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地都根源于“道”，由此它们也就没有价值上的优劣，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庄子提出“物无贵贱”的论断，认为站在“道”的高度来观照万物，万物虽有千差万别但并无贵贱高下之分，应主张平等地看待和包容一切。由此引申出道家平等、博大、宽容的自然精神。“以道观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审视一切。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成为道家处世哲学的重要内容。
一、对“时”与“命”的超越
然而，庄子发现，任何生涯个体都有穷达贫富，其根源于“时命”。“时命”是怎么回事呢？庄子认为生涯个体的穷达贫富与否根源于“时”，而且每一个生涯个体处于何种政治地位也与“时”紧密相连：“覆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庄子·外物》）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生涯个体的地位也不具有恒常性，即所谓的“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庄子·秋水》）。影响生涯个体生涯发展的因素不仅仅限于“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命”。庄子曾借孔子之口指出“命”对于生涯个体的重要性：“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庄子·秋水》）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庄子·人间世》）“命”是一个超越任何生涯个体知行之域的神秘力量，所谓“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贪富与否取决于“命”，通达与否受制于“时”，在庄子看来，生涯个体的生涯发展总是受既定的“时”与“命”的影响，往往不可截然分开，即特定场域与必然之势的统一，正如杨国荣先生所说：“它既表现为‘命向‘时的渗’’入，也可视为‘时’之中体现‘命’。”[5]事实上，庄子把“时”与“命”合称为“时命”：“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当然生涯个体的生涯发展虽受制于“时命”，但并不意味着生涯个体对自身的生涯发展完全无能为力，而是自觉地选择与穷达相应的“存身之道”，其理想人格就是从容处理应对各种人生艰难险阻，“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庄子·秋水》）。正如庄子所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庄子·大宗师》）
人生在世，生涯个体的千差万别的“时命”与道的超越差异与殊相如何结合，这是庄子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庄子是通过对“材与不材”这个问题的讨论来回答的。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庄子·山木》）
庄子在这里所提倡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即在有为与无为之间求取中道，同时庄子更进一步提出“与时俱化”与“无肯专为”的处世方式。“与时俱化”，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境场域特点，选择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于生涯个体而言就是选择适应性的生涯发展；“无肯专为”则意指生涯个体超越单一与固定的生涯发展模式，根据变化的生活加以权变。与此同时，庄子还提出要“与时消息”。庄子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庄子·盗跖》）“与时消息”，在肯定生涯发展应当适时变通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了如何调整与变通。庄子认为，只有懂得变通，才能达到圆融。因时而变并不意味着远离普遍之道，正所谓“独成而意，与道徘徊”。由此不难看到，人的存在过程既无法疏离道，又需要因“时”而做出权变与选择。这正是庄子的混沌生涯观的应有之意。
二、道“指令”的精神境界
至于道家容易引起争议的“不争”“不言”“无为”等主张，并非是消极悲观的出世态度，而是强调不乱争、不胡言、不妄为，告诫人们因循自然规律做事情，从而取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这体现出谦让不争同时又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人生修养上，就是道家提出的“知足常乐”“少私寡欲”。以上这些就是道家的“道式人格指令”。在个体的生涯发展过程中，为了消解儒家的“儒式人格指令”，“道式人格指令”把人从“工作”拉回“生活”。“工作”与“生活”是古往今来生涯个体的两种生命历程。“道式人格指令”集中体现了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譬如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老子·五十九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不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这是道家站在重自然的立场上对人生的反思，体现了道家重视生命、淡泊名利的精神。
道家生涯哲学主要表现为重视精神境界，提倡个体的逍遥自由。按照庄子的说法，做人应当追求自由、放达、逍遥的理想人生境界，同时在生涯发展过程中要有“与时俱化”“与时消息”的权变精神。这就要求生涯个体尽量做到莫与人争，无肯专为，少私寡欲，洁身自好，返璞归真，即老子所说的慈、俭、不争：“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庄子更是洞达人生哲理，提倡“逍遥游”，也就是人的精神要尽可能地自由自在，不受外界名物引诱，待人处事要保持适度，做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养生主》）。
道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的人生哲学相比较，在思想表现形式上似乎不如儒家那样现实、积极，但是在精神追求上显得自然、自由、洒脱。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反对人为地损害生命，重视人的生命权，反对战争等滥杀无辜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与儒家迥异的生命观。道家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超然于外物，心灵超脱形体的局限，将获得充分的自由，于静定中体悟自己的自然本性，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
【注释】
[1]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满意度，通常是指生涯个体在组织内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对工作本身及其有关方面（包括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工作方式、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有良性感受的心理状态。比较流行和广泛使用的是美国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公司Monster提出的六条价值标准：成功、独立、认同、支持、工作条件、人际关系。
[2]Shin和Johnson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生活满意度可以分为两种，一般生活满意度是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特殊生活满意度是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如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小区满意度等。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来自三个领域，即心理健康的研究、生活质量的研究和老年学的研究。参见Shin DC、Johnson D.M.：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78，Vo1.5），P475—492.
[3][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5页。
[4]赵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5]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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