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阶层的最初划分
在先秦，将平民职业分为四类，即“士、农、工、商”。最早典出《国语·齐语》之管子“四民分业定居”论。在《管子》中是这样记录的：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管子的“四民”是基于最初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职业分层，即所谓的“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后来的儒家延续这一职业分层思路，其典型的表述为：“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与“民”对举的另一社会阶层是“官”。官者，“吏事君也”“以宀覆之，则治众之意也”[1]。可见，官为有官职的社会管理者；民者“无爵位之称也”[2]。所以从政治身份来看，人可以划分为“官民”两类，从职业身份这个维度来看，“人”大致可以分为“官、士、农、工、商”五类。
二、职业阶层流动的官本位与金本位价值取向的形成
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大变革引致社会大流动。由农上升为士、由士而仕的身份流动管道已打开。《管子》与《国语》等篇中曾记载，“农”之秀者可以上升为“士”，如“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管子·小匡》）。到了春秋晚期，士农（庶）的界限已经很难完全区分了，农庶的上升并不尽由于战功，如《吕氏春秋·尊师》中记载由学术而仕进者比较多见。另外，在政争中失败的贵族如范氏、中行氏沦落为士、庶，这在当时亦并不鲜见。孔孟认为职业分层的等级之间是可以流动的，这种流动即“选贤举能”，社会底层向上层的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结构的巩固与合理。
与管子从经济分工角度的“四民分业定居”所不同的是，儒家则重点强调“四民”之等级划分，并拔高“士”这个知识阶层的特殊身份，与“农”“工”“商”之“民”在身份地位上存有尊卑贵贱之别；且对“四民”在伦理义务上的职分有所界定与固化。同时儒家强调“农贵商贱”的思想主张，各国统治者都奖励耕战，这主要是对当时政治秩序模式的价值支撑，以维护其国家社会稳定。因此先秦的职业定位倾向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在农贵商贱的职业结构面前，“民”的自由空间很小，其创造力也很难发展。
“士”这个阶层通过自己的才智，有充分的可能性上升为社会的管理阶层。“学而优则仕”，“仕，学也”，士人的生涯选择的价值追求首先是为官。[3]所以在孔、孟、荀这里，对“士民”的生涯发展首要关注的是“士”这个阶层。“士”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因社会分化而不断复杂化的身份符号，士的就业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4]所以士人的职业选择表现的职业观特征就是“官本位”主义。士人步入社会，“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理想，依赖于统治者的供养，士人的衣食住行必须要通过与统治者进行交换，即获得官爵才能实现。正如韩非所讲：“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故曰：自恃无恃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买卖的价格高低决定士人的俸禄多寡，这成为判断士人人生价值高低的依据，因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官本位意识深藏于这个经济因素之中，是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一种‘习性’”[5]。
“农、工、商”这三个阶层被儒家称之为“小人”。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同时也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小人”的算计比“志于道”的隐者不为金钱所累的豁达更为实际，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这些都说明“小人”的择业动机表现出来的职业观特征，是世俗功利机制驱动下的“金本位”主义。其实无论是小人还是王侯将相巨卿，莫不为功利所奔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