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涯发展的儒道平衡与互补

儒家的生涯发展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治国之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治国理民平天下，这便是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儒家的着重点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工作与伦理关系，只关心公域中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分配性规范，并试图把这种规范当作最为重要的准则加以终极价值化。所以儒家对待个体所体现的核心是“教化”或“人化”与“化人”，个体规范化（Normalize）的过程，被合理而又正当地融入以主流文化为本体的主流社会，表现为生涯心理的个别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而达成的“工作满意度”（Work satisfactions）^[1]。“工作满意度”是生涯个体根据自己选择的工作样式，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段时期工作状况的总体性主观认知评估，是衡量某一社会群体人们工作质量的重要参数。从组织的角度看，生涯个体工作满意度的高低，不仅是影响组织业绩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生涯个体生涯发展路径的重要因素。生涯个体的流动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高度依存的反向联系。如生涯个体拥有高度的工作满意度，那么生涯个体就能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

道家的生涯发展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生涯个体内心平静自然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道家认为只要世间万物各自顺应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唯此就能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道家的生涯发展目标似乎可以概括为：以免祸保全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道家之士或隐于泉林，或匿于闹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因为个体的社会化在道家看来，是对个体生命之自由的戕害，在本质上是人之生命的异化，其结果只能带来个体生命本真与自由的失落与丧失；因此道家认为个体的成长应彻底走向自然去人伪、反文去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现为生涯心理的个别发展（Individual development）而达致的“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s）^[2]的重新建构。“生活满意度”是生涯个体根据自己选择的生活样式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段时期生活状况的总体性主观认知评估，是衡量某一社会群体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儒道人格文化心理特征类似于弗洛伊德人格心理的“超我”（Superego）与“本我”（Id）之划分。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超我”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遵循“道德原则”；它是从儿童早期体验的奖赏和惩罚的内化模式中产生的，即根据父母的价值观，儿童的某些行为因受到奖赏而得到促进，而另一些行为却因被惩罚而受到阻止。这些奖赏和惩罚的经验逐渐被儿童内化，当自我控制取代了环境和父母的控制时，就可以说“超我”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和非组织性的结构，它是人出生时人格的唯一成分，也是建立人格的基础。“本我”过程是无意识的，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是人格中模糊而不可即的部分，我们对它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只要当一个人有冲动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本我”在起作用。例如，一个人出于冲动将石块扔进他人窗户，或惹是生非，或挑衅斗殴，这时，他就处于“本我”的控制之中。“本我”是非道德的，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者，为人的整个心理活动提供能量，强烈地要求得到发泄的机会。“本我”遵循着“唯乐原则”工作，即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弗洛伊德说：“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3]由于“超我”永无止境地追求完美，所以它同“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它经常批评“本我”谴责“自我”。“自我”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它不仅必须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物，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所寻找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价值观。弗洛伊德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的，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被破坏，就会产生精神病，危及人格的发展。

我们可以借鉴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研究成果，把类似于“超我”人格心理的特征命名为“儒式人格模型”，即中国人人格中顺应社会文化要求、追求高度的社会化、遵守社会准则和规范、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性，注重事业成功名誉、好学、追求对现实生活的适应的特征。把类似于“本我”人格心理的特征命名为“道式人格模型”，即指中国人人格中张扬个性、自然无为、反叛传统价值，追求个人利益，追求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反文去智的自由自在的幸福快乐生活的特征。“儒式人格模型”和“道式人格模型”在中国人的人格中既是相互矛盾，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矛盾斗争运动推动人格逐步走向成熟，使人同时达到社会成就和自我独立性的保存。但“儒式人格模型”和“道式人格模型”并不是等量齐观、均衡发展的。中国人从幼小到成年，是“道式人格模型”处于主导地位而“儒式人格模型”逐渐发展；从成年到中年的末期，则是“儒式人格模型”逐渐发展而居于主导地位，而“道式人格模型”逐步受压制。到了老年，“道式人格模型”又逐渐占主导地位，直到最后达到儒道平衡的境界。当然，儒道平衡的状态在中国人的一生中是极罕见的，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中国人的人格模式总是在“道——儒——道——儒道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循环发展，这符合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中国人的这种人格模式的动态平衡发展，其基础是个体的生涯发展轨迹所决定的。

“儒式人格模型”和“道式人格模型”在认知系统中形成一些指导人行为的指令，称为“儒式人格指令”和“道式人格指令”，两者分别由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濡化而成。这些指令在个体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一些短期的观念，有时候又表现为一种刚强的信念。它们大多属于前意识或意识层面，在口头语中有所表现，如“儒式人格指令”有“好好学”“别丢脸”“加油”“力争上游”等；“道式人格指令”有“想开点”“算了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今朝有酒今朝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