中体会到使命感，则可称之为“vocation”；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分工的高度精细化、自动化带来的各个行业的迅猛变革以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各类新职业不断涌现，淘汰了许多旧职业，职业的稳定性面临巨大挑战，这就要求个体拥有一种终身学习、积极应变、接受挑战的动态职业意识，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职业的概念演化到了“career”，即“生涯”。所以，在英语中，“生涯”一词career不同于work和occupation，强调的不是谋生手段和稳定占有，而是注重发展性；它不仅指某种工作或职业，而且包含了从选择专业开始的各种人生发展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庄子首先提出生涯这个概念，除了基本含义之外，还常与“生计”“立志”“命运”等概念所指相连通，但又不能画等号。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涯与生涯发展之含义，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

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体，个体的生涯发展是人生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必须搞清楚人生哲学与生涯发展思想的关系。贺麟先生认为，人生哲学就是“格人生之物，穷人生之理，批评错误的人生态度而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观”。^[12]赵吉惠先生认为人生哲学这个概念是现代的说法，在古代叫作“为人之道”或“处世之方”，其核心问题是“价值观念问题，人生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人生理想问题，是人生终极关切问题”。^[13]所以我们不妨给人生哲学下一定义，就是“对性命义理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人生观”。何谓生涯？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对生涯境遇最早最全面的理性思索。这种思索源于对“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的动乱社会现实的恐惧，进而意识到人作为微弱的个体存在与作为某一群体如国、天下的社会存在，以及作为某种目的的手段存在，甚至与道所代表的宇宙大化流行相冲突与矛盾，正是这些冲突与矛盾困扰着人的生涯全面展开。它们成为人之生涯难以逾越的矛盾，造就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三个方面的困境。我们今天讲的生涯就是从此而来的。“涯”者，界限、边际也。所谓“生有涯”，就是人生过程是有限的。所以“生涯”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人生的描述，但是这样的描述是代表消极意义的。所谓的消极意义，就是它告诉我们生命是有限的。二是“知无涯”。知者，职业、工作与生活的欲望也。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欲望是无穷尽的。这两层含义告诉我们：生涯个体的生命长度不能被生涯个体所决定，但生命的宽度可以被生涯个体拓展，“生命的宽度”就是生涯。“什么叫人生，注定就是你要用有限的人生过程，去追寻无限的心灵憧憬跟想望。”^[14]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涯呢？把西方人所讲的career对译为“生涯”，这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career一词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涯”一词是否一致呢？金树人先生说：“在西方人的概念中，使用‘生涯’一词就如同在马场上驰骋竞技，隐含有未知、冒险、克服困难的精神。一般说来，‘生涯’通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当名词用，有‘向上的职业流动’之意，表示某种行业可由基层循级而上……另一种是当形容词用，有‘职业稳定’之意，表示某种特定的就业状态……这两种用法意指‘持续性’或‘持久性’，对个人的前程发展而言，均有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意涵。”^[15]从金先生的考察来看，西方的career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个体未来的职业历程。那么把career对译成“生涯”，则“生涯”这一概念应该包含有“职业”之要素。《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涯”是这样释义的：“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生活。”又如冯大奎先生认为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16]。其实，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涯”与“生计”“生活的方式”“志业”“命运”等概念有相通之处，即都与未来的职业有关，但不能画等号。因此笔者认为，在“生涯发展”这个概念前不必加“职业”这个限定词，否则就显得比较累赘。

生涯具有以下四个特性：一是发展性。每个个体的生涯都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历程，也就是根据个人在不同阶段的企求而不断蜕变与成长；这些追求会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从而促进个体不断地成长。二是终身性。生涯是包括一个人就业前、就业中与退休后的整体经验与活动，概括了人一生中所拥有的各种职位、角色，即个人终身发展的历程。三是独特性。生涯是每个人根据个人的人生理想，为实现自我而逐渐开展的独特生命旅程，因此，不同的个体虽然其生涯历程类似，但是实质上却有所不同。四是综合性。生涯涵盖人生整体发展的各个层面，而非仅限于工作或职位。

生涯具有发展性，“生涯发展”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人在自我人生发展过程中，尝试去整合各种生活、学习、工作的经验，并且特别通过工作的认同来实践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生。其核心是一个人在其一生的历程中如何“安身”工作、承担各种社会角色和“立命”寻求与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包含着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如何谋生等方面的问题。

发展的概念大体上包含了三大层面的意思：一是时间概念，即人的生涯发展贯穿于人的一生，可分为生理和心理成长（Growth）、探索（Exploration）、建立（Establishment）、维持（Maintenance）、衰退（Decline）五个发展阶段；二是空间概念，即生涯发展的广度，包括个体一生中各阶段所扮演或同时兼具的角色，如儿童、学生、工作者、公民、父母、儿女、丈夫、妻子、朋友、休闲者等；三是深度概念，即一个人在扮演每一个角色时所投入的程度。

所以，“生涯发展”是研究“个体在生涯之终生发展历程中，根据心智成熟变化、社会角色义务的转换及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出不同的生涯抉择与心理认知，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包含各种生活角色、工作与政治活动的综合性社会生活方式”。^[17]生涯发展简单地说，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生涯历程”。可见生涯发展思想主要是以个体的职业为轴心而展开的人生历程，是由个人心理、社会、学习、教育、体能和机会因素等综合形成的个人终其一生的发展性生涯历程。不过，生涯不只是工作，还有生活，或者说生涯发展的内涵就是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古往今来，个体从事的职业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手段，有了职业选择才有个体的生涯发展规划思想，职业的分化与选择是生涯发展的前提。

（一）生涯发展与生计

在汉语中，生计的基本含义是维持生活的办法或方式，如《陈书·姚察传》：“（察）清洁自处，赀产每虚，或有劝营生计，笑而不答。”唐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诗：“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这里的生计之含义，指的是赖以维生的产业或职业，亦指维持生活的办法。近代文学大师胡适也讲：“大概百年来政治上的大乱，生计上的变化，私家乐部的销灭，也都与这种‘俗剧’的兴起大有密切关系。”^[18]综上所引，我们发现，中国的文人一般将“生涯”视为“生活”与“谋生之业”，中国人的生涯观不仅有时间性也有空间性。

然而中国人常把人生的富贵穷达、生死和一切遭遇归结为命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机械论认为宇宙初始时即因初始条件已确定，而相应的果自然就限定了，因此人一出生其命运实际上也是确定的。那么生涯之发展与命运在中国文化里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二）生涯发展与命运

“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注为“命者，天之令也”。“天”与“命”在中国古代常常结合为“天命”，用来表示上天的意志或命令。在先秦，儒家是相信命运的存在的，如孔子曾提出“义命分立”，他曾以恢复周礼为例，指出即使他再三努力要求诸侯尊重周礼，但受到客观时势的左右，他的使命终是无法完成的。反之，墨家和法家反对命运的存在，两者均认为人的贫与富、穷与达、幸福与否是靠其个人努力来决定的，天是没有决定命运的能力的。在老庄哲学中，“命”与“道”紧密相关。老子认为，天道是自然存在的，但常因自然宇宙环境变易，是不可预测的。人应该顺道而行，而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人的命运亦如是也。庄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生天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庄子·大宗师》）。庄子从万物生成的角度对于“命”做了规定。庄子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庄子·天地》）“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一句是说，事物在未形成形体之时，已经具备了阴阳的区别，而且阳变阴合流行其间，这就叫作命。因为“命”在万物未成形体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命”是一种事物先天具有的属性，命形成于混沌之中。“运”又是什么呢？台湾学者李亦园说：“运”乃是由两种“命”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的“命”与大环境的“命”如果相适配，作用在个人就是好运，如果不和谐，作用在个人就是歹运^[19]。同时，后天之命可以通过进修、学习等变量去改变先天之命。

中国人是最讲命运的一个民族，从古至今，发展了一套完整的排卦算命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事无巨细都以命运为说辞。中国源远流长的算命术认为：先天在命，无法自选先天命，但后天运在己，可自选行阴或行阳之运，即所谓的“三分先天命，七分后天修”。从生涯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命运哲学与生涯发展设计有相通之处。个人的“命”与大环境的“命”相适配，作用在个人就是好运，这正是生涯心理学所强调的人格特质与社会环境相匹配的“霍兰德生涯类型理论”；后天之命为“自造之命”，可以克服先天的“注定之命”，这正是生涯发展所讲的个体的生涯是可以主动塑造的，个体通过认知环境与自我，经科学的规划与设计，可以成为生涯的主导者与凝铸者。正如张世英先生所言：“一个人的命运是什么？我把它理解为个人所属的，同时又参与了的世界。因此，命运就不是按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个人完全无能为力的外在领域。形成我的命运的因素，既有自然方面的，包括地理环境、先天的禀赋等，也有人类的历史的方面，还有我个人的方面。……我个人参与了我的命运的塑造，我在命运面前不完全是被动的，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20]

（三）生涯发展与立志

“人无志不立”，所谓立志，是指设立自己未来方向的志愿。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指向培塑，《论语》中俯拾皆是，如众所周知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如“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礼记·乐记》）；孟子讲“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春秋左传·襄公》）；等等。

要了解立志与生涯的关联，得把“志”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去探源，也许会发现较为深邃的文化底蕴。从字形上看，志为“上士下心”的形声字，简单地说“士人之心是为志”，如“在心为志”（《诗经·关雎序》）；“志，意也”（《说文》）。意为志的本义，由“意”可以引申为“志向”。志在心中不可忘，又可引申为“记住”，如“一经目，辄志于心”（《新唐书·褚亮传》）。通过分析，似乎“志”为士人之专利，如“诗言志，歌永言”（《尚书·舜典》），诗与歌是士人特有的精神食粮。在古代，士人是四民之首，是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这种尊敬不是源于士人有文化笔墨知识，而在于他们有变为“官吏”^[21]的潜在可能性，如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取决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22]。这和儒家把四民分为“治人”的“士”与“治于人”的“农工商”两个阶层是分不开的，在孔孟那里，“治人”阶层是有德而居其位的“君子”，而“治于人”的群体则是“小人”。如孟子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有学者评论道：“做官几乎是中国每一个小孩的梦想，士大夫的宗教。”^[23]所以士人之志就是为官为吏。这就是儒家的“职业锚”。所谓职业锚，又称职业系留点。锚，是使船只停泊定位用的铁制器具。职业锚，实际就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是指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职业锚，也是自我意向的一个习得部分：个人进入早期工作情境后，由习得的实际工作经验所决定，与在经验中自省的动机、价值观、才干相符合，达到自我满足和补偿，由此形成一种稳定的职业定位。职业锚强调个人能力、动机和价值观三方面的相互作用与整合，是个体同工作环境互动作用的产物，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断调整的。

由士而仕必经立志始，立志是梦想，是对未来的憧憬。“学而优则仕”是士人的生涯目标，然而这个过程非得十年寒窗苦读、穷通经典不可，因而志向与毅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志向激励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难，坚韧的毅力促使志向的完美完成。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通读《论语》并考察孔子的一生，完全有理由认为“学”是理解孔子全部思想的总枢纽，是孔子生涯发展的“锚”之所在。孔子三岁丧父，孔母颜氏因为不容于夫家，于是领着年幼的孔子回到娘家，即尼山旁现在叫“颜母庄”的小村庄。娘家的生活也是贫苦的，后来母子二人又来到了当时鲁国的国都曲阜城边一个小胡同居住。经历世事艰辛磨砺的孔子在十四五岁或十六七岁时，应该有比较成熟的想法：立志——学而入仕，来改变命运。孔子后来两次奔走列国求职应聘，是为了恢复周礼，其中“志于学”是影响孔子生涯历程的重要因素。

（四）中国生涯发展思想的特色

在中国生涯发展思想史上，儒家是最早对个体之生涯历程进行比较科学的阐述的。如《礼记·曲礼上》记载：“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与《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所言“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随欲，不逾矩”，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孔子基本上是按每十年一期来划分其心理变化过程，或者说孔子是大约在每十年的一段时间内从此心理状态过渡到彼心理状态。从年龄与代际的时间现象学角度来看，任何人在任何时段或年岁，无时不在界限自身生命的划定和超越之中，人作为临界之物，无时不生活于年岁的标记之中。

孔子之后，一些儒者士人不愿卷入各种具体的纷争，宁愿选择贫居不仕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富贵爵禄没有什么欲望，甚至抱有鄙薄的心态；然而对个人的品性修养却抱有极高的期望，面对诸侯贵族没有半点钦羡与卑屈的心理。在战国前期，这些士人多来自儒家学派，到了战国中后期，他们与道家信徒及一些游士合流成为所谓的“人格派”——随性率真任自然，与风情俗世、社会热潮、政权架构、达官显贵保持距离，独善其身，超然物外，恬淡怡乐。他们的生涯发展思想独树一帜，其代表是庄子提出的生涯混沌发展模型，即非线性不确定性生涯发展思想，非线性不确定性是混沌理论的主要特征。

孔子的生涯发展思想主要特征是认为生涯个体对自己的生涯历程具有可操控、可预测性，生涯轨迹具有线性发展性；同时儒家重视处理个体对社会的融合，即对个体的“教化”或“人化”与“化人”。个体在规范化（Normalize）的过程中，被合理而又正当地融入以主流文化为本体的主流社会，这就是为何中国组织文化表现出的集体主义取向高的原因。同时儒家积极鼓励个体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这往往造成人为名累，身为物役。用现代术语来说，孔子生涯发展思想落脚于“工作”或者说“工作满意度”（Worksatisfactions）。用一个简单的线性规划方程来表示，为X＝T＋E^[24]，或者用Y＝F（X1，X2，X3，X4，…，Xn）^[25]。另外，深受儒家生涯思想影响的人们，这些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一旦成为社会的标准，往往会成为外在化、形式化的东西，从而不免流于人为做作，人的本真性反而湮没了，即人的自然本真之性渐渐走向异化。正如这个简单的线性方程模型所揭示的。

庄子却发现，个体的生涯发展受到诸如父母家庭、社会环境、性别年龄、宏观经济政治状况、文化地域背景、兴趣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任何一个初始条件的细微改变，都会导致个体生涯历程的巨大变动；所谓“命途多舛”就是其写照，这与庄子的经历由富贵而贫穷也是若合符节的。这与现代西方哲学家柏格森所说的“人是在时间绵延中存在着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真实的时间并不能分割为瞬间一样，人的真实性存在也是不可能被分解的。柏格森认为：“时间的每一瞬间都发生着飞跃与质变，我们永远也把握不住在下一个瞬间它会向哪个方向跃进，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而任何理性、知性都无法认识时间的真实存在……人的存在也是如此，可以预测的东西肯定是已经被包含在某些已知的经验或知识中了。我们所预测出的未来只是对已知的推论，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也就不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自然也就无法成为人的真实的存在状态的描述。”^[26]正如有学者评述道：“我们日常习惯上将人的生存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如少年、青年、老年等等，这只是用来满足人类理性认识的需要，就像物理学中通过t1、t2、t3等时间刻度来研究物体在某一时间的运动状态一样，人需要依据精确的时间阶段从外部研究、认识人的存在，但这种认识并不能达到人的存在的真谛。”^[27]因此庄子的混沌生涯发展思想认为，生涯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它是动态的、开放的，也是适应性的，是个体甚至人类自身的“分形”（Fractal）。用现代术语来说，庄子生涯发展思想的落脚点在于“生活”，生活的内容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因此庄子的混沌生涯发展思想可以用Y＝F[X1（t），X2（t），X3（t），X4（t），…，Xn（t）]^[28]这个非线性数学模型来揭示，这一数学语言十分贴切地体现了生涯发展的混沌性。这个模型说明：在随机性中蕴涵着规律和有序，当系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既不是完全确定的，又不是完全随机的形态时，我们现在称它处于“混沌态”。

儒、道两家在生涯发展思想方面的分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来看，表现为“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分野。“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是生涯个体安身立命的两种生存方式。从广义上来看，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与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互为表里。从生涯发展思想的角度看，工作是生涯维持的外在物质体现，价值集中体现为“实用的效率”；生活是生涯幸福快乐的生理要求与质量体现，价值集中体现为“自由的心情”。从中西方文化比较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美国完全走向了价值的两端。美国文明受到实用主义哲学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哲学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效率”与“心情”的关系犹如德国作家海·伯尔写的千字小说《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其大意是：在地中海一个风景如画的海滨，一位美国游客四处取景拍照，而一名渔夫却慵懒地在沙滩眯着眼睛晒太阳。游客兴奋之余，问渔夫为什么偷懒而不出海打鱼？渔夫说他已经打到两条鱼了。游客奇怪，问为什么不多打些呢，赚钱以后可以买一艘豪华游艇，然后躺在上面享受春日的妩媚阳光。渔夫奇怪地说，我刚才不就是在享受舒适的惬意吗？是你把我吵醒了。这篇千字小说表明：在欧洲，为生计而工作的劳作不是生活，劳作以外个人支配的时间才是生活。儒道两家的“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这种在价值上的分野，犹如当今的欧洲与美国的价值分野。

其实，这种分野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儒家也好，美国也罢，都不是完全工作而不享受生活；道家也好，欧洲也罢，也不是完全去享受生活而不工作，而是他们对工作与生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工作和生活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稳定快乐的生活可以促进更加成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