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阶段

“三十而立”，立在礼上，“而立”易，践行难。三十岁左右的人一定要有所立之人生目标，目标是人生导航，能够建立个体的心灵自信。

一、“立”的标准与内容

社会是客观的，它对人的评价并不因三十岁、四十岁的差异而变更。所以，循社会的足迹，可能在一定的历史周期内，会存在三十而立，四十再立，五十又立的生存轨迹，却不再深究不惑之年有无必要；但从生涯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在三十岁左右，进入成年期，此时血气方刚，在前期的探索与学习基础上，对未来的生涯将进行选择性的决策规划。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生涯探索是连续性、同时性的，外在的立于社会与内在的评判选择标准就形成了一种紧张与痛苦。舒伯的生涯彩虹图清晰地表明，成人期是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种内外标准形成的张力，也正如萨拉森与考登的研究所描述的那样：“生涯选择的过程主要遇到的是年龄这个因素，因为人们选择时心怀期望，这个选择会决定人生剩余时间将怎样度过……个体在某一个领域内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如果这个职业是它第二、第三甚至更后的选择，这对个体而言十分糟糕，因为这极大地冲击了个体自我价值感。”^[20]我想，这也正是孔子的所立与所惑的真正原因所在吧。

孔子曾为“立”做过解释：“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立”是学道有所得而适道，即实践道；在践行道的过程中积累信心与经验，使自己可以有所安身立命。正如刘烈先生所言：“‘立’在心理、社会上的意思应是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一般，如《楚辞·离骚》中说的‘恐修名之不立’的‘立’，即自我的建立，它包括了自我的人格、自尊、立于社会之中、列于众人之中。”^[21]不过，综观孔子的思想，笔者以为孔子所立为“立于礼”也。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对自己儿子鲤的教育中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孔子自十五岁志于学而入仕为官治理天下起，经历十五年的学习思考，对社会的认识应该能达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在孔子看来，欲治理天下，使天下归于和谐有秩序，就要“复周礼”。除了明确“立于礼”的政治主张外，“而立”还有立于专业特长之意：以一技之长做很多事情；同时“而立”还有立于社会信任之意：人到三十，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学习做事，人们对他产生了信任。

二、如何践行“立”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探究过夏、商、周代因革的历史，得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周因于殷礼，所损益”（《论语·为政》）的结论。他非常崇拜周公的政治，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美化周公“甚矣吾衰矣，吾久不梦见周公”“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的政治社会理想是西周初百年的兴盛，以周公为代表的“圣人”之治。孔子将历史中的战争、流血、帝国式的统一、家天下的统治、民族大流亡的手段抽象掉，使人只见到天下歌舞升平。孔子从未对西周的历史有所昭示、有所质疑，周初的一切成了一言以蔽之的“仁”。

在孔子看来，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是“秩序出了问题”，病因为“犯上作乱”，而当时的墨子则认为社会的动乱绝非是“秩序的崩溃”，秩序本身才是“万恶之源”。所以孔子认为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以“周礼”为准则，正定名分，即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越位，不僭礼。孔子之“正名”思想主要目的无外乎两点，一是要恢复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二是为了减轻百姓的痛苦，而非挽救奴隶制。怎样实现“正名”呢？孔子认为不能单靠政治手段，在“政”“刑”之外必须借助“德”“礼”，而且把“德”“礼”视为首要的统治手段，即“德主刑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就犹如北极星受众星拱卫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孔子是希望用“法先王、行德治”的方法，使当时动乱的社会恢复稳定，人民所受的痛苦得以减轻。

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个人内心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行。我们知道，周朝维系社会稳定的三根支柱是封建制度（政治/国家形态）、礼乐制度（文化/心理/等级制度：三六九等）及宗法制（社会制度）。在孔子时代，封建与礼乐制度已崩坏，只有宗法制还维系着，这正是孔子的希望所在——“亲亲之爱”，即作为人就要有孝与悌：孝即敬爱父母，这是纵向之爱；悌即友爱兄弟，这是横向之爱，二者合起来即“仁爱”。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这一现象源于当时孔子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理想——以仁爱齐家即可治国。所以“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孔子从各种不同角度对“仁”进行解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把“能近取譬”和“忠恕之道”都当作是“为仁之方”。他要求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在积极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对统治者相互之间的要求。进而推广到被统治阶级，他主张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那就是“仁”的极致，甚至可以称之为“圣”了。因此，孔子认为从政者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主张“爱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人民大众受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社会中，孔子提出“爱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毕竟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降重民重人的思潮。

孔于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是在于“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的意思，是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一切非礼的视、听、言、动都必须加以克制，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统治阶级的所谓恩惠而消解其反抗的斗志。所以孔子倡导的“仁”学，是以调整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由此而形成的伦理政治，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