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智慧的礼俗

上文从多个角度阐释梁漱溟礼俗观的丰富内涵，显示出他的乡村建设有很实际的入手路径。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就儒家礼俗生命力的发挥谈两个启 示。

第一个启示，在理论层面上，儒家礼俗生命力的发挥要求礼俗儒学、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共同发展。

如果说梁漱溟的哲学有一个心性儒学（或生命儒学）的维度，因为早期的他曾经受到王阳明心学、生命哲学与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那么，根据上文的分析，他的哲学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维度，即礼俗儒学的维度。梁漱溟认为，根据当时中国乡村社会和生活世界的情况，礼俗儒学与心性儒学必须共同发展，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梁漱溟的新儒学与牟宗三等人的新儒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来，后者偏重于心性儒学和儒家的即内在即超越的精神，前者则在心性儒学的基础上，思索重建礼俗儒学的可能性，凸显了儒家礼俗的现代意义。

现在有学者认为，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向。政治儒学包含了礼俗儒学的内容。^[120]我们倾向于把礼俗儒学与政治儒学分开来，把礼俗儒学看作是阐释日常生活礼俗与伦理生活世界的儒学，把政治儒学看作是阐释儒家民主之可能性的儒学，这样，心性儒学构成了礼俗儒学与政治儒学的理论基础，而礼俗儒学与政治儒学则构成了心性儒学展开的两翼。从理论上看，儒家礼俗的生命力的发挥不仅依赖于礼俗儒学，而且依赖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发展。

第二个启示，在实践层面上，儒家礼俗生命力的发挥要求我们激发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梁漱溟的礼俗观可以用来回应当前关于儒学的现代命运的争论。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观点是“游魂说”。有学者认为，由于儒学与传统制度的联系发生了断裂，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成为游荡的孤魂。“游魂说”假设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儒学的生命力依赖于社会制度，“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传统儒学并无自己的制度或组织，而是以一切社会制度为托身之所”^[121]。随着科举制度、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废除，儒学失去了社会制度的依托，于是儒学自然成为无所依傍的“游 魂”。

从梁漱溟的礼俗观的视角看，上述理论前提是需要讨论的。如果我们宽泛地理解制度，把礼俗也视为制度的一部分，那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科举制度和君主制度的崩溃，儒家的礼俗世界并没有被完全废止，儒家礼俗仍然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发挥着大小不等的作用，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因为儒家的礼俗精神是渗入中国人血液的东西。“礼之一物，非宗教、非政治；亦宗教、亦政治，为中国所特有；居其文化之最重要部分。”^[122]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并不是“游魂”，至少还有儒家的礼俗支撑着。或者说，尽管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儒学消亡了，但是礼俗意义上的儒学还有其生命力。

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作为规范的礼俗（礼俗规范）和作为精神的礼俗（礼俗精神）两个概念。两者在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命运是不同的：儒家礼俗规范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被淘汰了，有些被更新了，礼俗精神在这种变化中愈加遭到遮蔽。因此，我们应该担忧的不是君主政治制度的废黜，而是礼俗世界遭受到的破坏与礼俗“共同体”生命力的遮蔽。“可是尽管破坏，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123]对于梁漱溟来说，不使儒学成为“游魂”，要紧的是重建儒家的礼俗规范世界，使礼俗精神显现出来。他对礼俗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贞定、对礼俗内涵的重新解释、对乡约的改造和对讲学传统的复兴等都可算是这种努力。

精神层面的儒家礼俗包含着生活的智慧，这个说法从另一个层面批评了“游魂说”。“游魂说”指出，儒学在当代越来越成为学者的“论说”或话语（Discourse）。^[124]另一位学者进一步指出在儒学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学术研究之路。“把它（指儒学——引者注）的全副价值关怀均转入全力发展精神科学、人文研究的方向上去，亦即把其价值关怀寄托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去。今日儒者的命运也只有一条路，即韦伯所谓‘以学术为天职’。”^[125]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是需要分析的。一方面，儒学沦为学者的话语是一个事实。在学术会议上和在大学校园里，儒学成为知识分子的谈资，成为学术论文和著作的热门话题。儒学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其影响力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它似乎已经不太可能再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也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尤其是沉潜在礼俗世界中的儒学，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个人修养的“学问”。它的生命力不一定出现在学者的论著中，但它却潜藏在人们的为人处世之中，隐含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之 中。

作为生活智慧的儒学不一定适合成为课题研究的对象，但它却是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处境的一部分。积淀在礼俗中的儒家生活智慧，常常是不自觉地留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要发挥儒家礼俗的生命力，需要使每个人自觉到这一点，唤醒每一个人的文化自觉。梁漱溟说：“礼俗本来随时在变的，其能行之如此久远者，盖自有其根据于人心，非任何一种势力所能维持。”^[126]人心的觉悟是礼俗生命力开显的有力支撑，因此，儒家礼俗生命力的发挥有待于每一个人的生活智慧的显现，祛除蒙在其上的遮蔽物。

借助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说法，我们更愿意把内蕴于儒家礼俗的精神视为“心魂”而非“游魂”。儒家礼俗“乃是一股精神心魂的表达，当这一股‘待访’的心魂有一天遇上与它有关联的而又愿意接受它的主体的时候，它随时可以自它的质料外壳兔脱而出，进而被唤醒而作出新的影响”^[127]。儒家礼俗的生命力在于它可以不断地以其心魂去点燃后来的领受者的生命之火。

【注释】

[1]本章部分内容请参见拙文《儒家礼俗的现代生命力》，《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

[2]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4]《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5]参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9页。

[6]《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7]参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8]《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9页。

[9]《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10]《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11]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见张岱年、敏泽主编：《回读百年》第2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12]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3]《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14]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页。

[15]《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99页。

[16]《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17]《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18]参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9页。

[19]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2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21]《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22]《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23]《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24]参见杜维明等：《文明对话与当代学术的发展》，见蔡德麟、景海峰主编：《文明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25]《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

[26]［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2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1页。

[29]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30]参见杜维明：《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见蔡德麟、景海峰主编：《文明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31]［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5页。

[32]《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

[33]《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1页。

[34]牟宗三：《人文讲习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3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页。

[36]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页。

[37]张寿安：《以礼代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38]《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5、743页。

[39]《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8页。

[40]《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1页。

[4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42]《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43]《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33页。

[44]［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5]《 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

[46]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9—220页。

[4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萧公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

[48]［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49]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页。

[5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51]《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52]《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322页。

[53]《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54]《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页。

[55]《朱子文集》卷七十四。

[56]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57]《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58]［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59]《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页。

[6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页。

[61]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5—396页。

[62]《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8页。

[63]［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6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65]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66]参见王冠军：《回忆抗战前的山东乡村建设》和万永光：《梁漱溟先生及其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活动》，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0页。

[67]《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

[68]《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

[69]《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页。

[70]《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页。

[71]参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182页。

[72]《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1页。

[73]［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74]《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9页。

[75]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76]于长茂：《沉痛悼念梁漱溟先生》，见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77]［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78]《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

[79]《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195页。

[80]《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81]《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页。

[82]《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页。

[83]《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

[84]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0页。

[85]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86]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93页。

[87]《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

[88]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89]《寄会中诸友》，《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

[90]《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91]《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92]《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93]康有为：《大同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94]《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2页。另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95]参见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96]［德］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97]［德］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98]［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99]《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10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4页。

[101]《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页。

[102]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103]《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页。

[104]《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105]马秋帆、熊明安主编：《晏阳初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106]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07]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08]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09]《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

[11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

[111]《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

[112]《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9页。

[113]《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71页。

[11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2页。

[11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页。

[116]［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117]参见耿巨吾、宋一平：《邹平实验县第二乡乡学》，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118]［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119]卢资平：《忆邹平实验县第十二乡乡学》，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120]关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解说可参见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0页。

[121]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122]《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123]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29页。

[124]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25]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3页。

[126]《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12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