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学”阶段

人无志不立。“十有五志于学”，是孔子最终成为圣人、到七十岁时能做到“从心随欲，不逾矩”的首要原因。凡是有所成就之人，立志是一个必要条件，对人生有重要的意义。诚如熊十力先生所言：“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犹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2]孔子十五岁时的志向是什么？是“学”——孔子的职业锚^[3]（Careeranchors）。所谓职业锚，又称职业系留点。锚，是使船只停泊定位用的铁制器具；职业锚，实际就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是指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职业锚，也是自我意向的一个习得部分：个人进入早期工作情境后，由习得的实际工作经验所决定，与在经验中自省的动机、价值观、才干相符合，达到自我满足和补偿，由此形成一种稳定的职业定位。职业锚强调个人能力、动机和价值观三方面的相互作用与整合，是个人同工作环境互动作用的产物，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断调整的。

一、“学”的含义

通读《论语》并考察孔子的一生，完全有理由认为“学”是理解孔子全部思想的总枢纽，是孔子生涯发展的“锚”之所在。《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台南大学周群振教授说：“本章列《论语》首篇之首章，义旨精神，诚足以涵盖全书综和之思形义理也不遗。大抵为孔子晚年自省生命历程之所成就，而以昭示并启迪门人者。自外观之，若有三事；揭其内蕴，实系整体一贯之展露，动发之机，则尽在‘学而时习之’一语之为因。”^[4]可见“学”在孔子思想中处于何等重要之地位了。那么，“学”是简单的学习吗？比如钱穆先生对“志于学”的解读：“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子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的宗旨。”^[5]很显然，钱先生把志于学的“学”解为学习之意。又如杨伯峻先生对“志于学”解为“有志于学问”^[6]。再如李泽厚先生把“志于学”解读为“十五岁下决心学习”^[7]。这些名家都把“志于学”之“学”解为学习或学问。笔者以为，把“学”单纯解读为学习或学问并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孔子之“学”的含义。窃以为，要了解孔子的哲学思想及人生轨迹，全在这一“学”字上下功夫。其实“学”在这里的确首先有“学问或学习”之意，其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等；其次有“由士入仕”为官之意；再次还有“行”“思”“习”及“事”的含义；最后还有教化之意，如《尚书》中有“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尚书·说命下》）。“敩”（xiào），教化之意也。但“学”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主要的是还是“仕”，即为官的含义。那么，学与仕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查《说文解字》，“仕，学也。”段注：“训仕为入官，此今义也。古义宦训仕，仕训学。故《毛诗·传》五言‘士，事也。’而《文王有声传》亦言：‘仕、事也。’是仕与士皆事其事之谓。学者，觉悟也。事其事则日就于觉悟也。若《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公冶长篇》：‘子使漆雕开仕。’注云：‘仕，仕手朝也。’以仕学分出处起于此时矣。”^[8]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孔子时期，仕与学的用法已开始有了区分，但还是可以互训的。

又如《礼记·学记》篇记载：“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这段话大意是说：大学开学之时，学生们要穿上皮弁服，用苹藻等物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对先圣先师的崇敬，以使学生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读书要为国家服务（即为官）的道理。凡学习，若学为官，则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学为士，则教以士应有的志向。由此可知，早在先秦时期，“学”的价值取向首先是为官，其次才是为“士”，所以有古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何？因为学而优则仕。所以，笔者以为孔子“十有五志于学”就是以志于做官并治理天下为己任，使天下“有道”。这一解读是符合孔子生涯发展历程的。

孔子曾言：“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朱子注：“言由少贱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尔，非以圣而无不通也。”^[9]孔子三岁丧父，孔母颜氏因为不容于夫家，于是领着年幼的孔子回到娘家，即尼山旁现在叫“颜母庄”的小村庄；娘家的生活也是贫苦的，后来母子二人又来到了当时鲁国的国都曲阜城边一个小胡同居住。这条小胡同有两个石阙，在春秋时期，街道通称为“里”，所以孔子母子居住的地方叫阙里，就是现在孔庙里东面的崇圣祠前，诗礼堂后的孔宅故井旁边；当时只有三间房子，简陋而清苦。要养家糊口、要活命，则必须做事以资养家。李零教授说：“青年时代孔子很坎坷，干过很多社会底层的工作，如看仓库，喂牲口。”^[10]故朱子说：“由少贱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尔。”人穷志不短，自古一也，孔子更是如此。经历世事艰辛磨砺的孔子在十四五岁或十六七岁时，应该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立志——学而入仕，来改变命运。孔子自主的“少也贱”，是理解他的志向——为学为官的关键。

二、“志于学”的原因

著名的生涯结构取向^[11]理论家安妮·罗伊（Roe）强调：“对早期童年经验和个人需要的理解，并且依据对个人需要可能充分满足的程度来看待职业。”^[12]同时罗伊认为：“个体继承了一种遗传倾向，使其以特定的方式释放能量。这种释放心理能量的先天方式，加上各种童年经历，铸就了个体满足其需要的基本类型。这些类型对于生涯行为有着特定的、重要的影响。”^[13]我们可以想象，出身于家道中落、家境贫寒的孔子，少年时期最迫切的动机或需要是什么？我想当然是富与贵。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结合孔子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孔子此时的最主要想法是通过学习各种知识，以应聘于王侯，通过为仕的途径来改变人生境况，只有在政治上获得权力，才能复周礼以使“天下有道”。正如李零先生所讲，“读书做官是孔夫子的理想和遗产。”^[14]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载，也可以得到旁证：“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当时孔子因母亲去世正在服丧，他从小好礼，当然知道三年之丧礼的仪则，而“季氏飨士，孔子与往”，可见当时的孔子是多么想侧身王侯，以展示其政治抱负。太史公没记载孔子退去后的心情，但能想象得到，自尊心强的孔子所感受到的屈辱和挫折感一定是十分强烈的。孔子是高度自尊的，当自尊受到伤害时，个体对自我概念的实现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正如科曼所研究证明的“高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职业选择来实现其自我概念”^[15]。我们今天似乎还能看到那个年轻人离去时的郁郁寡欢的背影和那背影所折射出的世态炎凉。也许在这时，一粒微小的种子就在他心间发芽了，他要参与到这个主流社会中来——这是决定孔子十有五志于学而入仕为官、三十而立于礼的支配性动机。正如罗伊分析的那样：“高层次的需要，例如马斯洛需要层次中的自我实现需要，如果极少得到满足，会完全消失。而低层次需要，如果极少得到满足，将成为支配性动机，将成为主导需要，阻止其他高层次需要的出现。”^[16]孔氏祖上曾是贵族，至他这一辈已穷困潦倒沦为士人，或更确切地说应是庶人。李零教授说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查三代，是鲁国武士，本人是鲁国布衣，出身卑贱，血统高贵。”^[17]先祖的荣耀与现实的贫困形成巨大反差，于是立志谋求官职、侧身贵族就成为孔子的支配性动机，只有入仕一途为其生涯选择之上上选。这一方面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复周礼、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光宗耀祖，这就是孔子当时实际的想法。正如孔子所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当时士的流动性很大，也给孔子提供了入仕的机会。恰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18]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子一生中何以“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两次周游列国求仕、找工作的漫长经历了。其实孔子也是普通人，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孔子是普通人，有说有笑，有情有欲，也发脾气，也干蠢事，也有缺点错误，并不像后儒注疏中所塑造的那样道貌岸然，一丝不苟，十全十美，毫无瑕疵。”^[19]笔者在这里也是试图“还原”（Reconstruction）历史中真实的孔子，还原他是如何找工作求职应聘的，而非“神化了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