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天命”阶段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随“四十而不惑”而来的。孔子“三十而立”立于礼，“四十不惑”于周道的价值观的建立，直接影响孔子的生涯发展价值取向。在这些价值观建立之前，是不可能直接与“天命”发生“知”与“不知”的问题。从四十岁到五十岁这一阶段，孔子基本上是在鲁讲学授徒，不为鲁君所用。考孔子年谱，四十七岁至五十岁，孔子主修诗书礼乐，同时“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正如何新先生所言：“孔子晚年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作《易传》。《易》以变通为道。孔子本年学术政治思想，乃入一新境界。”^[26]所以孔子在修诗、书、礼、乐及学《易》的过程中，提出“知天命”的思想，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知天命的阶段，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天地境界了（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为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达到天地境界的人，不仅能尽人伦人职，而且能尽天伦天职，即能事天、乐天。

一、“知天命”是自我安慰

孔子所谓的“天命”^[27]，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命运。如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句话中，子夏只不过是把“命”“天”单独拿出来讲而已，实际上表达的就是“天命”之意。“天命”即今天所讲的命运，因为命运里包含着很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一个人的行为和这种行为的结果往往并不一致。正如《史记》记载的一段话那样：“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28]人世间这种行为与结果的矛盾，使人们对各自的命运都难以把握，于是就把自己一生遭遇的富贵贫贱或命运多舛归结为人们无法捉摸的上天与命运。孔子一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给后人留下了不遗余力的进取精神，然而事实上他却到处碰壁；他的弟子中，品德最高尚的颜回英年早逝（年仅40岁），深受孔子所爱的冉耕却得了恶疾（据说是得了麻风病而死），没有犯罪的公冶长却坐了牢（孔子认为他很无辜，所以把女儿嫁给他），等等。这一切所历见的事实，都证明个人的德行与个人的际遇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为什么会如此呢？就算是今天的我们，也很难找到理性的答案。所以孔子在无可奈何时，多次用“天命”的说辞来进行自我安慰。所以余秋雨先生说：“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29]不过孔子并不真正相信天命，否则他就不会在生涯发展的历程中孜孜以求了。这表明，在孔子这里，“天命”已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通过生活经验与经历的累积来认识与体验的对象。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诠释“天命”时则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正是沿着思孟学派“率性修道”和“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最终将外在的命内化为人之性，消解了命的异己性，这是儒学超越理论的最大特色与最大成功^[30]。这里，儒学并没有否定“命”之必然性，而是在理学中给予了一定理性的解释，判定这是个人之生涯在源头处的偶然性和生存过程中的一次不可逆性的表现。由于这种必然性，并非宿命也非既定“安排”的展现，而是生命和生活的自主、自由的一次创造性生涯过程，于是在“人事尽处便是命”这个命题里，把“命”消解在生涯的社会实践中了，“命”就是人生实践本身。所以，将“命运”融入生涯的实践中，以自觉的生涯实践为命运的实现，也是儒家生活中没有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的终极关怀对象的主要观念因素。这是儒学回应命运之必然的一个最积极主动的态度，也是儒家文化最主要的一个标识，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本质的区别。

在先秦，诸子基本都讲天论命。孟子讲：“仁，天之尊爵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还明确指出作为善德价值根据的天命，是和人力相对的不受人的意志干扰的客观必然性，即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庄子也大讲特讲“命”，如“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庄子·天地》），又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秋水》），等等。

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都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未经过我们本人的同意，就稀里糊涂地来了。生活于一定的家庭、社会、文化中，都有所谓的既成事实之感，基于出身意义上的富贵贫贱，我们个人是无力改变的，社会的复杂性、文化的特殊性，我们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似乎生老病死都是预定的。孔子自认为他的文与道必定有存在的价值，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夺去，但大道之行与不行，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所以生涯发展理论认为要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首先要认识自己与社会，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两个相互制约的命题。从个体自身来看，“应该”做的事很多，但有很大部分由于社会的限制使自己“不能够”；社会“能够”让个体做的事也很多，但很大部分限于自己的状况而“不应该”。这两者的交汇处，便是“天命”。孔子的“知天命”是由“惑天命”而来的，孔子的惑天命是；为何自己看不到天命，而天命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身上却可以看到。他不知道看不到天命也是天命，从不知到知天命，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所以在儒家看来，“知天命”是最高的认识或精神境界，正如崔大华先生所言：“‘知天命’，是在体认和践行仁义礼智的德行中实现的；或者说，就是这些道德实践本身。”^[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