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习惯

如前所述，儒家民主是中国政治的未来前景。儒家民主的内容涉及义务与权利的关系、贤者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对此上文已有讨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推进儒家民主的建设？或者说，从什么地方入手更有利于加强儒家民主的建设？梁漱溟的回答是：儒家民主的推进有赖于政治文化的建设，尤其是政治习惯的培养。政治文化大致包括政治思维方式、政治习惯、政治处事风格、政治活动的文化背景等内容，政治习惯是其中基本的内容。按梁漱溟之见，新政治习惯的培养是儒家民主实践的入手之处。通过这种培养，儒家民主被引入生活世界，成为政治生活世界的内容，而不再停留于理论层面或政治技术、治理术层面。由此可见，强调政治习惯在政治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是梁漱溟儒家民主观的特色之一。

政治习惯概念的关键词之一是习惯。梁漱溟对习惯有专门的界定。他在1923—1924年间讲述“孔家思想史”，其中讲到何谓气质和习惯的话题，他说：“凡似乎是先天而为固定的方向，统名之曰气质。外如家庭、学校、社会之薰习，个人之习癖，凡后天得的一切东西都是习惯。”^[84]在晚年的《人心与人生》中，他进一步明确习惯的含义：“我说的习惯正是把个人的学习和社会的陶铸统括在这里一起来说它。”“任何习惯都必待身体实践而后得以落实巩固。”^[85]这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习惯是后天习得的；第二，习惯是相对固定的，对人而言是非常熟悉、习以为常的东西；第三，习惯落实或表现在现实生活中，而非驻留于精神之域。政治习惯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世界中的惯常做法或传统。

在社会制度与习惯的关系上，梁漱溟认为社会制度以习惯为基础。他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1928年4月）里讲到：“其实社会所真正循由者，系习惯而非法令，有其习惯而无其法令，于其事实之产生无所不足；无其习惯而徒有其法令，辄望有其事实产生，固断断不可得也。”^[86]按此论述，习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法令重要。拿政治制度和政治习惯来说，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背后有一套人生态度、政治习惯在支撑着。不仅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且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形成也是以习惯为基础的。习惯一词的英文是habit，它与habitation（居住）有共同的词干，两者在词义上有接近之处。这说明，当人们拥有某种习惯的时候，也就是居住在这种习惯之中，习惯成为人们生活的家园。正如黑尔德所说：“人类行为能够在固定习惯中扎根安家。”^[87]梁漱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之看一个人，就是一团习惯；一个社会（不论是中国社会，意大利的社会乃至于其他的社会）什么都没有，亦不过是一团习惯而已。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88]用习惯来解释个人和社会的本质，无疑把习惯拔高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样的思路也许可以称为习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的习惯主义渗透到了政治生活世界的重整过程中。

梁漱溟早年对中国的政治出路问题深感烦闷，信奉过立宪论和革命论，一度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很倾心。他 说：

我从前是非常之信佩西洋近代政治制度，认为西洋政治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其作用是非常巧妙的。我彼时总是梦想着如何而可以使西洋政治制度到中国来实现，从十五岁起一直到二十余岁都是如此，所谓“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者是也。^[89]

现实政治运动的一次次失败不断刺激他，后来他终于觉悟到西方近代政治制度背后的人生态度、政治习惯和中国的民族精神不合。“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西方政制在我国并没有其相当的政治习惯，全然为无根之物。”^[90]梁漱溟认为，中国在本质上缺乏政治。政治处理的是公共事务，中国的王道理想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的事务，减少政治处理事务的范围，崇尚政简刑清。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是消极无为的政治，梁漱溟称之为“没有政治的政治”^[91]。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是无根基的。

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需要我们培养出与民族精神相符的政治习惯来。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梁漱溟把新政治习惯的培养与乡村建设连接在一起，“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已想到‘乡村自治’问题。此中过程颇明显，因为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即团体生活之习惯……要培养团体生活，须从小范围着手，即从乡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入手，亦即是由近处小处短距离处做起”^[92]。他不仅把乡村看作整顿礼俗生活世界的场所，而且看作培育新政治习惯、整肃政治生活世界的场所。也就是说，乡村建设的一个任务是在政治生活中培育新的政治习惯。

儒家民主是贤者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实践这种结合的关键环节在于新政治习惯的培养。新政治习惯既要符合中国的民族精神，又要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具体地看，梁漱溟所说的新政治习惯包含什么内容？在1934年1月5日的讲演中，他概括出两条：一指成员对于团体公共事务要有注意力，也即关心团体的利益与发展方向；二指团体成员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力，也即要对团体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付诸实践。^[93]

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有另一种概括，认为新政治习惯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组织能力；二是纪律习惯；三是团体与个人之间的互相尊重。^[94]此处所谓的组织能力指个人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团体成员的能力。成为称职的团体成员，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能力，包括前面提到的注意力和活动力。纪律习惯的养成在于维持团体秩序或公共秩序。组织能力的锻炼与纪律习惯的培养是对个人的要求，使个人更好地参与团体事务，这体现了个人对团体的尊重。新政治习惯还有另一面，即团体对个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看，在消极方面，尊重表现为团体在某些方面不妨碍、不干涉个人的自由行为；在积极方面，尊重表现为团体对个人的帮助和指导。对个人事务的不妨碍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对个人的帮助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其间的分际如何把握需要人们在实践中摸索，不是法律条文可以明晰规定的。^[95]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一旦习惯形成了，人们自然知道如何把握分寸。

梁漱溟从新政治习惯入手来谈中国儒家民主政治的建设，这种习惯主义的思路是有所见的。托克维尔（Charles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坦言，美国人的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对民主制度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96]尤其是在制度的草创时期，新政治习惯的培养有助于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新制度之运用实有资于新习惯。”^[97]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习惯成型之后，它的负面作用也会逐渐显现出来。当人们的行为受习惯支配的时候，也是人心昏失的时候。因此，梁漱溟说，“气质习惯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东西，走对的路时也还是靠它，但不要为它所支配”^[98]，人们的行为既要依靠习惯，又不要过分受习惯的约束。

按照梁漱溟的设想，在乡村建设中逐渐培养新的政治习惯，培育新的政治文化，为儒家民主的未来实现准备相应的条件。根据童世骏的研究，哈贝马斯理解的政治文化可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界定：“这种政治文化是‘政治的’，所以它可以成为这种越来越多文化的社会中的政治认同的基础；它是一种‘文化’，所以它可以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能够培育一种‘以公共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简单地讲，它是一种作为公民对政治活动之参与的结果而形成起来的文化。”^[99]这样的政治文化对于梁漱溟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一个奋斗的目标。一个切近的途径是培养新的政治习惯。总的来说，梁漱溟关于新政治习惯的看法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思想，它不仅鼓励人们探索适合中国民族精神的政治道路，探索与儒家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培育之路，而且开启儒家政治生活世界，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共享的空 间。

【注释】

[1]《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页。

[2]《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3]《徐复观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4]《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5]参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15页；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Sor-hoon Tan，Confucian Democracy： A Deweyan Reconstruction，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p. 201。

[6]参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41页。

[7]［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8]《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

[9]参见胡适：《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见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326页。

[10]《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11]《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

[12]《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13]［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梁漱溟的引用可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311、565—566页；《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页。

[14]［美］杜威：《哲学之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52页。

[15]《杜威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16]《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页。

[17]《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页。

[18]《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

[19]［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20]《 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0页。

[21]《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页。

[22]参见［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10页。

[23]参见Sor-hoon Tan，Confucian Democracy: A Deweyan Reconstruction，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p. 201。

[24]［德］列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25]参见John Dewey，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The Middle Works，1899—1924，Volume 11，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3，pp.212—213。

[26]《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27]《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28]《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29]本节部分内容请参见顾红亮、刘晓虹：《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26页。

[30]参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31]《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32]《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33]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9页。

[34]《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

[35]《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

[36]《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37]《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38]［英］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39]《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6页。

[40]［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页。

[41]［英］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42]参见拙著《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8页。

[43]《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44]《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45]［德］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2—233页。

[46]《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1页。

[47]［德］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48]［德］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49]参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50]《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51]《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另参见［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张师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52]《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53]《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

[54]《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7页。

[5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53页。

[56]［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5—106页。

[57]《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58]《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388页。

[59]《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

[60]《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6—677页。

[6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62]参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63]《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7页。

[64]《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293页。

[65]《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7页。

[66]《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67]《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5页。

[68]参见王峻明：《简述邹平实验县第十三乡乡学》，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

[69]［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0页。

[70]《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71]《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72]《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3]参见《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74]《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页。

[75]《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76]《徐复观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77]《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4—1025页。

[78]《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79]《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2页。

[8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页。

[81]参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82]《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83]《杜威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84]《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2页。

[85]《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7、668页。

[86]《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6页。

[87]［德］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1页。

[88]《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89]《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90]《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91]《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92]《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93]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94]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

[95]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

[96]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0页。

[97]《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98]《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3页。

[99]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