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发展思想研究述评

生涯发展思想产生于现代西方的工业社会之初，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引进生涯发展理论以来，“生涯发展”或“生涯规划”已成为社会各界耳熟能详的高频词。然而学术界在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基本是囫囵吞枣，没有做最基本的中国化之改造。鉴于此，有学者对生涯发展理论的本土性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仅限于一般阐述，没有多少哲学思辨与学术价值。现以这些论文发表的时间序列进行评述。

一、中国学者对生涯发展本土性研究的初步探索

生涯发展的本土性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冯大奎先生的《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探微》^[29]。冯先生在文中指出：其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其处世有三大法宝，一是“守正”，二是“中孚”，三是“和”；其二，儒家的生涯发展思想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正名，二为顺应天命；其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应正确对待释家的出世与入世。冯先生以中国文化的源头《周易》为起点，以儒释道之传统文化为纵线，提出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理论体系、技术手段，促进人的职业发展。冯先生所提出的这个要求与其论文阐述的内容相差甚远。

生涯发展本土性研究的另一篇论文是洪云、吴沙两位青年学者的《生涯观的儒家文化本位思想研究》^[30]。这篇论文以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人生哲学和伦理学为核心，详细阐述了儒家学说的生涯意义即人性、生涯探索的知己知彼、生涯发展能力的六艺、生涯发展的六阶段与任务，以及生涯规划历程的五阶段，并指出了生涯观儒家文化本位思想研究纵横两个视角的发展方向。

二、以文化的“本体底蕴”为基础的生涯发展的探索

笔者自读博士始，试图研究中国本土性的生涯发展思想理论，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先秦轴心时期的诸子时代，与今天颇有几分相似。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儒生或士人的出路就业问题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笔者对此展开研究，先后写了系列论文，如《孔子生涯发展思想初探》^[31]、《先秦生涯发展思想论纲——以孔子、庄子为例》^[32]、《中国梦文化视阈下的庄子生涯混沌思想初探》^[33]、《儒道互补研究的新视阈——孔子与庄子的生涯发展模型比较》^[34]。笔者试图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入手，考察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笔者倾向认为文化是一种“本体底蕴”，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同时也被文化所影响和型塑。因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各种看问题的角度，任何人在开始思想、实践行为之时，都肯定会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局限，然后影响到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行为处事的结果。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培塑、对中国人人格的塑造中，作用最大的当是儒道两家。儒、道两家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是因为人性是多面性的，中国传统把多面性简化为两面性，这两面性通过儒、道两家传递下来，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性。这种人性的直接体现就是中国人的生涯发展思想之特征。在诸子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士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理想，必定要游说诸侯以谋得差事，自我宣传以博得声名。社会各阶层的流通管道也是比较畅通的。当时，诸侯争霸，战争不断，社会极为不安定，士人之间求仕的竞争也非常激烈；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士人的生涯最佳出路在哪里，应是当时士人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儒家认为通过线性的规划大致可以预知生涯发展的轨迹，而道家认为这个世界是“混沌”的自然状态。儒家孔子从“工作满意度”的角度出发建构了生涯发展的“线性发展模型”，而庄子则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出发建构了“混沌生涯发展模型”。儒道两家的模型在个体的生涯发展规划方面是互补的。

儒、道两家在终极意义上都承认世界的不可知性，他们宣称这个存在于世界中的生涯个体都有自己的秩序即命运的安排，并任由人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命运选择，从而担负起自己的人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