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以易别”的社会思想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墨家区别于其他各家的标志。墨子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等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他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唯有“兼相爱”才能消除天下之乱，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不得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兼爱上》）

儒墨两家都讲“爱”，但却有着原则的不同。儒家讲“爱”，是以“亲亲有杀、尊贤有等”为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爱”首先是对自己亲人的“爱”，然后才会扩展到对周围的人、对天下的人。在墨子看来，这种“爱”是分别有等的，是一种“别爱”。所谓“别”，即偏爱、自私。各自从偏爱出发，亏人以遂其私，所以产生了“交相恶”。在墨子看来，“别爱”说必“生天下之大害”（《兼爱下》），拯救的办法就是“兼以易别”，以“兼爱”替代“别爱”。他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慧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墨子的“兼相爱”根源于下层劳动者之间真诚相爱的纯朴道德观念，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身份等级的贵贱悬殊，普遍地、平等地互助相爱。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之说形成了鲜明对照。

从“兼爱”观点出发，墨子主张“兼”，反对“别”。他号召人们互帮互助，“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以便鳏寡老人“有所侍养”，幼弱孤童“有所放依”（《兼爱下》）。他把合乎兼爱原则的君叫作“兼君”，合乎兼爱原则的士叫作“兼士”，与此相反的君和士，则是“别君”、“别士”。“别君”、“别士”是不合乎义的，是墨子所反对的。

墨子倡导“兼爱”，以“兼爱”为善，其依据和目的就是“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他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互惠互助的原则推广为天下普遍的原则，希望建立起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公平正义的合理社会。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单纯地设想从道德观念的转化上去解决问题，脱离了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墨子提倡“兼爱”，主要是针对当时攻伐不断的社会现实。因此，在宣扬“兼爱”的同时，他还主张“非攻”。春秋战国时代，国家之间和各国贵族内部不断发动攻伐兼并的战争。墨子从小生产者的立场认为那些攻伐兼并的战争都是不义而加以反对。他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然而，“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在墨子看来，无义的攻伐是“夺民之利，废民之利”。因为战争一旦发动，春天会荒废农民的耕种，秋天会荒废农民的收获。只要荒废一季，“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攻中》）。交战的结果，是双方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和伤亡，因而在道德上是最大的不义。在他看来，只要遵循“兼以易别”的原则，就可以做到天下彼此一家，天下人就能够彼此相爱，战争也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了。

但是，墨子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他根据战争性质的不同将其区分为“攻”和“诛”。“攻”是讨伐无罪之国，是不符合道义的战争；“诛”是讨伐有罪之国，是顺天应人的战争。墨子主张“非攻”，反对的是“攻”，而不是“诛”。“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力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非攻下》）

墨子的“非攻”表明了他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但是墨子的“非攻”，不是宣传“弭兵”，也不是宣传“非战主义”。他坚决主张防御战争，抵抗外国的入侵。他曾研究筑城和防守的各种武器、方法，留下一部防御战的兵书——《备城门》十一篇。

为了实现“兼以易别“的社会政治理想，墨子还提出了“尚贤”、“尚同”作为保证。贤，一般是就人的才德而言的。怎样的人才是墨子所认为的贤者呢？墨子在《尚贤上》中说：“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所谓德行之“厚”，就是指要达到“义”的要求，也就是能爱人利人，爱利百姓。所谓“博乎道术”，就是指能通晓治理的道理和方法，并且有胜任其事的才能。墨子提出这样的“贤”的标准，目的是为了实现建立贤人政治的愿望。在他看来，国家的富或贫，人民的众或寡，天下的治或乱都取决于是否贤者在位。“义人在上，天下必治”（《非命上》）。“尚贤者，政之本。”（《尚贤上》）“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天子既立，乃选择贤者，设立三公，封建诸侯。诸侯选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大夫与乡里之长，形成统一的政制。

尚同，则是在“尚贤”的基础上求得全社会思想舆论一致的措施，是墨子假托古人而提出的一种主张。尚同，亦作“上同”，意思是人们的思想都要统一于他们的长官，下级要统一于上级，以此统一思想舆论。“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总之，一切都得俯首听命于这个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天子，即所谓“尚同”，才能“天下大治”。但是“尚同”如果离开“尚贤”这一前提，就会成为不问是非好恶的思想专制，所以墨子十分强调建立一种贤人政治，认为只有确立了这一前提，才可能使思想舆论的统一有正确的方向，即才能统一到“中(符合)国家百姓之利”这一目标上来。