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涯发展的“儒式人格指令”

现代社会里的人们对人生意义的丧失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危机，越来越集中地表现在个体的生涯发展各阶段之中，如职业倦怠正成为当下人们的高频词。在回应个体生涯之意义时，儒家文化的“儒式人格指令”在个体生涯发展的前、中期阶段，都表现出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的生涯发展历程的大部分时间中，社会都鼓励人们使用“儒式人格指令”。相应的，中国人在生涯发展历程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格中“儒式人格指令”都占主导地位，在认知系统中，存在过多的儒家式的信念和价值判断标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便为好面子，好学上进，对权威的奴性认同，对性的避讳，对他人生活的干涉，理想主义，重视社会评价，人际交往中自我界限不明等。与此同时，如果生涯个体在使用“儒式人格指令”来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即便他内心很痛苦，周围的人也不会把他认定为重型精神病的，而他的“道式人格指令”相对受抑制，只有在应激时才提到意识层面运用。适当的儒道体系失衡是生涯个体成就和保证健康身份的前提，但过度失衡之后便容易形成一定的心理调节平衡能力丧失，可能被判定为“心理障碍”。

个体生涯发展的“儒式人格指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以仁为本，为政以德

“仁”是孔子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是一种博爱精神。仁的实践途径是“恕”，其方式有二，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倡导的“仁”，目的在于希望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

儒家对生涯个体在家庭或公共生活中要求施行“仁政”，实行“德治”。“政”者，“事”也。儒家主张生涯个体在为人处事方面处处以德为标准来考量行为的善恶。孔子认为；“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个人品德方面，他主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又区分为“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论语·颜渊》）。儒家的君子人格模型以“仁德”为核心，往往流于形式化，给人戴上沉重的面具与枷锁。儒学总与伪善主义联系在一起，典型的表述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言行不一致，相互脱节的“言与行的二元人格分裂”，在李德顺先生看来，原因之一就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某种隐性的缺陷。诚如赵林先生所言：“中国人既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深重的‘罪孽意识’。历史上最邪恶的小人和最正直的君子都同出自于儒家思想的熏陶。善良的动机孕育着邪恶的效果，道德的形式掩盖着不道德的内容，这就是缺乏信仰基础的中国儒家伦理规范的最深刻的悲剧所在！”^[4]

二、以礼为准，以义为绳，律己修身

儒家重视“礼”。在孔子时代，“礼”既指周代之礼，也泛指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的秩序。孔子一生都向往西周时期的礼治社会：尊卑有等、贵贱有序、长幼有亲、男女有别的社会，他一再声称自己“吾从周”（《论语·八佾》），以重建周礼为己任。他认为春秋时代之所以出现社会纷争与“礼崩乐坏”的局面，是源于物欲横流与名分紊乱。为了纠正时弊，他提出“为国以礼”的主张，希望各级贵族与士民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人人要明白自己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控制自己的“欲念”，言行不超出“名分”规定的“度量”范围。孔子的礼治思想不仅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秩序，也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他把礼作为生涯个体立身处世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要求人们能“立于礼”（《论语·泰伯》）、“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同时孔子还要求生涯个体做到“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通过“三戒”使生涯个体得以“正其身”。

怎样从价值判断方面如何来确定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礼”的规范、“仁”的精神，孔子提出必须以“义”作为价值准绳，即以“义”为立身之本。如“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君子义为上”（《论语·阳货》）。孔子很少言利，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欲求利。他知道追求富贵是人的天性，只不过要取之有道。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一个人“放于利而行，多怨”（《大学·儒行》），即一个人只知道考虑一己之利，必定会招致很多怨恨。

孔子把礼作为生涯个体的一种日常行为规范，在为人处事之时要求每个个体循礼律己、以身作则，做到“宁俭”“宁戚”，时刻“克己复礼”，就会达到“正其身”。“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从政者也好，个体为人处事也好，首先必须要端正自身；如此，别人才会真心服从，为人处事或从政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三、刚毅进取，自强不息

儒家生涯发展思想求进取、讲现实的特点，体现为儒家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如《周易》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几千年来始终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境界，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石。儒家的进取精神和现实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追求的是道德的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我们知道，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仁”，如何接近仁呢？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孔子的“仁”是刚强，是一种积极向上、刚毅进取的精神，君子在治学、立身处世及事业的奋斗中，都要靠这种刚毅的精神勇猛精进。孔子这样向弟子表述自己的志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鄙视那种不求进取的人生态度，对这样的人批评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如果无所事事，只知道饱食终日，行尸走肉般地浪费大好时光，实在是枉为人生一世。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时光有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告诫我们：要珍惜时光，要在有限的生涯发展历程中积极进取，充分体现自己的生涯价值。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还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意思是说：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也要与狂者、狷者相交往。狂者敢作敢为、勇猛精进而又自命不凡，而狷者较为传统保守，不会去做不仁不义之事，要在交往中吸取他们的优秀品格。所以孔子主张在个体的生涯发展历程中要常进不退，正如在谈到颜回之死时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孔子的悲叹也正反映了他对积极进取的刚毅精神之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